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制定过程仿真模拟的体系内压力点和行动效应

决策制定过程中的行为和结构的变化最可能是由于每个行动者的目标达成程度。这种理论假设衡量行动者进展的合理指标是他们的权力测度。同时也假设每个行动者在过程的每个循环中都尝试增加这种权力，但各个行动者期待拥有的权力大小有所不同。此外，随着行动者在过程中失去或获得权力，这些用期待值来衡量的目标也会发生改变。因此，体现行动者表现的测度其实是在任一时间截点的实际权力大小或随着时间流逝权力大小的改变，这种测度使行动者有能力决定要不要继续行为或者改变行为。行为的改变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行动者通过努力增加权力能改变他们利益或控制的分布，或能“对行动有更大的话语权”；第二种，行动者可以聚集成更大的群体或联盟，通过集体行动来提高达成个人目的的机会。同样，联盟若是不成功就会解散，或者群体内部的紧张感超过了给定的临界值也会导致解散。

改变行为的规则可通过下面这种方式顺序进行。在仿真模拟的每个阶段，当要考虑例如“结成联盟”或“改变一个人的利益分布”等行动时，这种行动发生的概率可以根据已经考虑到的一系列行动来推算。我们可以使用一个随机机制来模拟是否会采取一个行动，这种随机机制把一个随机数字和概率结构配对。因此一个刚结成联盟且现在在考虑是否要改变利益诉求的行动者的行动概率就会不同于一个正在考虑相同的事情但不在联盟内的行动者。每个行动者必须要考虑好几个阶段。如果行动者已经身处联盟内或不在联盟内，行动的概率结构就会不同。那么拥有的权力大小，之前时间间隔内权力发生的改变，以及行动者所属的联盟的大小都会导致形成新联盟、联盟解散、保持不变或联盟的任何其他变化的概率不同。在这些决定的基础上，行动者会考虑是否要改变他们的利益诉求或控制模式。控制可能会替代掉利益诉求，行动者可能会分化其中一者并使另一者更加集中，或使两者都更加集中等。无论是哪种决定，某种意义上来说，改变的大小有一定局限性。可能由于惯性而被局限，惯性代表了之前时间段的利益和控制结构。最后，随着体系通过学习自身在不同时间的行为而创造出自己的目标，用来测量权力的期待值的临界值可能会根据新的行为发生改变。

这一序列行为可用两种方式嵌入模型。由于实际上存在两个集合的行动者，或者说实际上是一个集合的行动者行使两种能力——第一种即对问题的能力，第二种即对政策的能力——那么这个过程可先运算问题，然后运算政策；反之亦然。这会使得不同集合的行动者在处理问题时属于一个联盟，而在应对政策时又属于另一个联盟。因此，行动者将会尝试最大化其对问题的权力和对政策的权力，有趣的是可以测量他们在其中一种情境下对比另一种情景下究竟有多成功。实际上，不可能事先通过分析预测出体系是否会收敛。而且，也无法预测出体系的稳定性及其对不同组合行动的敏感性。看似体系在目前形式下不会收敛，但仿真模型的一个目的就是建立一个探究理论改进的工具。模拟仿真一旦开始，可根据是否对过程有贡献而在模型内增加或删除不同机制。大体上来说，本次探究的目的是揭示能表明重要结构的体系内压力点，在过程中行动者很多考虑采取的行动很可能都只有有限的效应，而通过把仿真模拟作为实验方法，可识别出这些行动。

目前描绘出的理论是一个帮助理解决策制定体系实际如何运作，而非应该如何运作的框架。尽管理论无法被严格归类为有明确肯定的重点，因为该理论包含了一些规范性概念，尤其是行动者如何组合利益和控制的概念，但整个展示中都有一个隐含的主题，那就是该理论可通过与真实情况比较而被部分证明或证伪。一种意义上来说，该理论只意在表现决策分析方法的基础，即如何才能通过使用稍微有点实证意义的体系模型来深刻理解真实的决策过程。这在社会科学中是一种挺偏门的使用理论的方法，但考虑到预测社会生活会遇到的紊乱的观察和逻辑问题，这可能是唯一的方法。然而，由于该模型是假设的半实证性模型，值得我们去思考如何能引入更直观的规范性维度。(www.xing528.com)

讽刺的是，我们关注决策过程的本意是想找到更好的方法对某些利益体系进行优化，比如一个城市这种利益体系，然而问题似乎是被往回推了一个阶段——回到了找出优化决策制定体系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问题可被无限回退。但是，优化决策制定过程的需求的确反映了规划设计观从产品角度到过程导向角度的改变。现在目的是要优化过程，这是由于认识到优化产品极其困难，而且产品本质上是和过程相关的——即形式追随功能，这正是我们城市科学的主要观点之一。在上一章介绍的初步决策模型中，有一个直观的优化程序被引入结构内，在该结构中，行动者可选择互动以便优化一些福利准则（奖惩准则）。有可能同种程序能被引入上面呈现的分析模型中，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这种严格的程序不能应用到仿真模型中。由于仿真模型可能更真实，可尝试设计过程来优化模拟仿真。比如，可确定基于收敛要求的判别函数、减少组内和组间敌意的需求、利益或控制的现实分布。同时还可以开发一个反复试错过程来优化这样一个判别。实际上，这种程序与制度结构的设计有关，而制度结构能为决策制定提供有效组织。因此，此处提出的理论结构看似与基于复杂性的新兴规划理论非常一致，新兴规划理论的重点是从体系结构的设计转变到体系行为的设计。

为了展示该理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我们将会介绍两个案例分析。两个案例都为假设，它们不是基于严谨的、可实证观察的利益体系或数据来源，而是基于典型事实，但此处的关注点在于理论可用于接近实际问题的应用的大体方法。同时，也可以展示理论如何处理空间和非空间问题，从而提供一个严谨的框架，来把社会政策过程联系到空间形态和空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