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合同的两个风险点及优化策略

3.2.1　约定解除合同的第一个风险点在于：约定的解除条件（事由）是否符合诚实信用原则。

从合同理论上讲，既然是合同各方事先的约定，只要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约定什么样的解除条件都应当予以尊重。但是，我国法律一贯强调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不能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因此各方的约定也不是没有法律边际的随意约定。

特别是2019年11月8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47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守约方以此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是否显著轻微，是否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合同应否解除。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不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守约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反之，则依法予以支持。”

从该文件的指引可以看出，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是否足以达到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是该约定是否符合诚实信用原则的重要标志，也是该解除条件是否会得到法院支持的重要标准。因此，在事先约定合同的解除条件时，一定要把握约定的解除条件必须是严重违约且足以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情形。

比如，艺人与电影出品公司签订的《演出合约》中，如果简单约定艺人出现任何违约行为，出品公司即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那么此约定不必然会导致出品公司获得约定解除合同的权利。假设该艺人未请假即外出一天，或与导演吵架歇工一天，这些行为一般都会在合同中被约定为属于违约行为，但是出品方是否能以此为由行使单方解除权？根据上述司法文件，恐怕仍然难以实现。因此，具体准确的约定解除条件，是签订合同前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3.2.2　约定解除合同的第二个风险点在于：对于是否具备了事先约定的解除条件（事由），合同各方当事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

比如在第一节中我们提到的“蔡某某与上海某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解约纠纷，法院就是认定双方合同中约定了解约条件，因此蔡某某可以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而达到解约目的。

另如在第一节中我们提到的“陈某某与北京某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解约纠纷，在双方签订的《某公司（歌手签约合同书）》中，存在“某公司超过连续3个月对陈某某没有宣传曝光、演出活动等，陈某某有权提出无条件解约”这样的约定内容。其中“某公司超过连续3个月对陈某某没有宣传曝光、演出活动”就是解约条件。该条件只要具备，艺人一方即享有单方解除权。当然，某公司不承认此约定解约条件已经具备。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双方举证来证明各自的主张。从法院对双方的证据的判断来看，某公司证明了其不存在超过连续3个月没有对陈某某宣传曝光及安排演出活动的情形。因此法院认定陈某某尚不具备行使约定解除权的条件。(www.xing528.com)

我们再通过另外一个案件来观察约定解除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3民终13455号民事案件：张某某与北京完美影视传媒有限责任公司解约纠纷［9］。

在该案件中，原告张某某以被告完美影视公司违约为由，要求法院解除双方之间签订的《独家演艺经纪协议》。但是两审法院均认为完美影视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因此合同不存在应当因违约而解除的情形。

但是最终法院还是判决解除了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独家演艺经纪协议》，只不过判决解除的理由却不是原告提出的被告违约，而是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独家演艺经纪协议》中有一条约定：“协议期限内，张某某有权单方解除协议，但需向完美影视公司支付违约金，并赔偿因此遭受的损失。”法院认为此内容属于双方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现在条件具备，合同可以解除，当然原告张某某应支付违约金。对此，被告完美影视公司不认可，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以相同理由维持了一审判决。

从上面两个案件可以看到，约定解除合同这一方式的风险点，首先在于订立合同时对约定解除条件的把握。合同的双方甚至多方当事人彼此之间是一个既互相博弈又互相合作的状态，如何在确保不影响达成合作的前提下尽可能在合同约定上为自己一方争取最优的方案，是对合同订立者的考验。在约定解除条件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可能存在的主要风险、需要进行简洁有效的方案设计、需要以准确的文字表述将解除条件写清楚。

约定解除合同这一方式的第二个风险点在于行使解除权的一方对于是否具备约定条件的判断。对此，在搜集和整理能够证明已经具备解除条件的证据方面，解除方需要下一番功夫。

如果能够解决好这两个风险点，那么通过约定解除合同这一途径，可以将解约争议控制在最小范围，使艺人与签约公司之间避免无谓的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