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通过“将从中御”之法来控制武将。因前文所说的弊端，到宋仁宗时废除了将从中御之法，文官开始出任前敌总指挥，宋真宗时，以文臣任前线统兵官统御武将成为惯例。文臣任经略安抚使等官，往往需兼任帅府所在地之知州（或知府）。这样的设置始于宋仁宗庆历时，当时陈执中等建言：“兵尚神密，千里禀命，非所以制胜，宜属四路各保疆圉。”该建议得到朝廷采纳，“始分陕西为四路焉”。即任命韩琦管勾秦凤路部署司事兼知秦州；王沿管勾泾原路部署司事兼知渭州；范仲淹管勾环庆路部署司事兼知庆州；庞籍管勾鄜延路部署司事兼知延州。四人并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75]。此后在陕西，这样以文官出任路最高军事统帅并兼知州（或知府）的设官原则遂成为定制。尽管文官取代武将出任前军最高指挥，但这并不表示文官主帅就被赋予了全权措置沿边军事的便宜之权。中央对这些主帅同样也心怀担忧，既畏其权重难制，又虑其处置有方，或者至少可以说，朝廷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对前线军事的决策与指挥权，通过多种信息渠道掌握前线军机，下发诏令，以此实现对前线指挥的参与。这样的指挥机制虽抛弃了直接钳制主帅主观能动性的弊结，但中央参与甚至干预前线指挥的传统仍得以延续。故可以说，这是此前“将从中御”原则在宋夏战争中的新形式。但由于军事活动往往具有时间上的突发性、战局变幻的不确定性为了战场上的胜利，无论是否愿意，中央都必须对前线帅府作出进一步的权力让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二元军事决策与指挥体系——前线帅府与中央同时参与前线军事指挥。简言之，即中央重战略决策，而帅府重军事指挥。两者各有侧重，互为补充，构成北宋中后期于西北用兵的军事指挥模式。这种模式下，前线虽有一定的应变指挥能力，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要受到中央的牵制，不利于正确应对战场的变化。有时，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会很尖锐。如上文种谔取绥州成功，却被贬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前线指挥与中央之间对指挥权的争夺。(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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