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元一代，随着疆域隔阂的打破与交通的便畅，有相当数量的蒙古、色目人，通过仕宦附籍、随军驻扎、贸易往来、甚至犯罪放逐等方式进入中国内地[58]。明初对北元的战争，也俘虏或招徕了大量的蒙古降人，其中有不少被安置到内地，洪武初儒士曾秉正在南京附近的江浦，便见“塞外之俘累累”[59]。在大张旗鼓地宣传“用夏变夷”之时，对境内的蒙古、色目族群及其习俗该如何处置，便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元代遵循“因俗而治”的原则，民间文化习俗呈现多元性。例如，在婚俗上元政府规定：“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原注：蒙古人不在此限）。”[60]“递相婚姻”即不同族群互相通婚，其礼仪以男方的风俗为主；只有蒙古人因为是“国族”，地位高出诸族一等，与其通婚者须按蒙俗。族群内部自相婚姻与不同族群间的通婚，都受到法律认可；婚礼大致各依本俗，政府并不制定各族群都必须遵循的统一的礼俗规范。元明易代的结果，不仅仅是统治民族的变更，还带来了统治思想的变化。随着带有强烈“同风俗”诉求的儒学思想，在明初被重新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齐整礼俗、构建内部文化同一性的工作也随之展开。对于定居内地的蒙古、色目族群，明政府在文化上采取了主动同化的政策[61]。
早在吴元年发布的北伐檄文里，朱元璋就已经宣布了对留居内地的蒙古色目人的政策。明军北伐虽然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但对于中原地区的少数族群，曾经作过如下承诺：
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民抚养无异。[62]
其中“能知礼义、愿为臣民”两条，其潜在的含义即是服从儒家礼教、遵守国家政令。按照儒家“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理论（韩愈《原道》），“华夷”之间的最根本的区别不在血缘，而在文化；如果蒙古色目人能遵从儒家伦理（“知礼义”），在本质上也便与汉族无异，所以朱元璋有“与中夏之民抚养无异”的允诺。这段檄文实际上已经奠定了对内地蒙古、色目人实行文化同化的政策基调，其后发布的蒙古色目族群婚姻限令，则是同化政策的具体表现。
洪武五年（1372），因为天下已定而“民不见化，乡市闾里尚染元俗”，明政府发布《劝兴礼俗诏》，号召天下臣民“务遵先王之法”，革正礼仪风俗。诏令中有关婚俗的内容共有两条，其一是关于蒙古色目人的婚姻问题：
今后蒙古、色目人民，既居我土，许于［与］中国人结为婚姻，不许与本类自相嫁娶，违者两家俱没入官为奴婢。若中国人不愿与之结婚者，听其色目、钦察自相嫁娶，不在禁限。[63]
这则诏令的基本内容是要求蒙古色目人与汉族通婚，禁止本族内部自相婚嫁，但细究起来则不无疑问。诏令的前半部分明显带有强制性，但后半又网开一面，提出如果“中国人”不愿与之联姻，可听从“色目、钦察”自相嫁娶。在元代，“色目”是对除蒙古以外的中原外来诸族的统称，其中包含了众多民族；而原本居于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钦察人[64]，仅是色目人中的一个族群，诏令中为何要将其单独与“色目”并列？为何“色目、钦察”人自相通婚可以获得许可，而蒙古人不在其内？这些问题都较难解释，好在本条诏令后来被编入明律，明代的律注对此多有说明。《大明律》卷6“蒙古色目人婚姻”条云：
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原注：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65](www.xing528.com)
在明律里，洪武五年诏最后一句中的“色目、钦察”改成了“回回、钦察”。杨志玖曾经指出，在元代色目人中以回回数量最多，“因而有时也用回回代称色目人”[66]，两者在某些语境下可以换用。据此则洪武五年诏令中的“色目、钦察”，实际上与明律中的“回回、钦察”同意，而明律的表述更有条理。为何允许回回钦察、而限制蒙古以及其他色目人群族内嫁娶，明代的律注有不同的说法。洪武时人何广（生卒年不详）解释说，法律中有“同姓不婚”的规定，蒙古等“种派无姓，是为同类，故禁之也”，而回回、钦察“盖有姓氏，若使不容，令其老而失配，所以律开‘听其’条也”[67]。张楷（1395—1460）《律条疏议》则认为，这两个族群外貌与中原民族迥异，“中国人或有不愿为婚者”，如不允许其族内通婚，“是斩其后也”，故此不与蒙古人同在禁限[68]。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今天已经难以考究[69]。
从明律开头的语气来看，准许（“听”）蒙古、色目人与汉族通婚，似乎是当权者的一种政治恩惠，这当然是汉族中心主义的表现。这条规定是有强制性的，其立法的用意，诸家律注多从“同风俗”的角度进行解释。何广《律解辩疑》谓：
所以听与中国为婚姻者，使其变习华风，归于王道，衣冠威仪，习俗孝悌，身居礼义。……（如许本类婚嫁）使中国反习胡元之风，故不许本类自相嫁娶。[70]
何广认为律令要求蒙古色目人与汉人通婚，目的在于使其革除故俗，“变习华风”，接受国家倡导的孝悌礼义等儒家文化。在当时人看来，如果居住内地的蒙古色目人不改变旧俗，会有“使中国反习胡元之风”的危险，而这有悖于整齐风俗的宗旨。张楷《律条疏议》亦云，这条规定欲使蒙古色目人“染习华风”，“不许本类自相嫁娶，用夏变夷也。”[71]
明律对蒙古色目人的婚姻限制，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汉族本位的强制同化策略，其与洪武时期实行的对待塞外降人的政策是一致的。明初对于归附的元朝故官，都要给赐汉族冠服以示“归化”。洪武三年明军在应昌之战中俘获元顺帝之孙买的里八剌，明太祖“赐以中国衣冠”并封为“崇礼侯”[72]。洪武十二年明太祖下令，以后塞外降人归顺，悉令内徙：
上曰：人性皆可与为善，用夏变夷，古之道也。今所获故元官及降人，宜内徙，使之服我中国圣人之教，渐摩礼义，以革其故俗。[73]
身在内地的蒙古色目人也变成了儒家礼法约束的对象，在鼓吹“用夏变夷”的政治氛围中，大批蒙古色目人在洪武时期加速汉化[74]。到成化时，根据丘濬（1418—1495）的观察，“国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多已更姓易名，杂处民间”，与居住地的汉族逐渐融为一体，“久之固已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也。”[75]不过，对蒙古色目人襄（1611—1693，江苏如皋人），据考证其家世出于蒙古；参看冒舒
：《如皋冒氏得姓本末辨——兼论定居淮南的蒙古族来源》，《寻根》1997年第1期，第40—45页。现代史学家翦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其先世为洪武时移居湖南的色目人；参看氏撰：《我的氏姓，我的故乡》，收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1辑，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3—409页。此外，山东、河南地区有不少明初以来汉化的蒙古色目家族，如山东淄博刘家营刘氏（蒙古后裔，参看杨志玖：《山东的蒙古族村落和元朝墓碑——一个古老蒙古氏族的新生》，《历史教学》1991年第1期，第8—10页）；河南叶县宣氏、镇平县晁陂王氏、孟津县李氏（以上皆蒙古后裔，参看匡裕彻、任崇岳：《河南省蒙古族来源试探》，《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第70—77页）。婚姻限令的严格执行，大约也仅在洪武时期。[76]到永乐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明成祖“靖难”乃至北征所倚靠的军队里，有相当数量的蒙古军人，朱棣对其甚为宠任，又将大批塞外归附者安置在京畿地区，“使相群聚，而用其酋长。”①到正统初年，“京师达人不下万余，较之畿民，三分之一。”[77]这些永乐以来安置的蒙古降人，直到成化时“其衣服言语犹循其旧俗”[78]。正统十四年（1449），也先率蒙古军围攻北京，京畿降人群起回应，“编发胡服，肆抄略，人目为‘家达子’。”[79]土木堡之变后，遂有文臣要求重申蒙古人不许自相婚姻的法令[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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