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末民初的绍兴商界来说，最能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经济因素是金融。各行各业都需要货币作为资本去进行贸易，各业商人之间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易，因此金融状况的好坏牵涉到所有商人的利益，“窃惟市面衰旺，全视金融为转移，商业亨否，必赖银根为周旋”；[1]由于金融状况与绍兴商人息息相关，所以绍兴商会非常重视金融运行情况。如果金融市面出现异常情况，绍兴商会就会介入其中。
绍兴市面中货币价格的高低是由钱业商人公议决定的，有时钱商因在日拆、汇水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导致市面货币价格无法开出，最终影响商业运行。这时绍兴商会往往会从中调解，以期钱市早日开市。这一点在上一章中曾有所介绍。
有时其他行业的商人，可能会为了追求厚利而不遵守钱业公议的市价，从而扰乱金融秩序。这时绍兴商会也会出面阻止。1917年绍兴越安轮船公司压低角洋价格图利，当时市面上一角洋的价格为九十八文，间或达到百文以上，可是越安公司在日常营业中却是以每角九十文与顾客交易，实际上是压低角洋的价格，以获取额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绍兴商会出面干预，“前闻有商会函咨责问，该公司以火油及机匠等均要付出现洋之设词抵制”。[2]
当市面上出现伪钞，金融秩序岌岌可危之时，绍兴商会同样会出面解决。1914年绍兴市面发现浙江银行五元面值的伪钞，绍兴商会立即召开各业会议，议定各业商人停止使用浙江银行的钞票，之后商会又呈请官厅饬令浙江银行到绍兴分设经理处收兑钞票。“商务分会邀集各业议定办法，限期止收，请转呈令饬该银行，于该地分设经理处，随时收兑。”[3]
有时一些辅币的价格，由于某种原因偏离应有价值，造成市场混乱，引起商人不满，这时绍兴商会会介入货币价格的制定过程，有时甚至会召开各业商人大会讨论货币价格问题。
1921年绍兴商会因广东新角问题召开会议，议定广东新角的流通方法，“本会即刻召集各业公同讨论，结果前项广东新角，不拘各业进出，一律以二八搭用”。[4]1917年2月绍兴商会在其新年会上议定铜元价格，“次提议铜元价格，谓今日市面铜元以现时洋价计，每枚可作制钱十文，惟各营业不同，恐为折耗，定作九文通用。如此则商家、主顾，两得便宜云云”。[5]
绍兴商会的乡镇分支组织亦有规定钱币价格的行为。1919年斗门分所将铜元的价格规定为七厘五毫，由于该价格较过去的时价偏低，还招致了《越铎日报》记者的批评。[6]1920年9月，姚家埭分所在召开常会时讨论铜元行使问题，最后议决铜元价码依钱市日报为准，“议决，照市计算，以钱市日报所定价格为标准”。[7]
由于货币的价格会随货币的供给状况的改变而变化，所以绍兴商会需要不断地调整货币价格。又因为金融与各业商人的利益皆有关系，所以在调节货币价格的过程中，各行各业的商人都会参与其中。调节货币价格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商民群体自我调节的过程。
我们先来讨论绍兴商会、商民对制钱价格的调控。如果绍兴市面上制钱充斥，供过于求，那么制钱显然就会掉价。此时如果商场中规定的制钱价格没有及时下调，那么那些大量收入制钱的大零售业（如布业、首饰业、米业）就会有不少亏耗。
民国初年绍兴市面制钱过多。时任绍兴商会领袖总理钱允康应布业、首饰业之请，调整制钱价格，定下“什一升钱”的制度。[8]比如甲向乙买物，甲付的制钱一旦超过十个，就需多付一枚制钱。如某物价值制钱十一枚，甲需向乙多付一枚制钱，即付制钱十二枚；某物价值制钱二十二枚，因两次超过十，甲需多付两枚制钱，即付制钱二十四枚。也就是说，对于价格在十枚制钱以上的商品，购买者需要付更多的制钱。这实际上是下调制钱的价格，以与制钱充斥的金融现状相符。(www.xing528.com)
但是这种“什一升钱”制度是对那些小商小贩不利的。比如菜摊菜贩，他们在卖菜过程中，顾客付给的制钱数常常不过十，因此没有升钱。但是当他们进货时，他们付给供货商的制钱一定是过十的，就需要升钱。这进无升而出有升，自然使小商小贩的利益受损。可见，“什一升钱”制度是有利于大零售商而不利于小商小贩的。
正是因为“什一升钱”制度不利于小商贩，所以该制度受到很多人的批评。酒业董事沈秀山曾化名“蝶梦生”批评该制度，“什一之升钱，钱侩巨贾厚获其利，肩贩小民受累不堪”。[9]
后来绍兴市面上的制钱数量开始减少，制钱供给的减少，使制钱的实际价格走高。这样原本就在进出过程中利益受损的小商小贩，其损失就更大了。废除“什一升钱”制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沈秀山面商商会领袖高鹏，请求商会废除“什一升钱”制度。[10]首饰业业董陶文谷也称“什一升钱”制度不合理。
不满声音的高涨，意味着商业秩序的基础正在被侵蚀。在这种情况下，绍兴商会出面重新制定制钱价格，巩固商业秩序。1917年11月绍兴商会邀集各业商人开会讨论制钱问题，会上除米业之外的其他行业都赞成取消“什一升钱”之制。最终，大会决定“什一升钱”取消。这样，绍兴商会通过重新确定制钱价格，平衡各方利益，使商业秩序得以继续稳定。
取消“什一升钱”制度一两年之后，突然有大批制钱涌入绍兴市场。“自上年平现以后而现水革除，钱侩相随短抑，仅以每钱一千易洋一元，因之由外县贩入来绍者盈千累万，而小钱充塞市上者处处皆是。”[11]这样，原先制定的制钱价格就变得虚高，商人的利益、商业秩序都受到了伤害。“别处贩运小钱入市，商业均受影响，而呼痛号泣之声充耳触目。若不力谋良策，革除弊病，则绍县商业几无振兴之日。”[12]在这种情况下，绍兴的各业商人强烈要求绍兴商会解决制钱危机。为了促使商会尽快解决问题，各业商人甚至威胁停止缴纳商会会费。
故吾各业公议，前于四月初五日为始，钱市出入，一律加一贴水者，实为贫苦小商及人民计，绝对非为吾各业减除暗中之抱耗计也。现在各业复于昨日自行开会，公同议决，此次商会既有通告，自应遵照。于十三日以前，暂勿加贴。是日开会各业业董，全体□不出席，静待议董解决。定于四月十四日起，钱串出入，一律加一贴水，成埠上角，仍用银元、铜元照市进出，暂维近状。于银串未解决以前，各业应输商会会费，暂行停缴。[13]
在各业商人的强烈要求下，绍兴商会不得不开会集议。后来商会议决，仿照杭州的商业习惯，使制钱价格盯紧铜元，制钱与铜元挂钩，“嗣后市上行用铜元，以十文计算，制钱兑易银元，应照铜元之市价为市价，以归一律”。[14]绍兴商会集议之后，又将决议呈报官厅备案，以增加决议的公信力。
由上可知，绍兴商会之所以多次介入金融事务，是因为金融秩序出现了问题，商业秩序危机四伏。绍兴商会是为了维持秩序才介入货币事务。而商会对金融的干预，也确实达到了稳定经济秩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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