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与魏晋南北朝简牍文字的理据度比较

在古文字阶段，也就是文字的使用初期，任何一个字的出现都是有理据可循的，不会出现无理据的汉字。这时期的文字与图画近似，是人们对客观存在的物体认真观察、仔细分析后进行艺术化摹写、勾勒的结果，用可以代表物体特性的图画来表示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象。如甲骨文中“虎”的写法虽然很多，但都是在描摹老虎的模样，有的描摹了虎的全貌，有的勾勒虎的轮廓，有的突出其巨口、利齿，有的突出虎身上的斑纹……初期的汉字就是用“随体诘诎”的线段画出客观存在的事物，所以字形与物象的相似性是早期文字的典型特征。“盖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5]，这个依据就是客观事物的形体。但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这种描摹事物形体的象形字显然不能满足需求，因为一些抽象的心理、感情、思想、观念等都是无形可象，无法描摹的。于是早期的文字使用者就“通过此事物与彼事物的相似关系、通过客观存在与主观认识的曲折的间接的联系，借助经验和联想来‘曲径通幽’”[6]。如要表达意义相对抽象的“本”和“末”就要借助在象形字上添加指事符号的方法，要表达“足”的多种动作，就要借助在“足”之外添加标音构件以示区别的方法。

“篆书以上的早期汉字，是字字有理性的，因为它还保留着较多的图画成分。”[7]具体而言，象形字是直接描摹客观存在的事物，构形理据最为明显；而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则只有部分象形成分，构形理据相对隐匿。在古文字阶段，“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象形字是汉字构成中必不可少的因素。

庄义友先生从汉字字形的生成过程总结出了字形直接象物表意、字形直接象事会意和字形直接象意、间接谐声三种模式，并从这三种模式入手分析了古文字的构形理据。所谓直接象物表意，是指“人们在构拟某个汉字字形时，直接以客观事物的外部表现作为参照，通过摹拟客观事物的形象或形象特征，创制出一个与物形具有明显相似性的图形符号”，就是用“‘像此者’的字形来象征某种客观事物的符号创制模式”；直接象事会意就是“人们通过对这些字形（由多个象物符号构成的）中各种符号成分的把握，引起相关事物的联想，再结合一定的社会生活经验推导出一定的事象或事理，从而领会整个符号所包含的意义”；直接象意、间接谐声是指由表意符号成分和表音符号成分共同构成汉字的造字模式，其中的表意符号成分提供一个既清晰又模糊、既可以捉摸又模棱两可的意象，表音符号成分仅能提供一个可同语言中某个声音形象挂上钩的字音，人们需通过这个声音形象的能指作用与其所指联系起来[8]。按照这三种造字模式逐一考察古文字，发现不论是直接象物表意的汉字构造还是直接象事会意、直接象意间接谐声的汉字构造，都有其构形理据，区别仅仅在于，一种是客观存在的物象与字形的相似关系，一种是基于相关事物的相似性然后融入人们的经验与联想的曲折会意，前者是直观的，后者是间接的。(www.xing528.com)

汉字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演变，进入隶楷文字阶段，字形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彻底改变了文字的象形性，与以象形性为主要造字手段的古文字相比，构形理据度的下降是必然现象。据调查，在这一阶段只有约70%的汉字具有构形理据，构形理据保有率较古文字阶段大为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