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裳冠履具有标识身份的功能，明初就把它作为区分社会阶层、清理等级秩序的一种重要工具。因此每当时政发生变化之时，作为政教手段的服饰政策，往往会进行调整。洪武二十一年，初在政坛崭露头角的解缙提出的四民衣冠设想，就是对时政的一种生动回应。虽然这套充满理想色彩制度构想并未真正实施，但它却有助于体察明初的思想氛围、了解士人在明初礼俗变革中扮演的角色。
解缙（1369—1415）是明初洪永时代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出生在江西吉水一个很有名望的科举世家，其家族从宋末开始“世有科第”[43]。解缙的祖父是元代进士，两位叔祖也曾通过江西乡举；他的父亲和叔父，元代“同举于监”[44]。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仅二十岁的解缙以江西乡试第一的身份，与其兄解纶、妹婿黄金华同登戊辰进士榜，一时传为美谈。明太祖对才气出众的解缙甚为宠任，而解缙也以敢言著称，以致有“狂夫”之目。他先后上《大庖西封事》、《太平十策》，批评时弊直言不讳；甚至不惜干犯禁忌，给枉死于胡惟庸党案的李善长辩白。明太祖虽对这类举动颇为优容，但认为他不够老成，洪武二十四年命他解职回乡、事父读书，许诺十年之后大用[45]。经历了短暂而耀眼的出场之后，解缙很快退出了洪武政坛[46]，直至永乐朝才成为政治舞台上的关键角色。
虽然立朝时间不长，官位也并不煊赫，但解缙兄弟对洪武后期的宗教政策，却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解缙生长于江西吉安府，而吉安北临的袁州是白莲教渊薮，元末宗教起义就从这里拉开序幕[47]。入明后这些民间秘密宗教仍然余烬不熄，就在解缙中进士前后，临江新淦（十九年五月）和袁州宜春（二十年六月）、萍乡（二十一年五月）相继发生白莲教、弥勒教之乱[48]。家距事发地仅百里之遥的解缙，必定耳闻甚至目见其事。有了这些痛切的经验，再加上自身的儒士立场，解缙在《大庖西封事》中对明太祖借“神道设教”神化皇权、收揽人心的策略有严厉批评：
百家神怪，诞妄恍惚，臣知陛下洞烛之矣。然犹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谓以神道设教者。臣谓不必然也。一统之舆图已定矣，一时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惧矣；天无变灾，民无患害，圣躬康宁，圣子圣孙继继绳绳，所谓得真符者矣。何必兴师以取宝为名，谕众以神仙为征应，谓某所有某仙某神孚佐国家者哉。……周武之时，未有神仙符应，书之所载可见也已；而古今享国之长，未有如周者。神仙释老，诞嫚恍惚，何足稽哉？[49]
明太祖喜欢创造神异故事，以此来证明其开国创业乃系天意，周颠仙、张铁冠、赤脚僧等都是他津津乐道的异人[50]；明太祖颁布诏令也喜欢以鬼神报应、鬼神监临为辞。这类事情，解缙直指为“愚弄天下”之举。解缙对洪武前期对佛道二教的宽纵也不满意[51]，在《大庖西封事》中提议将“释老之壮者，驱之俾复于人伦；经之妄者，火之俾绝其欺诓；断所谓瑜伽之教，禁所谓符式之科，绝鬼巫、破淫祀”[52]，其激烈程度有类于韩愈“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主张。而这些建议似乎在不久之后便发生了影响。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明太祖命礼部“清理释道二教”，敕令指责“佛本中国异教”，“今之学佛者曰禅、曰讲、曰瑜伽，学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污教败行，为害甚大”，竟然完全是道学家的腔调。敕令要求各地大量合并州县寺观、禁止僧俗混居，严禁僧道私造经书、拜奏青词等，对宗教生活做出了诸多严格限制[53]。这是有明一代对佛教和道教最为严厉的清整运动，根据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研究，有四分之三的小型佛教寺庵在运动中被废弃[54]；而这一事件与解氏兄弟有直接的关系。在明太祖下令清理释道前一个月，解缙已经奉命回乡侍父读书，或不及谋划其事，但他任职礼部的兄长解纶（1343—1411，曾任礼部主事、侍郎），却直接参与其中。解缙在行状中称其兄曾“奏清理道释”[55]，解纶应该是这场运动的直接发起者。虽然声望不高，在政坛上初露头角的解氏兄弟，却对洪武后期的宗教政策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
解缙对时政甚为关切，经常提出自己对某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他在《太平十策》中设计的四民衣冠制度，便是直接针对当时的游民问题而发。为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稳定社会秩序，从洪武十八年起，明太祖屡屡下令“天下四民各守其业，不许游食”[56]，一时之间，禁绝“游民”成为时政的焦点。按照明太祖的定义，四民不务本业，或交接官府为皂隶盗匪害民者，皆属于游民。洪武十九年，明太祖命户部榜示天下，令“四民务在各守本业，医卜土著不得远游，凡出入作息乡邻必互知之”，并让户部将游民禁令刊成文告，“户相传递以示警戒”[57]。“国无游民”成了向“古先哲王”之治看齐的政治理想，更成为本年颁行的《大诰续编》的核心主题。当政者为此制定了不少措施：如乡邻之间要“互知丁业”；里甲必须擒拿本里游民，否则事发与游民一体治罪；民众外出必须“辨验丁引”；商人兴贩往来需凭物引等[58]。而解缙设计的官道以及四民服饰制度，便是对上述措施的一种补充。洪武二十一年，解缙上《太平十策》，其中第四策为“兴礼乐”，中云：(https://www.xing528.com)
京师及天下官路，宜分为五级，广若干步，中为御道，高于地若干丈。其左，官员、儒士行路一，农商行路一。其右，工人行路一，妇人行路一。使四民不收之人，无自出焉。古人男女异路，亦此意也。并以栏墙隔之，墙高及肩，于上印刻禁戒，不许参越。其士农工商之人，异其衣冠，使四民不收之人，无容其身。士缁布冠，乌纱深衣，漆为之骨，簪履袜以白，皮、布任用，黑质白缘；其常服许戴今之头巾及大明帽、圆领衫、丝绦、皂靴等。生员并用，农工商贾不许。农台笠，棕草任用，上衣稍长，下及于膝，布裳，履袜以布，布草任用（按此句疑为注语窜入正文，下同），色以皂。工帽以皂皮为之，布褶，履袜以布，布草任用，以皂。商台笠以竹，直领衫，履袜白布，布草任用，以白。[59]
解缙郑重献上的这些自认为可以“致太平”的施政建议，是十足的书生之言，尤其是对官道的设计，更是无法实行的高调空论——把天下官路分为五等，令四民行旅及男女行人各行其道，以此让“四民不收”的游民无路可走，同时实现“男女异途”的经典理想——这是不谙世务的儒生才会有的想法，根本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清人谷应泰讥讽解缙“其言颇迂”[60]，并不为过。然而解缙是标准的洪武年间成长起来的士人，他的这些乌托邦设想，有助于认识明初是怎样一个理想主义泛滥的时代——洪武时期许多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措施，诸如用衣服的长度、袖子的宽度来区分不同人群等不可思议的制度，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产生的。解缙在考虑禁绝逸民的措施时，没有忘记服饰的作用。他服饰设想较之当时的服饰制度更为细密；按照这套设计，民众的身份真正可以从衣着上一望而知。
表一 解缙的四民服饰设想
和当时的服饰制度一样，解缙的这套设计也试图通过衣裳冠履的式样、质料和颜色将士农工商四大群体区分开，同时体现出四者地位的高下：士人地位最尊，衣裳袜履可用皮、布和丝，而农工商只能用布或草；农业之国家的根本，为凸显农民的地位，按照衣服以宽大为尊的原则，农夫“上衣稍长，下及于膝”。解缙认为四民衣冠一旦各有定制，士农工商之外的游民便“无容其身”。问题是衣冠可以作为身份或职业的外在表征，但却无法约束人的行为；这套服饰设计虽然细密，在防范游民上却未必有用，即便实行恐怕也只能徒增烦扰。解缙将服饰区隔人群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对明初服饰制度做了极为理想化的提升。这些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建议并非是无端产生的，它与明初以服饰厘定各阶层身份界限的措施逻辑上一脉相承，是对时政的一种生动回应。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