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央政府不仅掌控着对国家大战略的规划与决策权，其控制力还深入到军事战略决策领域，广泛地参与着对战役法的制定。这一做法意味着，始自宋太宗朝之“将从中御”驭将原则，至宋神宗时期，这一原则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继承。在王安石执政时期，他亦曾就此问题再三地与宋神宗进行过讨论。
上论攻守之计，众以为兵须委将帅，难从中制。安石曰：“兵虽不可中御，然边事大计，亦须朝廷先自定也。”[11]
在他看来，虽然前敌统帅有相机划策的权力，但由中央选择、制定战略方针，既有助于统一大战略与军事战略这两个战略层面，令战役法的规划更为正确、有效，还可以防止因临时慌乱无序及个人智略不足所可能造成的决策失误。“中央控制”与“预定大计”这两点内容始终都是他所考虑的重点。就此，王安石又向宋神宗说：“西事稍定，宜经制边防，须先定大计，以次推行，不可临时采众人议论，如此必无成。”“……若纵将帅自便，则朝廷无定计。”[12]他还说：“若要用兵，先须朝廷因古今之宜讨论法制，然后择将帅授之，兵乃可用。”[13]
可见，王安石认为，一切与军事有关的活动，无论经制边防，抑或行军部署，都必须是在中央的主导下完成。他将将帅的角色定位为对中央战略规划的忠实执行者，必须接受来自中央的战略指引与权力约束。我们现在觉得，要这样做，至少要满足一些条件：如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中央到前线的通讯十分畅通。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做是有难度的。(www.xing528.com)
就战役法层面的中央军事战略决策而言，它与大战略规划不同，需要决策者能审切事机，迅速作出合理判断，这体现了其相对的灵活性；同时又与战术指挥有别，要求所采纳的战役法规划有相对完整的实践期，这点又显示了它相对延续的时效性。从这两个方面出发，战役法决策须同时兼顾效率与稳定性。就效率而言，王安石主张朝廷措置边事不仅要审慎，同时也应不失敏速，惟有敏速，方能处置不失事机[14]。以王韶措置蕃部事为例，王安石就此曾向宋神宗表明态度：“韶措置未见有失，但朝廷应接不失事机，不为奸人沮坏从中牵制，则事无不成之理。”[15]
相对地，王安石与宋神宗对于战役法决策的恒久性也有所共识。同样是有关王韶招纳蕃部利害事，宋神宗亦曾表示：“且当极力主张，待其成效。异时朝廷作事未见成效，一有人言，辄为之沮废。”[16]“作事”要求战役法规划的恒久性，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人事任用的专一，就此，王安石进一步申论说：“今边奏至，即众人共议以为可，始从之，众人亦安能见众人所不见，……用将之道，苟知其才，虽一败宜宽贷。”[17]他认为，协同众议往往难以切中事机，反而会导致失于敏速；用人不疑有利于实现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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