《语言》一文的启示：节约原则对于语言的发展至关重要

斯密在这篇早期论文中关于语言得以发展的论述大致描绘了几个主要特征，他后来关于诸多重大人类社会制度（包括道德和市场）的讨论都具有这些特征。语言这一有秩序的系统自发产生于个别使用者的需要，在时间的长河中随着使用者不断变化的需要而发生变化。不但特定的词语及其用法是自发产生的，而且就连词语和用法的诸规则亦复如此。虽然从个体层面看，人们的需要和处境总是处于变动之中，但是从经验层面看，语言的使用者之间总是有足够多的连续性用以回应人们关于稳定性的要求，并因此足以发展出通常能够被接受和被遵守的针对语言之使用的诸规则以及诸公约。此外，这些规则不是由其他人，而正是由使用者自己来实施的，违反语言规则而遭致的惩罚呈现出的多样性也取决于本人针对当前的个例以及个例的处境而作出的诸判断。

此外，如果读者们在这篇文章里发现了“某个后来或许会成为斯密最有力的论证”的一些早期暗示，那么他们的这一发现也是合理的，我们将把这个论证称为“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证”：个别人在试图满足自己的本己愿望之际也倾向于按照同样有利于其他人的方式去行动——即使他们并不认识因此也并不特别关心这些人，他们这样做也并非刻意为之。

最后，人们在《语言》一文中还会发现一个“斯密想要利用少数几个原则去解释尽可能多的东西的”早期例子，我建议称之为“节约原则（Parsimony Principle）”（PP）。[19]“节约原则”几乎贯穿了斯密的所有著作。当斯密认为我们“让彼此知晓对方需求”这种愿望激发了语言的创造和发展的时候，我们在《语言》一文中看到了“节约原则”。当斯密依靠一个单一原则（即所有人都强烈地“渴望达成情感的相互同情”）来解释绝大部分道德现象的时候，我们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看到了“节约原则”。当斯密认为成熟的商业经济体中的几个要素源自我们天然“倾向于同其他人以物易物、物物交易和交换物品”[20]这种品性的时候，我们在《国富论》一书中看到了“节约原则”。当斯密认为想要“改善自身状况”这种愿望——这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一刻放弃过”[21]——可以用来解释我们大多数经济行为的时候，我们也在《国富论》一书中看到了“节约原则”。

此外，我们在斯密的另一篇论文中也看到了“节约原则”，此即《天文学史》。《天文学史》在斯密去世5年后发表，编入《哲学文集》一卷中，由斯密的朋友、他的遗著保管人约瑟夫·布莱克和詹姆斯·赫顿整理出版。虽然这篇论文在斯密去世后才得以发表，但是斯密在去世前几十年就有可能已经着手写作，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1746年，在那段时间里，斯密打算把这篇论文作为一部大部头著作的其中一章，（用布莱克和赫顿的话来说）这部著作“阐明了把自由科学和优雅艺术连接在一起的那一段历史”[22]。[23]

《天文学史》想要阐明驱使着“哲学家们”[24]去发问的原因以及驱使着“哲学家们”去为他们正在观察的事物寻求解释的原因。如同斯密在论文中解释的那样，他认为能否应用“节约原则”来解决问题是判断一位哲学家是否称职的标志之一。对斯密来说，这一点被集中表现在艾萨克·牛顿（1643—1727）身上。斯密写道，“哲学是去研究‘把自然连接起来的那些原理’的科学”[25]。恰如斯密解释的那样，牛顿只用了几个简单的运动规则以及一条引力原理就把此前的哲学家们那些各不相同的观察和原理综合起来了。

因此，当艾萨克·牛顿爵士发现他能够用一个如此常见的连接性原理（亦即引力原理）把行星的各种运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原理把人类的想象力迄今为止想要去处理这些运动时遭遇到的所有困难统统排除了），他那超人一等的天才和远见卓识就促成了哲学上最令人欢欣鼓舞、（我们现在还可以说）最伟大和最令人钦佩的进展。[26](www.xing528.com)

斯密认为，在无法理解或解释什么样隐而不显的原因把彼此不同的事件连接在一起之际，我们就会感到极不舒服；相反，“当我们观察到不同的对象之间有某种相似性之际，我们的内心就会欢快异常”。[27]斯密认为，用一条单一原理能够去解释的不相干领域或不相干观察或不相干现象的数量大大增加之际，欢快的程度就会得到大大提高。因此，对于牛顿，斯密不吝溢美之辞：牛顿的“引力原理”能够解释一切这个事实深深打动了斯密，斯密赋予了这个原理一个至高无上的称谓，即“迄今为止哲学上最伟大和最令人钦佩的进展”[28]。

因此，在斯密以及其他苏格兰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的眼中，“节约原则”在他们自己和牛顿那里搭建了一座通往“某个新的、进步的和独特的现代科学世界观”的桥梁。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后简称《原理》）一书中，牛顿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万有引力理论，他以令人震惊的方式成功地证明了“引力”所产生的各种效果。但是引力好像是某种“隔开了一段距离的作用力”——也就是说，两个事物没有任何接触之际，一个事物才能影响另一个事物——许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或者认为至少还需要作出进一步解释。对某些人来说，牛顿在描述引力的效果之际并没有确切地说引力是什么，这使得他的说法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因此，对这些人来说，牛顿的说法听起来似乎根本没有真正去描述过原因，而只是描述了原因所造成的结果。虽然牛顿能够描述行星的运动，但是，只要他没有对引力是什么，以及引力如何发挥作用作出解释，那么他就会给人们造成这样的印象：引力是通过某些有魔力的（因此是不可思议的）力量来运作的。牛顿针对这一指责的著名回应出现在《原理》的第二版中，亦即“我不做假设”（hypotheses non fingo）。[29]换句话说，除了去描述他能够观察得到的东西（限于由引力造成的效果），牛顿对于思索“引力”的固有性质这种事情毫无兴趣。

如果牛顿的某些同辈认为这是他著作中的一个缺陷，那么斯密则把这个缺陷称颂为其著作中最伟大的美德之一。实际上，对形而上学持怀疑立场并转而乞灵于可以被观察到的各种规律这一做法将成为在“这个时期的诸多苏格兰思想家”之间作出区分的标志性特征之一，从这种做法中得出方法论的那一部分人今天被称为苏格兰历史学派。在处理任何自然哲学或道德哲学的问题时，该学派会建议研究者不要从第一哲学或者形而上学的原理起步，而是首先去考察一下相关的历史，去查看过去的观察、过去的实验、过去的数据，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推断出一般的模式或规律。如果你谈论的话题中根本没有，或者鲜有历史依据，而只是去“猜测历史”，那么用杜格尔德·斯图尔特那句令人难忘的话来说就是，“假如我们无法追踪造成一个事件的那个过程，那么对我们来说通常比较重要的是有能力揭示出这个事件是怎样由自然原因造成的”[30]。虽然这种对历史空白的具有想象特征的填补行为也会导致猜测，但是18世纪的苏格兰人总是在任何地方尽可能地避免使用先天的演绎或者形而上学式的猜测。

对于历史以及对于从经验观察中推导出来的诸原理的特殊偏好也同样贯穿了斯密的大部分著作。对他颇有吸引力的“节约原则”指的是天才身上的那种能力——这些天才有能力去发现或构造出一个规则或一套规则来描述范围宏大的被观察到的现象。对斯密来说，用来描述现象的规则越少就越好。不过，重要的是去观察现象并想象出一个原因把各种现象联系起来。因此，他以一种极富挑衅意味的看法给《天文学史》作结，“我们一直努力把所有哲学体系描述成不过是想象力发明出来的东西”；哲学家提出的“诸连接原则”则可以被描述成，“它们似乎是大自然用来连接它的某些作为的真实链条”[31]。言外之意是，我们并不知道它们实际上是不是大自然正在使用的链条，我们只知道它们可以用来解释一定范围内的现象。也许斯密会认为这就是我们能够期望的最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