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先秦司法文明大变局

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动荡,兵连祸结,是世所公认的“礼崩乐坏”的时代。但这个变动剧烈的时代,却又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解放时代,思想文化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状态。这个时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又译为雅思培、雅斯贝尔斯等)将之命名为“轴心时代”。雅思贝斯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期间发生的精神过程标志着人类历史正处于一个轴心时期,公元前500年是其高峰期。在此阶段,中国诞生了孔子、老子、庄子、墨子等各派思想家;在印度,那是佛陀的时代,所有的哲学派别,包括不可知论、唯物论、诡辩论、虚无主义等,都得到了发展;在伊朗,祆教(拜火教)提出了挑战性的观点,将世界视为善与恶的斗争;希腊涌现出荷马、赫拉克里特、柏拉图等贤人哲士。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同时而相互隔绝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产生。^[1]

为何这个时代会出现“诸子百家”这一前所未有的思想文化解放高潮?笔者以为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剧变的时代刺激了思想的产生,这个乱世,给所有思想家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命题:如何救世和自处?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应,构成了诸子百家各自的思想特色。同时现实与历史的经验及教训,又为思想家运思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第二,即如后文将要论述的那样,原来为王官贵族垄断的学问,因为统治阶层控制力的衰落,逐渐流入民间,于是原本一统的“王官学”,变成了各有千秋的“百家言”,各派从逻辑和经验层面,结合自身的立场,对于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给出了不同的方案,于是就产生了诸子百家。其中肇端者,自然是孔子。孔子生于春秋末世,其一生的行为受时代与环境影响者至深至巨,不惟于孔子一生之立身行事、出处进退,有直接的关系,于其言论思想有着尤为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首先得明确,这个大变局到底变在哪些方面。根据江竹虚先生的归纳,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第一,周室之微弱。自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每况愈下,加之周室内部兄弟骨肉自相残杀,“兄弟阋于墙”却不能“外御其侮”,王臣之讼争日多,徒然损害本已脆弱的东周王室统治根基。而邦国诸侯实力剧增,于是内轻外重之局形成。导致了诸侯不朝,政教号令,施之于下,故王命不行。就思想文化而言,古代学在王官,凡百典籍,皆由官师世守之。^[2]周辙既东,官失其职,而其世守之业,遂散之四方。于是官守之学术,一变而为师儒之学术,孔、老二氏遂得崛起于春秋之末,各以其学传之于其徒。由是九流十家,继轨并作,以蔚成春秋战国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之黄金时代。

第二,列国之篡弑。诚如孟子所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3]又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4],周王室王纲不振,诸侯国内部也出现“陪臣执过命”、公室陵夷的局面。原来“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5]的西周宗法等级秩序遭到巨大破坏。

第三,四裔之交侵。因为中原诸国内争不断,使得周边少数民族开始觊觎中原大地,“攘夷”之所以成为中原诸国争霸过程中常提的一大口号,正反映出西周旧的宗族共同面临的一大困局,也就是所谓的“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6]

第四,礼制之破坏。平王东迁之后,王室日微,诸侯多僭。所谓:

“凡郊庙,军旅、朝聘、盟会之礼,与宫室、车舆之制,嫁娶、丧祭之分,衣服、饮食之度,列国无不僭而行之,不复稍有顾忌。吴楚之君,僭号称王;东方诸侯,僭号称公;诸侯之大夫,僭号称子;楚大夫之有土者,僭号称公。正所谓　“周室大坏,诸侯恣行,设两观,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属,三归雍辙,八佾舞廷,制度遂坏,陵夷而不反。”^[7]

在《论语》中,我们每每能发现孔子对“悖礼乱法”行为的批评,而在《左传》中,“……非礼也”的评价也不绝于书,孔子和《左传》作者都是站在原先维护周礼的立场上来评论的,各诸侯国都逐渐脱离原先周礼的束缚,而制定并公布适应时代和本国国情的新法则,所谓的“铸刑书”“铸刑鼎”公布成文法的行为,都是对周礼的反动。(www.xing528.com)

第五,诸侯之兼并。这个大变局给政治格局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原来封建制的破坏,导致了国家越来越少,大者兼并小者,强者欺凌弱者。所谓:

“周之兴也,姬姓之国五十有五。兴废继绝,仍有旧封者,千有八百。其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大侵小,众暴寡,汉阳诸姬,楚实晋之;霍、阳、虞、虢,灭而入晋。故春秋见于经传,通及古国,蛮夷,无爵而为国者,凡百四十五而已。”^[8]

至春秋之末,见于年表者,仅鲁、蔡、曹、卫、滕、晋、郑、齐、秦、楚、宋、杞、陈、吴、邾、莒、薛、许、小邾十九国而已。且不仅仅是外姓诸侯吞并西周宗室姬姓诸侯,姬姓诸侯间同样存在兼并情形,如晋国所并的,大多为同宗之国。这也表明原先的宗法制度,至此已经难以为继。

第六,大国之争霸。此时,稍有实力的诸侯国都纷纷起来争雄称霸,以力争胜,而不是以德服人。先是齐桓首霸,“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今受其赐。”^[9]接着晋文继起,安内攘外,城濮之战,楚氛用息。继而宋襄试图以德服人,结果身死为天下笑,霸业难成。此后秦穆霸西戎,楚庄县陈而复封。都表现了强烈的霸主气度。春秋时代的列国竞争,除齐桓、晋文之外,先有晋楚争霸,后则秦晋争霸,最终吴越也逐渐登上霸主舞台。^[10]所谓“夷狄进至于爵”^[11],一方面说明连居于四裔,本不在“王化”之内的“要服”“荒服”之国也参与中原逐鹿,可见原先礼制之衰微;而另一方面,也说明华夏文明圈的逐渐扩大,中华各族之间文化认同的增强,这就是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2],却是文明进化的表现。

第七,大夫之专政。随着时代危机的步步加深,竟然到了诸侯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之境了,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情形。此时,诸侯专天子,大夫专诸侯,国家大政,如会盟征伐,大夫无不专而行之。如三桓专鲁,田氏代齐,孙氏专卫,逐君如脱屣,置君如弈棋。^[13]

陵夷至战国,这种危机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见深化。各国争霸手段也愈益极端,战争规模也越来越大。原来的称霸野心,现在为争取一统江山取代。原来以礼乐改造国民性的思想,现在已不为当政者所接受,而希望用更为迅捷、更为便利、更有效率的措施,来实现富国强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