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易代之后，随着儒家思想重新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政府控制能力的骤然增强，厘定服色器用制度、借以重新刻画和凸显各个阶层间的身份界限，便成为新王朝必然要进行的工作。鉴于元代服饰制度的疏略，明初当政者希望建立一套能够包纳各个群体、反映各种社会层级关系的服饰体系。然而这种繁密细致的服饰制度，非能一蹴而就，其修订过程几乎贯彻洪武朝始终。经过三十年的更革损益，明王朝建立起了一套空前细密的服饰体系。这套体系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倡优隶卒，涵盖了所有社会阶层；从冠服样式，到衣料的材质纹样，乃至衣袖的长短宽狭，均有章可循，可谓面面俱到、巨细靡遗。这套服饰制度，将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社会群体，大致区隔成了皇室（帝后妃嫔、太子诸王）、官员、平民（士农工商）、贱民（倡优隶卒）四大阶层。通过这些周密的服饰规定，各阶层之间的身份界限，被清楚细致地描绘了出来。衣冠“别上下、明等威”的社会功能，得以充分展现。
君臣之限
不仅和元代相比，明代君臣服饰等级要严格得多，而且就历代汉族王朝而论，明代君臣服饰之悬隔，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其最为突出表现是，君臣服饰的交集，在明初被大大地压缩了。虽然用冠服的差异来体现君臣地位的尊卑，是古已有之的传统，但仍有一些服装为君臣上下通用。君臣服饰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交集，而且君臣地位差距越小，服饰交集的空间就越大。成书于洪武三年的《大明集礼》，对由汉至明的历代君臣服饰有简要的总结。笔者择取唐、南宋以及明初三个时代的情况制成下表（黑体字部分，是君臣通用的服饰）：
表一 唐宋明三朝君臣冠服简表
资料来源：《大明集礼》卷39《冠服》，《四库全书》第650册，第189—198页；明初部分同时参考《明实录》卷36下，第677—679页，洪武元年十一月甲子条。
当然，每个朝代的君臣服饰会有变化，并非是静态的（例如北宋时期就多次更定君臣冕服），上表只能反映出三朝君臣服饰的大略情况。通过这个简表，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随着君主权威的强化，君臣服饰的交集空间是如何被一步步压缩的。在唐代，皇帝和官员之间有相当多的共享冠服。例如在祭祀等礼仪场合穿着的冕服，除大裘冕为皇帝专有之外，其余五种冕服，大臣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品级穿用。宋代君主权威提升，衮冕成为皇帝的专利，而且为了与臣下相区别，衮冕以下的四种冕服皇帝不再使用，只由官员在陪祭时按品级穿着。君臣间的服饰差别，被大大地拉开了。明初服饰改革目标是“复衣冠如唐制”，其在具体衣冠样式上的确是绍承唐宋，但在冕服制度上却继承辽金元三代的做法，将冕服的使用限制在皇族内部（皇帝、太子、诸王），臣僚的服冕资格被解除[121]。明代以梁冠（根据品级，八梁至一梁不等）、青罗衣、赤罗裳等为组合的祭服，取代了延续千年的冕服，成为群臣陪祭时穿着的服装。自此之后，“‘冕之有无’成为君臣之间的一道界限”[122]。群臣不得服冕，命妇冠服也因此受到影响。根据《周礼》，与男性的冕服相对，女性礼服有“翟衣”。洪武元年定立命妇冠服，“依唐宋制度”，内外命妇（内命妇为皇帝妃嫔，外命妇为官员妻母）都可以服翟衣，只是等数有差[123]。可是当政者很快发现了其中的不妥：“古者天子、诸侯服衮冕，故后与夫人亦服袆翟。今群臣既以梁冠、
衣为朝服，而不敢用冕，则外命妇亦不当用翟衣。”洪武四年，礼部改以“真红大袖衣、珠翠蹙金霞帔”为外命妇朝服[124]，翟衣变为皇帝妃嫔的专用服装。在唐代，弁服是皇帝“朔日视朝”所著之装[125]，同时也是“文官九品公事之服”[126]；而到明初，弁服成了皇帝和太子在朔望朝会和四夷朝觐时专用的服装[127]，臣下已经不能僭用。君臣服饰交集的空间，被挤压到近乎为无。皇帝和群臣在服饰上的界线被划分得极为清楚，中间几乎不存在任何模糊的地带。皇权的空前独尊、君臣名分的天壤殊异，通过服饰等级的悬隔，得到了清楚表达。
除了式样不同，君臣服饰在颜色和纹样上也有区别。洪武三年，中书省禁止官民器服以黄色为饰[128]；洪武十四年以后，礼部又屡屡申禁“官民人等服饰，不得用玄、黄、紫色”[129]。黄色从唐代开始成为皇帝的专用服色[130]，而紫色隋唐以来一直是高级官员公服的颜色[131]，玄色之前未见于禁令，至此都升为臣下禁着之色[132]。官民服饰器物在纹样上的限制更多，不能织造龙凤纹及“彩画古先帝王后妃、圣贤人物、宫禁故事、日月龙凤狮子麒麟犀象等形”[133]。洪武初期承袭元代服色规定，对龙纹的使用限制并不严格。在龙的一系列衍生形象（蟒、斗牛、飞鱼）中[134]，元代只将“五爪二角者”[135]定义为象征皇帝的龙，其余一至四爪的胸背龙纹服饰，听由民间织造[136]。洪武元年颁行的《大明令》，尚允许六品以上官员以龙凤纹作为衣帽装饰[137]；洪武六年发布的条令，也还规定“官自一品至六品，穿四爪龙以金绣为之者听”[138]。在重新厘定的服饰规章里，此条已不见于记载[139]；洪武二十二年赐给文武官员锦绶，“俱不用龙凤纹”[140]。蟒袍、斗牛服和飞鱼服，成为经皇帝颁赐方可穿着的服饰。
明初对服色僭越防范甚严，不仅屡屡颁布和重申礼制禁令，而且稍有违犯，即加严惩。洪武时期勋臣亡家覆族的大案，不少都与服饰器用逾制有关。洪武八年（1375），德庆侯廖永忠被执，时人俞本记其缘由：
德庆侯廖永忠卧室床器用、鞍辔䩞镫，僭拟御用，家人密奏。上宣永忠曰：“汝知罪乎？”曰：“已知矣。”答曰：“天下已定，臣岂无罪乎。”上怒曰：“汝以朕为汉高祖杀韩信耶？”遂命刑部以床帐器皿、鞍辔䩞［镫］、雕金钑花、龙凤纹样僭用御物，榜示天下。[141]
按照洪武礼制，官民器皿“不许用朱红及棱金、描金、雕琢龙凤”，床帐“不许雕刻龙凤并金饰朱漆”，公侯鞍辔只能用银和减铁作为饰物[142]。明太祖对飞扬跋扈的功臣群体一直深怀疑虑，而廖永忠此举深犯忌讳，恰好授人以柄。在明太祖为胡蓝党狱魁首胡惟庸（？—1380）、蓝玉（？—1393）等人开列的罪名当中，亦有服器僭越。为重申旧章，洪武二十八年明太祖命翰林院纂修《礼制集要》，再三申诫胡蓝诸人逾制亡身的教训：
朕历观载籍，礼乐制度上古始闻，中古始备。自始至今，宰天下者非一人，然君得其所以为君，臣得其所以为臣，士农工商各得其分，山川鬼神亦各奠安其位者，皆有礼法以维持之。……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为条格，已尝颁行遵守。岂期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谋为不轨，其家帐幔僭用黄罗、销金龙凤。如此紊乱条章，是致官民服用有乖常制。……迩年反贼蓝玉越礼犯分，床帐护膝皆饰金龙，甚者铸金爵为饮器，家奴至于数百，马坊、廊房皆用九五间数。又如苏州府民人顾常党逆籍没，其家皆用金造酒器，饰以珠玉宝石。呜呼！黄罗龙凤、珠玉宝器，是惟人君所用，臣民安得用之！……今后官民人等敢有越礼犯分、仍前僭用者，或被人告发、或因事发露，治以重罪，成造之人如之。若不改前非，阴为僭用，纵不发露，必鬼神伺察，其天灾之祸，有不可逃者矣。[143]
明太祖向来视“礼法”为治国纲维，服饰器物僭越不仅破坏礼制，而且淆乱君臣名分，侵犯皇权禁区。永乐朝惩治服器逾制亦毫不宽贷，基本沿袭了洪武时期的政策[144]。僭越违礼仍是诛戮勋臣的重要口实。朱棣夺位之初，都督陈质便因“居处僭用亲王法物，置造龙凤袍服、朱红器皿”被杀[145]；永乐二年（1404），御史弹劾开国宿将耿炳文“不遵礼典，衣服器皿僭饰龙凤，玉带僭用红鞓”，炳文畏惧自裁[146]；直到永乐六年，江南巨族浦江郑氏，还因家藏“旧红漆器”而被问罪（朱红为民用器物禁色）[147]。在政府强力监控之下，洪武时期制定的服舍器物禁令，得到了有效的执行。学者谢玉珍曾将明初贵族墓葬随葬品，与洪武礼制进行比较，发现“不仅随葬的器类符合生前阶级相应的器用规范，就连纹样也与生前器用纹样规范相合”，“整体而言，丧葬明器合于礼制，表示确有着所谓‘制度’”，证明“洪武年间颁布的禁令确实在明初贵族王侯间有着一定程度的遵循”[148]。禁令背后所隐藏的皇权至上观念和君臣尊卑不可逾越的等级意识，也随这些禁令一起渗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和观念世界。
官民之别
明初是对官员约束空前严厉的时代。针对元代以来的官吏贪渎之风，明太祖以刚猛手段极力矫治。以苛严著称的《大诰》，按杨一凡研究，其内容大部分针对的是官吏阶层[149]。明太祖对官吏阶层极不信任，屡屡发动耆老对地方官吏进行监督。《大诰》甚至规定，地方官如果贪残害民，民众可以直接将其捉拿赴京问罪；在官员的升降黜骘上，民众意见也占一席之地[150]。官僚特权虽然在明初受到了相当的限制，然而作为“牧民者”的官员，毕竟是国家权力的代表，官民间的尊卑等级，仍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在服饰上有着清楚地反映。
明代官员所用服饰有常服、公服、朝服和祭服四类，其形制和穿着场合都有明确规定[151]，庶民不能僭用。唯一的例外是，按照婚礼“摄盛”的传统（也即新郎在迎亲时，可以使用高于自己身份等级的服饰，“新郎官”之称即源于此），平民婚礼“许假九品服”[152]。官员年老致仕或者“侍亲辞闲”，乡居也可以使用纱帽束带，服饰不与庶民混淆[153]。
不仅官员本人，其亲属的衣着也比平民高出一等。与皇室宗藩的情形类似，明初在制定服饰等级时，官员的家人亲属也是被当作一个单独的群体来对待的。洪武元年，明太祖曾专门下令讨论官员亲属冠服之制。礼部议定的结果是：
凡内外官员父兄伯叔子孙弟侄，用乌纱帽，软脚垂带，圆领衣，乌角带。在外阍者，圆领衣，乌角带，帽四角稍垂。[154]
按照明初定制，乌纱帽是官员的常服，平民则戴四方平定巾；革带也为官吏群体所专用（根据等级不同，可在革带上嵌饰金银玉犀等物），而平民只能用绢布丝绦系腰。明代纳粟所捐的“义官”和为优待耆老而设的“寿官”，政府要“赐冠带荣身”，所谓的“冠带”也就是乌纱帽和相应等级的革带。官员男性亲属用乌纱帽、乌角（即牛角）带，这就将其和庶民区分开来。官员妻母的服饰，更异于庶民。明代恢复了传统的命妇冠服制度，按照品级分为七等[155]，其内容远较唐宋细密，和庶民妻女衣着的差距也进一步拉大。
不仅在式样上，庶民服饰在材质和颜色上也有诸多的限制。洪武元年服饰令尚沿袭元制，允许士庶妻女首饰使用金、珠，衣料使用“纻丝绫罗
绢”。到洪武三年，为了禁奢侈、“明等威”，礼部遂禁止庶民穿着“金绣锦绮、纻丝绫罗”，只可服用绸绢素纱，首饰“不得用金玉珠翠”，仅限用银[156]。洪武五年，又对妇女衣衫颜色作出限制：
诏庶民妇女袍衫，止以紫、绿、桃红及诸浅淡颜色，其大红、鸦青、黄色，悉禁勿用。带以蓝绢布为之。[157]
按照当时的服饰制度，大红、鸦青（深青色）分别是四品和七品以上官员公服，以及命妇礼服的颜色，庶民妇女服用，有混淆尊卑界限的嫌疑；黄色（洪武十四年以后包括紫色）因与皇室服色有关，因此也列为禁色。李开先《中麓画品》记载了著名画家戴进（1389—1462），因误混官民服色，而遭到同行谮毁的故事：
宣庙喜绘事，一时待诏如谢廷询、倪端、石锐等，则又文进（按，戴进字文进）之仆隶舆台耳。一日在仁智殿呈画，进以得意者为首，乃《秋江独钓图》，画一红袍人独钓于江边。画家惟红色最难着，进独得古法。廷询从旁奏云：“画虽好，但恨鄙野。”宣庙诘之，乃曰：“大红是朝官品服，钓鱼人安得有此！”遂挥其余幅，不经御览。[158]
明代庶民服饰在衣料和颜色上的禁限，维持的时间颇长。嘉靖时人骆问礼（1527—1608），回忆家乡诸暨旧时妇女衣着习俗说：“妇人服饰，予乡旧时皆青绢团衫、青绢大带，并无用金银革带者。命妇始穿各色补子圆领，束金银革带。”[159]与洪武庶民服饰规范基本吻合。(www.xing528.com)
洪武时期对官民服饰等级的规定非常细致。除了在式样、衣料、服色等大的方面官民各有等第外，小到帽子上的饰物品类、衣衫的长短尺寸，政府也都以法令加以限制。洪武六年，礼部因“官民渐生奢侈，逾越定制”，重申服饰规条，并将之前“所下禁条有未备者”，参酌唐宋制度补充完善。新法令对官民使用的帽饰和衣料，一一作了规定：
表二 洪武六年定官民帽饰、衣料等级
续 表
资料来源：《明太祖实录》卷80，第1462—1464页，洪武六年四月癸巳条。流外官与庶民同。
洪武二十三年，明太祖因“朝臣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下令定立衣服尺寸标准，“参酌时宜、俾存古意”[160]。衣服的长短宽狭，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服饰的差别所在。明太祖下令复位衣衫尺寸，不仅为了区分“华夷”，还有辨别上下之意。按照汉族传统，褒衣博带是尊者之服。根据以宽长为尊的原则，礼部将衣服尺寸，分为五等：
表三 洪武二十三年定官民衣服尺寸
资料来源：《明太祖实录》卷200，第3001页，洪武二十三年三月乙丑条。
在这五等当中，级别最高的是文官；武官和军人因为职业关系，其衣服等级尺寸自成体系，不与文官平民同列。明初地方社会中的耆老担负着监督官吏、推行教化的职责，某种程度上被视作民意的代表；而儒士生员则是未来的官僚群体。这两者因为身份较为特殊，故而作为一个单独的阶层，从平民之中分离出来；其衣着尺寸等级，与文官接近，而不同于一般庶民。这种对衣裳尺寸的细密规定，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明代文献中尚未见有其真正得以推行的记载。然而这却充分反映了当政者利用衣冠区分上下等级的强烈意识，也显示了服饰“别尊卑”的功能被发挥到了何种程度。
明初对维护官民衣着等级甚为重视，这从洪武后期推行的靴禁中，也可见一斑。在元代，上起达官显贵、下至倡优隶卒，无论何种身份都可以穿靴，《草木子》记元代衣着习俗，即云“其幞头、皂靴，自上至下皆同也”[161]。图四中主仆皆着靴；图十七元代宴饮图中的人物（宾客、侍从、乐工）不分尊卑，都戴四角笠子或钹笠，身着交领窄袖衣，脚穿络缝靴[162]。洪武前期也允许庶民穿靴，只是不准“裁制花样、金线装饰”[163]。洪武二十五年，因富民商贾等违反官定靴样，用“金线、蓝条”装饰，“乱贵贱之等”，明太祖下令发布靴禁。除文武官员及其亲属、吏员、儒士等准许穿靴外[164]，其余“庶民、商贾、技艺、步军”人等，只准穿皮剳䩺（一种无靿靴）；唯北方寒冷地区，“人民许穿牛皮直缝靴”。一年之后，金陵市民私自改造政府颁定的皮札䩺样式，被五城兵马司拿获。刑部再次出榜申明靴禁：
（颜锁住等三十八人）故将原定到皮剳䩺样制，更改作半截靴、短靿靴，里儿与靴靿一般长，安上抹口，俱各穿着，或卖与人，仍前自便，于饮酒宿娼，行走摇摆，致被兵马司拿获，送问罪名。本部切详，先为官民人等一概穿靴，不分贵贱，致使奸顽无藉，假装官员人等，挟诈骗人，扰害良善，所以朝廷命礼部出榜晓谕，军民商贾技艺、官下家人火者，并不许穿靴，只许穿皮剳䩺，违者处以极刑。此等靴样一传于外，必致制度紊乱，宜加显戮。洪武二十六年八月初三日钦奉圣旨：这等乱法度，都押去本家门首枭令了，全家迁入云南。[165]
《明太祖实录》收录的靴禁，经过文臣藻饰，语气已经温和得多。《南京刑部志》收载的这篇榜文是未加改窜的原始文告，其凌厉的辞气，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在“重典治国”氛围下，明初对逾越官民服饰等级的防范是何等之严格。时任吏部尚书的詹徽（1334—1393），即以家人“时常穿着靴街上行走”，违背“官下家人不准穿靴”之禁令为由，对其施以刖足酷刑[166]。这些禁令不仅在京城得到执行，在地方上也被遵守。担任监察御史的昆山人王英（1360—1422），“尝微服入郡城，时禁庶民服靴，门者缚英。英曰：‘我官人也。’取舟中冠带示之，始释。”[167]宣德五年（1430）名宦况钟担任苏州知府时，亦曾发布榜谕，禁止民众“违例穿靴”[168]。在厉禁之下，穿靴逐渐演变为明清两代官吏和生员的身份象征[169]。
良贱之等
明代在政治等级上处于最底层的“贱民”，主要指不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列的倡优和隶仆两大群体。几乎历代服饰制度，对这两个群体的衣着都有特别的规定，不令其混同于平民，以此显示对其身份的贬抑。元代就曾规定，平民衣料可以使用“纻丝绫罗毛毳”，而皂隶“惟许服绸绢”[170]。娼妓在服饰上的限制更多，必须穿皂衫、皂褙子，戴角冠，而且亲属要裹青头巾[171]。不过在服饰等第混乱、妓乐之风盛行的元代，这些规定只能是一纸空文。附图十七中的仆从、乐工，就和主人的衣着形制相同，看不出明显的差别[172]。
明初继承前代传统，特别注意利用穿戴的差异，将倡优皂隶和“良民”区隔开来。洪武元年规定，乐工“冠青卐字巾，系红绿帛带”，乐妓“戴明角冠，皂禙子”，要求其衣着“不许与庶民妻同”。洪武三年，明太祖颁行新制的“四方平定巾”作为士民常服，“令士人吏民，咸如式制服之”，唯独伶人皂隶冠帽“如初所定，以异其制”。洪武十二年，改令“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173]。市井语言中“绿头巾”一词，即由此演化而来[174]。二十一年，又“禁教坊妇人戴冠、穿褙子”[175]。倡优没有和良民穿用同等服饰的权利，他们之间的身份区别，在衣着上即可一目了然。
皂隶婢女依附于雇主，靠为他人提供劳役为生，不具有完全独立的身份，在衣着上也异于常人。洪武三年规定，皂隶“冠圆顶巾、衣皂衣”，四年改令穿皂盘领衫、戴平顶巾[176]。按照《宁波府简要志》抄录的洪武礼制，隶从衣巾的样式为：附图十八中的仆从形象，取自《王琼（1459—1532）事迹图册》，其衣帽样式与洪武礼制的规定基本一致。婢女则在发式和衣装上与民女相区别，“绾高顶髻，用绢布狭领长袄、长裙；小婢使绾双髻，用长袖短衣、长裙”。[177]皂隶属于社会最底层群体，即便到了服饰等级体系基本瓦解、衣冠逾制成为普遍现象的晚明时代，其衣着服饰仍然基本保持明初的样式[178]。
隶从巾，用漆布，八折。其顶直如覆桶，簮以孔雀翎。皂衫，腰束红带，而悬锡牌。[179]
乐工歌妓奔走于王公贵族之间，其衣着光鲜华丽，往往是造成服色混乱、等威不辨的重要原因。为厘清各阶层的身份等级，明初对倡优服饰的控制尤其注意。时人刘辰在《国初事迹》中记下了明将叶国珍，因私令歌妓穿着华衣而遭重惩之事：
（太祖）赐（傅）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饮，拨与歌妓十余人。太祖令内官觇视，后国珍令歌妓脱去皂冠、皂禙子，穿华丽衣服混坐。太祖怒，令壮士拘执国珍，与妓妇连锁于马坊，妓妇劓去鼻尖。国珍称说：“死则死，何得与贱人同锁？”太祖曰：“尔不遵我分别贵贱，故以此等贱人辱之。”[180]
在这些旨在“分别贵贱”的制度灌输下，“良贱有别”成为明清时代根深蒂固的社会意识。明代中期以后，服饰禁令松动废弛，倡优人等已经不必穿戴皂衫、绿巾等歧视性衣巾[181]，然而良贱之间的服饰差别依然存在。著名小说《儒林外史》虽然是清代作品，但反映了不少明清两代通行的社会习俗和观念。书中描写青楼掌柜王义安因僭用巾帽，而遭泼皮秀才讹诈的故事，对良贱之间在服饰与社会地位上的悬隔，做了精彩的诠释：
正说得稠密，忽见楼梯上又走上两个戴方巾的秀才来……两个秀才一眼看见王义安，那穿茧绸的道：“这不是我们这里丰家巷婊子家掌柜的乌龟王义安！”那穿元色的道：“怎么不是他？他怎么敢戴了方巾在这里胡闹！”不由分说，走上去，一把扯掉了他的方巾，劈脸就是一个大嘴巴，打的乌龟跪在地下磕头如捣蒜，两个秀才越发威风。……这里两个秀才把乌龟打了个臭死。店里人做好做歹，叫他认不是。两个秀才总不肯住，要送他到官。落后打的乌龟急了，在腰摸出三两七钱碎银子来送与两位相公做好看钱，才罢了，放他下去。[182]
方巾是读书人身份的象征，青楼掌柜王义安虽然经济富裕，但政治地位在所有社会层级之中却最为低下。倡优僭用士人衣冠，违反了衣着“循分”的社会常识；两个泼皮秀才抓住这项把柄，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其滥施体罚、横加讹诈。良贱之间难以逾越的身份鸿沟，在这个故事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