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说，殷周之际的革命，是一次最为深刻的革命。
政治革命，在西周初年就已完成，那是表层的易姓革命，而文化革命——从神化到圣化，则是深层的革命。从政权更迭深入文化转型，要到春秋时期，才得以完成。当文化革命在春秋圣化大趋势里完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就已基本定型。
殷人“率民以事神”，在神与民的对待性中，要求神化，而周人文化转向以民为本，民心民意被高扬起来与天命相对应，而有“圣人革命观”与“人民价值论”。
那一“观”一“论”，成为文、武、周公以来的圣化两核心。
民，相对于国而言，要反映国的政治属性。但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格属性，则非国家本质所能完成，也非其政治属性所能确定，它不但取决于国家神祇——“帝”，向国家人格——圣王的转型，更取决于作为个体的人对于自身的反思和反省。在反思中确立人的认知主体性，在反省中确立人的伦理主体性，由此而实现个体性的人格向着普遍性的人性的上升，由此实现君子人格向着国家人格的上升，这就是孔子开启的圣化历程。圣化，就是做圣人。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就是圣人，圣人具有全民性，“六亿神州尽舜尧”就是全民性的国家人格的集中反映，而尧舜就成了国家人格的代表，“致君尧舜上”就是要让国君向尧舜看齐，不光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也要成为国家人格的代表。
但圣，还有连尧舜都未能企及的一面，孔子说“尧舜其犹病诸”。
在孔子看来，做圣人，仅仅做到国家人格那一层是不够的，还有一种超越国家人格的人格，那就是来自人本性的人格。如果说国家人格还是一种“绘事”，那么来自人本身人本性的人格就是“素”；如果说礼是国家人格的制度化样式——“绘事”，那么仁就是来自人本身人本性的人格本体——“素”，而孔子就是人格本体的代表。
“绘事后素”——人格本体“素”先于国家人格“绘事”，因此，作为人格本体的仁，也就先于标志国家“绘事”的礼了。先仁后礼，仁为体，礼为用，先圣后王，圣主内，王治外，虽说体用不二、内外一致，但毕竟还要分个轻重、先后、主次……
当然，这也就是孟子为什么要说“孔子高于尧舜”了，它反映了孔、孟以来儒家圣化的基本面，但圣化并非始于孔子，而是从殷周之际革命时就已开始，到了春秋时期，也就是孔子之前的春秋诸子时，圣化已然成了风气，而孔子本人，便是从这一风气中成长起来的，孔子的贡献在于，他把一个时代的风气，放到个体人格的主体性上升华了。
在人性论到来之前，思想活跃的春秋诸子们，已将周公以来的民本主义推到了极致，这主要表现在他们对民、神关系的评价和取舍上。《左传·桓公六年》记录，有楚师入侵隋国，季梁对隋侯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在民与神的关系上，以民为主，此虽源于西周初年“天听自我民听”的主张，但如此旗帜鲜明地表达出来，则是春秋人的独立之精神。抉择于祀神与修政之间，春秋人毫不含糊：修政！
隋侯听取了季梁的那一番话，“惧而修政”，果然，“楚不敢伐”。
一句话，说出一种观念，而一个观念，居然就改变了一场战争。
这不仅是季梁思想的力量，时代共识的力量更为重要。
还有更激进的，《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虢国史嚣这样说道：“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就把对民与神的抉择，上升到了国家存亡的高度，对“听于民”还是“听于神”所做的判断，让我们仿佛提前一千多年，就看到了文艺复兴的情景。
我们知道，开启西方近代之门的文艺复兴，首先要面对的，也是人与神的关系问题。神权国家，当然要先神而后民，民本国家则反之，要先民而后神，更有甚者，以至于无神。本来，一切国家都是民本国家，无民不成国，这是常识，但反映在国家观念上，落实在国家制度上，往往就变了，从民本的国家，变成神权国家、君权国家，后来者居上，民本反而被压在底下，被遮蔽了，找不着了。要等到神权不灵了，君权不行了，民本才会被找出来，被扣上国家兴亡的帽子。春秋时代，就是这么一个神权不灵、君权不行的时代。
春秋诸子所思，回归殷周之际，重启汤武革命的民本主义的话题，再配以天命的砝码，民就有了绝对的价值。民贵君轻，先民后神，一股脑儿地推出来，虽然推得很高，却未能在制度安排上落实，未与君权、神权鼎足而三，推出个民权来，也未能在国家观念上推出一个以个人权利为目标的民主来，唯以“民心、民意、民力”，作为君权和神权复兴的老底子，刷新本已式微的家国与天下，使之以新的面貌、新的姿态、新的作为而满血复活。
不过，对照近代化，春秋诸子，还是有了个文艺复兴的样子，并且摆开了启蒙运动的架势，也许有人会问：春秋人有那么超前吗？其实，这不应令人感到惊奇，因为那时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期，迄今为止，人类有关文明的所有话题，都能从中找到依据。
在民与君的关系上，民的地位，被置于君主之上，这也很像近代民主思想。《左传·僖公五年》记录，邾文公卜问迁都邑于绎之事，史官卜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
没想到，作为君主的邾文公，却是这样说的：“如果迁都对人民有利，那就是对我有利，‘天生民’，还要为人民树立一个君主，就是为了对人民有利，而不是对君主自己有利，只要对人民有利，我就这么做了。”他身旁的人提醒他，他的命是可以延长的，为什么不为自己的生命考虑一下呢？他回答说：“我是为人民而生的，至于生命短长，是死是活，让时间来决定，只要对人民有利，就是大吉大利。”于是，他把个人生死放下，决定迁都了。这样的君主，很像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写的“原君”。“原君”不是君主，而是君客，是“天下为主君为客”里的“君客”，这样的“君客论”思想，岂不就是民主观念的先驱？
像邾文公那样的一国之君，要是把他放到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去，他的言行，岂不就是一个救世主的言行？或是像摩西那样的宗教先知？但在中国的历史叙事里，邾文公却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小得很少有人知道的小国之君，但他的人格却很伟大。很可惜，中国的历史，没有按照邾文公的想法发展下去，要不然中国也许老早就发展出民主制。不过，你要是满世界去寻找民主思想的源头，我们认为，他也可以算作一个开始。
到了战国时期，儒家里面，有个孟子问世，他就很想找一个像邾文公那样的君主，来做他的仁政实验，可时代已经不同了，战国诸子的思想，已多从民主转向君主，而那些君主，也就自以为是，向着君主专制前进了，哪里还会有邾文公那样开明的君主呢？
孟子和邾文公，这两人都是生不逢时，要是他们能相遇，是否就能以“仁政”的名义，开出中国民主政治初曙的新局面呢？看来，没那么容易。事实上，我们早已知道，这样的事情，从来就不曾发生，也根本不可能发生，但我们的心情还是难免遗憾。(www.xing528.com)
邾文公本人在迁都以后，没过多久，就告别人世，这是一个时代要结束的标志。因为此后的春秋诸子，已开始对民心、民意产生怀疑。昭公四年，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子宽担心地说：政治取决于民心，然而“民各有心”，你用什么去主导他们呢？
正是对“民各有心”的担忧，人性问题被诸子提了出来。民心复杂多变，君对之如临歧路，而有亡羊补牢之政，而遭灭国之祸。人性论的提出，就是要从复杂多变的民心中求得统一性。民心如目，人性似纲，君主执纲，纲举而目张。人性论一登场，就没有引导人们通往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是成为运载民心从民主向君主过渡的观念形态的桥梁。
人性论从对人的本质的考察入手，探究在难测人心的背后，有没有相对稳定的人的本质？又如何从人的本质里抓住人性？人性与民心，正如古希腊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一是一切”和“一切是一”，人性，便是那个“一”，而民心，则是“一切”，只要人性“定于一”，民心那“一切”也就搞定了。人性好利，凡属人类，概莫能外，然，民心趋利，则多歧途，必使之利出一孔，因势而利导之，而后能使万众一心，使各行其是者同归一路。
《国语·周语》最早提出了“人性”一说，周卿单襄公说：“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所谓“陵上”，就人的本能而言，是一种向上的冲动，在等级化的政治阶梯上，则表现为“往上爬”的进步，当乱世来临而天命未知时，那便是“犯上作乱”，当革命来临时，那就是为了“应天命”而斗争。总之，人性向上，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左传·昭公十年》里，晏子说，凡有血气，皆有争心，这就是人性。人性可化，但不能高压，因为斗争是绝对的，君主要因其性而利导之，将斗争性引入等级与国家之间，而圣化，就是从民心出发走向人性，以斗争性通往圣人革命，在斗争中实现圣王合一的历程。
周人是在刻骨铭心的天命忧患中，走进历史的。
历史，是时间对生命的拷问，是命运对人的拣选。《诗经·周颂》，是周人祭祖时的吟唱，子孙们颂扬祖先有德，以民为本，才能成为天命的选民。
殷人也祭祖，但他们有鬼神意识，没有历史意识。
《诗经·周颂·清庙之什图卷》，（南宋）马和之绘，辽宁省博物馆藏
他们自以为搞定了天上的鬼神，从来不问历史的经验教训。
所以，死到临头了，纣王还在问：我生不有命在天？
王国维看到了周人与殷人最大的不同，周人把他们对文武之德的颂词铸进青铜里，由孔子发扬，成为后世的治世理想南宋画家马和之画《诗经周颂·清庙之什图卷》，表现东都洛邑告成，周公率群臣祭文武之王，颂歌祖先之德，祈求保佑子孙永享天命。想必马和之以此劝勉宋高宗，以德治国。
邾文公，曹姓，名籧篨，子爵。邾文公为邾国第十任君主，适逢春秋争霸，邾国夹在齐、楚、宋、鲁之间，亦不示弱，战争频繁。因北与鲁国接壤，长期为鲁国附庸。不过，邾文公对邾国的最大贡献还是迁都。迁都有利于民，他便毅然将国都由訾娄迁至峄山之阳。果然，迁都不利于君，虽是巧合，但邾文公不久真的病死了。但峄山之阳地理形势优越，易守难攻，周围河湖交错，适于农业生产，加上战争减少，邾国人民也的确得到了稳定实惠。后人多有颂扬邾文公迁都的诗篇，并在峄山建了邾文公祠。如今峄山之阳尚存邾国故城遗址，城内有窑址、房基、土冢、灰坑、瓦砾、陶片等，故城内出土各类文物四百余件。
邾公华为邾国第十五任君主邾悼公。邾公华钟，上有铭文九十三个字，记载铸钟用以祭祀盟祀，娱乐大夫，宴飨士庶。
邾公华钟，通高36厘米，舞纵11.1厘米，舞横14.2厘米，重6.87千克，春秋时期，山东邹县出土，山东博物馆藏
汉画像砖残片上的孔子，山东滕州出土
孔子与南子同辇
春天的花开在秋天里
中国的青春期在春秋，那是自由化的春天，也带有秋天的肃杀。孔子生逢其时，他的思想，既有自由化的春之仁，也带有老成的王权政治的秋之杀。但他毕竟生活在轴心期，那时全世界都沐浴在自由之春中，孔子有幸！
他说，我没有见过好德如好色者。这是在人性觉醒的春天里，才会有的自诩，生活在老成的秋之杀中的人们，走出了“轴心期”的人们，哪里能体会出孔子那一番春天里的扬扬得意呢？
他的言外之意是，只有我自己才能够、才有资格好德如好色，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子见南子。卫灵公夫人南子如春天里的花朵，但她也有秋之杀气。她好王权，又好圣人，春风得意时，她忽然想起了孔子，想看看圣人是什么样，还想用圣人的标签给自己化妆。
于是，她请孔子来卫国小住。居月余，卫灵公与南子同乘，招摇过市，并邀孔子相伴。“子见南子”，连弟子都没读懂，后人更是误读不已。
还是多情的明人有想象力，他们不仅创作了因情而死、因情而复活的《牡丹亭》，还干脆把孔子和南子同辇入画，他们懂得人性好色如春天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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