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1938）10月，国军广西部队四个军和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在蒋家山、上界岭、三角尖、陈家山一线布防，作为武汉保卫战东线外围阵地，准备抗击日本侵略军，阻止其西进。
我家本来住在彭思桥丁家港，由于田地少，生活困难。我伯父在一家油面作坊打工，长期无法自力经营。我外公怜惜我母亲的生活处境，将我一家人迁移到上界岭，并出资让我伯父做油面生意。此时，正是我家迁移至上界岭的第二年，我已满五周岁，对世事精于记忆。
上界岭是一个小集镇，有一条石板铺路的街道。从英山至武穴的一条公路，名曰“英武公路”由东向西从街旁经过。这里南有蒋家山，北有三角尖等山，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我家住在这里，正是国军布防的要地。国民政府的乡、镇人员动员居民迅速逃离，避免伤亡。还给每一个人发一份“难民证”。这是一块长形的白布条，上有“难民证”三个字，并盖有方形红印。据说带上它，无论逃到哪里，国军和那里的乡镇人员，就不会怀疑是汉奸或侦探，进行盘查阻拦。我外婆家住在上界岭东南方一里多路的莲花塘。这个时候，他家的一田甘蔗正长得旺盛，听说没有到打霜的时候，还不甜，所以，大家还没有来得及去撇着吃。
10月13日上午，我家和外婆家的人，通过事先约定，各人胸前都缝上“难民证”，从上界岭出发，向浠水方向，经过赵家河，于当日午后，逃到了陈家山。从山冲而上，在半山腰的一个村庄停了下来。距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问，从山顶上下来一位军官。他说，他是六十八军的，就驻守在这座山顶上。他态度和蔼，对逃难的人群，表示同情和关心，说明这里是战场，山上架的有炮，劝大家赶紧再向北边逃走。这时，大家才知道，逃难逃到战口上来了。于是，大家各寻其道，再向西北方向逃走。我家和外婆家的人，直到夜晚，才逃到了华家塘。在这里停留了三天。华家塘在三角尖（山顶上有三座山峰并排）背面一、二华里，大家都说，战场在山的南边，打起仗来，炮弹很可能从南边飞过来，这里还是不安全。
10月17日，大家又各寻其道，从华家塘，向东北方向逃走。伯父背着我，向东边方向，沿着一条小河沟向山冲深处逃走。晚上，到达一个村庄，名叫游家塆。伯父把我带到一处人们祭奠祖宗的公堂，停了下来。他去扯了一捆稻草来，让我睡下，他坐在我旁边。
在整个逃难过程中，父亲挑着行李，带着我母亲和我姐姐逃走，把我交给伯父带着，并叮嘱伯父，无论如何，要把我带着，不得放手，莫让我走掉了。于是，伯父总是背着我逃走。有时，遇上平路，就把我放下来，牵着我走一段距离。
逃到游家塆的当晚，我在草上睡得朦朦胧胧的时候，听到父亲说话。他仍然是叮嘱伯父，一定要把我带在身边，不能放手，走掉了。这时，我才知道，父亲和母亲、姐姐他们也逃到这里来了。外婆家的人，逃到哪里去了，就不知道了。
18日清晨，日军飞机在低空盘旋，两边翅膀上的红圆饼看得清清楚楚，响声很大，十分吓人。伯父背着我向后山的树林奔去，到一处密林中躲避。
就在这一天的早晨，日军的前锋部队一万余人，在少将司令官牛岛的指挥下，向国军阵地分三路进攻。右路4000余人，在牛岛亲自指挥下，从漕家河西面的西河驿，经过横车桥，向上界岭进攻；中路3000余人，在支队长佐野的率领下，从翁家堑向蒋家山上首的雨标山进攻；左路3000余人，在支队长志摩的率领下，从黄柏城向蒋家山中段的洞尔垴进攻。当日下午，战斗打响了，枪声炮声，连续不断。日军飞机，在空中盘旋扫射。直到晚问，伯父才背我回到村里的祖宗堂来。他向一家住户，要了一碗饭来给我吃，他仍然饿着肚子。当夜，枪炮声响了一整夜。
19日天一亮，伯父又背着我向后山的深林中走去，选择一块稍平的地方坐下来。过了一会儿，我的二舅父不知从哪里走过来了。他对我伯父说，你坐在这里危险，日本飞机的机枪子弹可以扫到身上来，要找一个大石头崖岸，坐在下边，机关枪子弹扫不到。伯父又带着我，找到一处大石头崖下坐着。
中午时分，枪声炮声渐渐稀少了。原来是中国军队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因为北线武胜关已被日军突破了，直逼武汉，东线阻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在战场上留下少量部队坚持战斗，掩护大部队撤退。防守在三角尖一带的国军先撤。他们的子弹型号被汉奸有意送错了，无法坚持战斗，先撤至三角尖北面的村庄隐蔽。守卫在雨标山的一九九师的某营战士，在营长谭灿华的率领下，浴血奋战一个下午，击毙进犯日军一百多人。大部队撤退后，他们四面受敌，寡难敌众；最后，同日军拼刺刀，又杀死日军一百多人。营长谭灿华和所部400多人，在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
20日上午，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分几路向西进军。我们逃至游家塆的人，和本村百姓，都上到山冈上，望日军北面的一路，向西行进的军旗和人马。当时，我很好奇，也想望一下日本人的队伍。由于身体矮小，望不见。父亲就把我举起来，坐在他的肩上，才望见了。当日下午，我们又返回到华家塘。(www.xing528.com)
第二天，隐蔽在三角尖北面的部队从华家塘西边的一条山路撤退。他们奉命将不符合型号的子弹就地销毁。我们一群小孩在塆前玩的时候，见到几个战士，背着草绿色的木质子弹箱，走到村前的塘边，用刺刀将盖子撬开，把子弹抛向水中，然后，跟着大部队走了。这年头，我们见到的国军，对老百姓的态度，都是和善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外婆家的人也陆续回到了华家塘，唯独三舅冯细菊不见回来。他一家人在华家塘停了几天，想等他回来，并四处寻找，不见踪影。三舅从此杳无音信。后来，多少年，外婆四处抽签问卜，求神拜佛，也终无结果。听说上界岭周边村庄，也还有人逃出去没有回来的。
大战结束了，在上界岭这个小集镇上，仍然有小股军人频繁来往。我们家不敢回到集镇上来，就在华家塘住了下来，以做油面生意为业度日，等待时局太平。
大军撤走以后，华家塘有许多人下塘去摸子弹。摸起来的子弹五颗一夹。大家把子弹头摇下来，用火钳夹着，放在火里一烧，倒出锡来，有的人化得一个锡饼，叫匠人打成锡壶等器具。人们把子弹中的药都倒出来了。那时的枪子药有三种：一种是黑色的粉子，一种是灰黑色的小薄片，一种是猪鬃那么粗的小圆筒。这些药只要一点火，火苗向上一冲，就燃烧净尽，一点余灰也没有。大家把子弹壳后边的硝磺烧掉，叫铜匠打成各种小用具。我家向别人买了一个铜炮弹壳，约三斤多重，叫铜匠打成一个铜烧水壶，一把铜针钳，一对铜火具。
那时，从山岭上，大路旁，都可以捡到子弹。华家塘一个名叫波尔的孩子，在山上捡到一颗手榴弹。他拿到石头上去嗑，一下子炸开，把右手炸掉了。他家里的人，把他从山上背回来，已是昏迷不醒的样子。谁知他还活下来了。过了一些时，他出门来玩，只是少了一只手。一些年龄大的孩子在山上放牛，仿效军人的编队，组织双方玩打仗的游戏。我有的时候，上山去看热闹。有一次看到一个年龄稍大、活动能量稍强的孩子，把大伙叫拢来，排成一队，也把我拉了进去。他自己封自己为连长，再指定其他的伙伴为师长、团长、营长、班长。我的年纪小，没有封官。究竟哪种职务高，哪种职务低，谁也不清楚。我父亲给我做了一支一尺多长的木头仿形枪，枪口是一颗子弹壳绑制的。这在一些小朋友中，甚是风光。一位殷实户的孩子偷偷地拿了一块玉来，要换我的小木枪，我说他那东西不好玩，没有同他换。
我一家人在华家塘住了一年多，大约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初夏，回到上界岭。战后的上界岭，一片凄凉。房子都没有门窗，山边路旁，到处都看得到人的骷髅和马的骨头，露天还有一些装有死人的棺材没有埋。大家都说，这些死人和人骨头不埋，将来要成精怪吃人。我父亲和集镇上的居民，组织起来，在集镇旁边的荒山上挖了一些坑，将棺材和人骨头收拢，都埋葬下去了。上界岭下街，日军飞机投炸弹，炸了一个一丈多深的土坑，至今犹存。当时，最调皮的孩子，也不敢下到土坑中去。
我伯父从山里买几筒松木回来，叫锯匠锯成木板。把原来租住的房子门板、窗户都装修起来了。从此，一家人在风雨飘摇、社会动乱中总算安定下来了，又开始做面业生意，结束了逃难生活。
丁有国
2016年5月中旬
（注：以上有关战事，参见《蕲春县志》1997年版；有关家庭及个人逃难事件及见闻，均属个人记忆，决无虚妄言词。还有许多记忆中的生活细节，没有写进本文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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