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域分析：实用理性与科技理性的比较研究

灾难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据真实的灾难事件创作的现实灾难片，如《K-19》《阿波罗13号》《泰坦尼克号》；另一类则是完全虚构的科幻灾难片。后者又可分为两类：一是有现实或科学根据的，如《后天》《未来水世界》都对温室效应给地球带来的灾难问题进行反思；二是毫无现实或科学根据的，如《生化危机》。但当下的灾难片都已不纯粹，而是多种类型的杂糅。好莱坞灾难片更多的是科幻、灾难、惊悚等元素的杂糅，中国现有的灾难片则大多是灾难与伦理的杂糅。中西传统思维方式中科技理性与实用理性的分野从某种意义上能解释中美灾难片创作为何存在如此差异。

在西方，古希腊的传统科学思想就奠定了现代科学的数学传统、逻辑传统和实验传统的基础。而后来无论是从宗教神学的统治中摆脱出来，还是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科学都是最为重要的武器，科技理性也随之勃兴。所谓科技理性即在科技活动中彰显出来的人的认知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表现为一定的科技活动原则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评价原则。^[6]西方传统的科技理性思维对好莱坞灾难片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沿袭了好莱坞电影的技术主义传统。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平面到立体的技术革命都发生在好莱坞的梦工厂。尤其是进入第三次电影技术革命阶段，好莱坞更是凭借自身优势，又一次在数字技术中独领风骚。而20世纪90年代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灾难片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电脑特技成为好莱坞灾难片的重要利器。从《泰坦尼克号》到《后天》再到《2012》，电影高科技的投入比例越来越重，且越来越精湛的技术将灾难场景制作得亦真亦幻，营造的视听奇观不断挑战受众的感官极限。第二，以具有现实依据和科学判断而又充满想象力的科幻灾难片对热点科学争论进行思考，给人类即将会遭遇的灾难提供了一种预言图式，如《彗星撞地球》中近地天体的威胁并不是空穴来风。第三，更多的是代表人类智慧的科学家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如《2012》中的科学家从预测灾难到有条不紊的分析数据，塑造了令人信服的科学家形象；《龙卷风》中科学家为了掌握龙卷风的规律以将预警时间从三分钟提前到十五分钟，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与龙卷风较量。第四，上世纪以来，在经历了工业文明的洗礼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后，西方社会陷入重重危机。西方学界将此归结为科技理性的危机，对科技理性的反人性特质实施了全面的批判和反思，认识到科技的发展未必是人类的福音，人类的恣意妄为将以文明的毁灭为代价。相应的灾难片创作也对人类在利用科技方面放松意志自律而带来的生态危机和科技失控造成的人祸进行反思。如由冷战时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K-19》讲述了苏联第一艘弹道核潜艇发生核泄漏的故事，对核能的无节制利用敲响了警钟；利用基因工程复活灭绝动物或制造新物种的《侏罗纪公园》与《狂蟒之灾》反映了因颠覆自然规律而引发不可控的灾难。(www.xing528.com)

与西方传统文化注重科技理性思维不同，“中国有技艺，无科学”^[7]，科技理性缺失。因此五四运动才以“赛先生”作为其中心价值之一。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也并不是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科学与伦理谁将成为文化的主导的一场论争。最终科学思想并没在中国成为主导性的价值趋向，中国以伦理为中心的宗法血缘制的政治文化结构并未改变。李泽厚将中国传统伦理型社会的整体精神与民族性格概括为“实用理性”。它关注的是伦理实践，重视人伦情感以及对现世的实用性探求。朱光潜也认为：“中国人是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他们不大进行抽象的思辨，也不想费力解决那些和现实生活好像没什么明显的直接关系的终极问题。”^[8]而这种实用理性传统对灾难片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沿袭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经历中国几代导演的尝试与发展，现实主义创作观念成为中国电影的根脉，并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叙事方式与影像语言。而沿袭了这一传统的中国灾难片创作重在把灾难作为一种叙事背景来表现人的伦常情感，并把这种伦常情感扩大为对国家、集体的情感，在灾难中表现一种关于伦理的思考。《唐山大地震》也没能逃脱这一窠臼，没有从灾难本身入手，而是以灾难为背景，记叙一个普通家庭灾后32年中的心理重建，通过亲情的回归来处理灾难带来的精神创伤。第二，中国现有的灾难片基本是真实灾难的影像再现，缺乏具有警示意义的科幻灾难片，缺乏对于未知灾难的想象。《大气层消失》《毒吻》或许是目前为止国产科幻加灾难电影的仅有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