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公民科学素质理论的优化方案

对任何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的研究，一般是首先对某一个社会群体的隐性或者显性现象进行观察，然后提出一种或者几种概念。这些概念经过长时间的讨论，逐步形成多数人认可的概念，这些概念由术语作为象征符号。但是，社会学研究是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特定语境中进行的，因此，社会学家、文化现象研究者一定会受到其生活的语境、教育背景和特定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从而影响其对某个术语所赋予的概念的形成。鉴于各个国家的特定国情、教育思想、科学传播思想、政治制度等的差异，其对科学素质的解释各不相同。

现代对科学素质概念的讨论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起因是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Sputnik”，引发了美国关于科学技术教育危机、科学技术落后、以及公民对科学技术的支持程度的担忧。同时，日本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也引发了美国的担忧。1960年，美国科学家沃特曼（Alan T.Waterman）认为：“科学的进步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理解和对持续不断的科学教育和研究计划的支持”。对科学素质概念的构建经历了复杂和困难的认知过程，从Paul Hurd（1958）开始，到Robert E.Yager（1983）、J.D.Miller（1983）、Deboer（1991）、John Durant（1992）和Shamos（1995），一直在讨论公民科学素质是什么。

B.shen（1975）提出三类不同性质的科学素质，即实用的科学素质（practical scientific literacy）、公民的科学素质（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和文化的科学素质（cultural scientific literacy）。Miller（1983）在《科学素质：概念的与经验的回顾》（Scientific literacy：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review）一文中第一次提出公民科学素质（civic scientific literacy）的概念，他认为公民科学素质包括三个相关的维度，即“具备科学基本词汇足以阅读报纸或杂志的不同观点，对科学探究的过程或本质的理解，对科学技术、对个人和对社会的影响的认识水平”，即如今被广泛用于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三维模型（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过程、科学与社会间的关系）。张晓芳（2003）通过对Miller不同时期的几篇重要论文的系统分析，认为Miller的PUS（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即公民理解科学）研究思路经历了热心公民理论—科学素质概念—公民科学素质测量等三个阶段，揭示了公民科学素质研究的理论基础。吴晨生等（2009）指出科学素质、科技传播与科学教育三位一体的互动关系，认为充分发挥科技传播的社会功能，全方位加强和普及科学教育，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路径选择。李红林（2010）以Miller法体系为线索，探究了公民理解科学的理论演进过程，认为以Miller法体系的测量对象为起点，对公民的认知经历了从单一的、消极的、独立于情境的公民观向多元化的、积极的、置于情境之中的公民观的转变。何薇（2019）认为，“四科两能力”框架的确立，标志着这一概念的中国内涵正式确立。黎娟娟等（2020）认为，科学素质是社会治理两大主体——政府和公民的微观能力基础。具体而言，公务员的科学素质会影响到其对社会风险认知、科学决策、规范行政和治理技术的应用；公民科学素质会影响到公民的参与意识、法治意识和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www.xing528.com)

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公民科学素质的概念形成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是一个历史条件要求所导致的概念的讨论，最后形成大家共识的过程。科学素质的绝对定义要求每个人都具备科学知识、科学技术技能和对科学的支持态度。但是，要确定一个绝对的科学素质的定义的想法本身是不现实的。科学素质的目的取决于其将要发挥作用的社会语境。Miller认为，科学素质是多维的概念，界定科学素质的概念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而是一种评价。科学素质应该被看作是社会公民和消费者所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