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决策：理性与有限理性的探讨

经济理性（cost-benefit analysis；Weingast，Shepsle，＆ Johnsen，1981），即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进行行为决策时运用的理性。经济理性的目的是效用最大化，因此，经济主体努力在有限的环境资源中做出最佳决策，即总是从诸多可能的决策方案进行“成本—收益”的考量，从而选择导致其效用最大化的行为（Weingast，Shepsle，＆ Johnsen，1981）。经济理性是一种普遍的分析方法，可以用它来研究各种条件下的行为与效果的关系，探究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益，其他社会科学也可运用它来分析人的行为（赵忠令、周荣华，2000）。经济理性可以作为建设性偏差行为决策时的一种认知评价视角，其作用方式体现在两个方面：对未来行为结果的预期、对已完成行为进行“成本—收益”的考量。当行为者对行为结果的预期是利大于弊时，很可能进行建设性偏差行为；反之，行为者则会选择“安分守己”。对已发生的建设性偏差行为决策的评估则会作为一种经验，使行为者更了解组织对其建设性偏差行为的接受度与认可度，从而进一步影响后续行为决策过程中的经济理性分析。

建设性偏差是一种伴随着不确定情境的风险行为，这使得传统的经济理性视角难以对其深入理解，有限理性则是对其局限性的有力补充。诺贝尔奖得主simon指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不是全知全能的；应当是过程合理性，而不是本质合理性；所考虑的人类选择机制应当是有限理性的适应机制，而不是完全理性的最优机制。基于此，simon提出用“满意型决策”代替“最优型决策”。如果把决策比作大海捞针，最优型决策就是要求在海底所有的针中间捞出最尖最好的那枚针，而满意型决策则只要求在有限的几枚针中捞出尖得足以缝衣服的那枚针即可，即使还有更好的针，对决策者来说已经无意义（徐婷婷、段锦云，2019）。建设性偏差的分析和判断过程是一个包含了环境因素、人格因素、认知因素等的综合作用过程。企业员工在面对建设性偏差决策情境时，若进行完全信息的加工，需要的心智成本、时间成本等将远远超过决策者所能提供的资源。此时，决策者审时度势，可能会像一个“认知吝音鬼”一样，竭力节省心智能量，把复杂问题简化。例如，忽略一部分信息，采用启发式的策略以减少认知负担；过度使用某些信息，个人价值因素、经验、线索重要性等都可以成为单方面的标准帮助选择；接受一个不尽完美的选择，认为这已经足够好了。(www.xing528.com)

笔者认为建设性偏差的分析与判断过程是在权衡了理性决策成本和有限理性决策成本后做出的决策。组织资源、工作群体的支持以及个体能力等前因变量可作为员工的决策资源，进而影响员工的决策模式，即：要么企业员工耗费大量的心智成本进行信息的搜索、比较和判断，最终换取有效性决策；要么进行不完全信息的加工，则失误的可能性势必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