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是中国历朝的一贯政策，而明代又是典型的以农立国的朝代。出身淮甸农家的明太祖，对小农经济在维持社会稳定上的重要性，以及农民生活的种种困苦，有着深刻的体验。明太祖屡屡告诫臣下“四民中惟农最苦”[198]，颁布了大量劝农、恤农的诏令。关于明初的“农业本位”政策，学界已经有充分的研究，在此不复赘言。
在传统汉族社会里，商业基本被视作农业的对立面，两者在地位上有本末之别。明太祖亦崇奉“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虽然并不完全否认商业存在的价值，但他认为在理想的上古制度里，商人不是一种专门职业，“商出于农，贾于农隙之时”，仅在农闲之时互通有无，因此上古“野无旷夫”[199]；而后世工商业的兴盛，致使农桑业废。洪武十八年，明太祖曾专门与户部官员谈话，要求“禁末作”[200]。两浙地区“苟遇岁歉，民即不给”，明太祖认为原因在于“务本者少而事末者多”，特令将杭湖温台苏松六府的无田民众，移往北方垦荒务农，以使“民无游食”[201]。这种在重农抑商观念支配下的大规模移民，在明初进行过多次[202]，给江南商业发展带来不小的挫折。
除去经济观念，抑商还有道德上的考虑。在儒家重义轻利观念影响下，商人的形象在历史上大多是负面的。洪武八年明太祖作《资世通训》，称“商贾之心利重，贪而无厌，其中诈取者甚多”，而持公平之心者仅仅“间有”[203]。商人“盗诈”，是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根深蒂固的印象。集负面形象于一身的商人，易被当作破坏道德秩序的危险分子；在明初全力倡导儒家道德的社会氛围里，商人地位受到裁抑，也成为时势之必然。
虽然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一贯的政策，但将其反映在服饰制度上、用衣着的高下来标识农民和商人的不同地位，西汉之后，似乎唯有明代[204]。汉初经济疲敝，汉高祖曾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
纻罽，操兵，乘骑马”[205]。明初创制立法以“复汉唐之旧”为口号，早在洪武三年，明太祖就特别提到汉初这些政策，以为是“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的楷模[206]。虽然当时尚发布商人服饰的专门限制，但汉初“贱商人”的故事，此后被明太祖一再提起，甚至成为策问儒士的题目[207]。
洪武十四年，明太祖下令对农民、商贾各自所用的衣料等级进行规范。农业本位的价值取向，在服饰上得到了反映：
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208](https://www.xing528.com)
这则规定专门针对农民和商人两个阶层，把两者看作是对立的关系。服饰规格是社会地位的体现，禁止商贾穿用绸纱，使得商人在社会地位上低于农民一等。农民家庭只要有一人经商，其余家人便要受服饰降级的牵累，当政者重农抑商的社会价值导向，表露无遗。洪武二十二年，明政府对社会各阶层的巾帽样式进行规范，规定“乡村农夫许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止；不亲农业者不许”[209]。走街串巷的商贩和田间劳作的农夫一样，都有戴笠的需要，而将戴笠变成农夫的专利，其中也寓含了崇本抑末之意。
不过，这套服饰方案并未能发挥长久的效力。明人何孟春（1474—1536），对此有如下反思：
国家于此（按，即前述农商服饰规定），亦寓重本抑末之意。贫者何处得穿绸纱？富者自不求戴笠。今之商贾，姑以衣服言之，其止用绸纱而已乎？[210]
虽然国家规定可以服用绸纱，但农民却往往因家贫而无力穿着。斗笠是户外劳动用具，富贵者根本没有佩戴的需要，更不会以戴斗笠为荣。当政者在服饰上的“重本”之意，不能不落空。随着国家控制的削弱，到弘治、正德时代，商人已经突破服饰限制，逐渐成为明中叶兴起的奢靡之风的引导者，旨在“重农”的服饰规范，只能沦为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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