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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蒋抗日方针的提出及其根据

时间:2023-07-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党的逼蒋抗日方针是由反蒋抗日方针转变而来的。红军东征回师后,党根据局势的发展和国民党对日本态度转变的可能性,适时地放弃了“反蒋”口号,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再度重申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重建国共合作的愿望。党由反蒋抗日转变到逼蒋抗日,是对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作了科学分析的结果。党确立逼蒋抗日方针的主要根据是:第一,日本在华北的扩张,加深了日本与英美的矛盾。这是实行逼蒋抗日的实力根据。

逼蒋抗日方针的提出及其根据

党的逼蒋抗日方针是由反蒋抗日方针转变而来的。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侵略战争。在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关头,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对日寇的大举侵略妥协退让,实行不抵抗主义。先后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1932年5月)、《塘沽协定》(1933年5月)、《何梅协定》(1935年5月),不但出卖了中国的东北,而且使华北各省置于日寇的控制之下。在日寇步步进逼的凶焰面前,蒋介石国民党起了“清道夫”的作用;与此同时,蒋介石国民党把围剿苏维埃红军作为“安内”的主要方向,变本加厉地发动了第四次、第五次反革命的围剿,并阻挠红军北上抗日;它残酷地镇压抗日救亡运动,逮捕爱国人士,屠杀爱国人民,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它自己不抗日,还竭力扑灭国民党营垒内部要求抗日的势力,做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所以,在东北事变和华北事变期间,抗日必须反蒋。党当时采取抗日反蒋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教条主义者,在政治上采取了关门主义的策略,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长期排斥在抗日阵线之外,使党未能适时地与它们形成反蒋抗日的联盟。1935年1月,党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教条主义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同年12月,党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彻底清算了关门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党这时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虽然还不包括蒋介石在内,但是已英明预见到,“即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这就为由抗日反蒋转变到逼蒋抗日,奠定了政策基础。

党由抗日反蒋转变为逼蒋抗日,是在1936年上半年红军东征中实现的。1936年春,半傀儡式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华北五省名存实亡。我党为了用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的实现,于1936年2月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东进河北,开赴抗日前线。但是,阎锡山却动用了他的全部武装力量阻拦我军的去路,同时不顾他和蒋介石的矛盾,引进国民党中央军入驻山西,协助堵截抗日先锋军。蒋介石见有机可乘,即调30万兵力,开赴山西,协助阎锡山向我军进攻,又令驻在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等部队向北挺进,攻击红军的抗日后方。我党鉴于国难当头,应以实现全国抗日为根本,同时也是为了阻止蒋阎的进一步勾结,并向全国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决定将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并于1936年5月5日由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回师通电)。红军东征回师后,党根据局势的发展和国民党对日本态度转变的可能性,适时地放弃了“反蒋”口号,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再度重申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重建国共合作的愿望。

党由反蒋抗日转变到逼蒋抗日,是对客观形势和主观条件作了科学分析的结果。党确立逼蒋抗日方针的主要根据是:

第一,日本在华北的扩张,加深了日本与英美的矛盾。1935年春,日本政府在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口号下,积极向中国华北进行新的扩张,要把华北变成它的殖民地。这就使英美在华北的经济势力受到严重的威胁。在工业、商业和贸易方面,英美也受日本排挤,景况一年不如一年。日本凭借武力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仅1936年5月的私货总额就有5万吨以上,已超过日货海关入口额的4倍。由于日货的走私,英美货物大为减少,英美在华北的市场受到很大打击。日本与英美之间,为争夺华北的权益,已构成严重的利害矛盾。因此,英美逐渐改变对日本的态度。1935年冬,英派员帮蒋介石政府改革币制,中美签订白银协定,都表示了英美对蒋介石的支持。英美对日本态度的变化,影响了蒋介石政府的对日政策,促进了国民党内部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进一步分化。(www.xing528.com)

第二,日本坚持独占中国的政策,使蒋日矛盾发展,国民党内英美派和亲日派的对立分化日益明显。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上,发生了刺伤亲日派头子汪精卫事件。当年12月,蒋介石接替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各部部长也都代之以蒋的亲信。1936年上半年,中日“亲善”、“提携”的外交谈判,虽然还继续进行,但蒋介石对这个谈判已采取了拖延政策。至西安事变发生,谈判无结果而告终。我党还估计,大敌当前,国民党内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向抗日。

第三,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加强了。这是实行逼蒋抗日的实力根据。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在陕北建立起抗日反蒋的稳固基地。“它指明,在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吞并,挽救中国出于亡国灭种大祸的伟大力量中,有着苏维埃红军铁一般的中坚力量。”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瓦窑堡会议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这些重大成就,都为逼蒋抗日奠定了实力和政策的基础。

由上可知,党的逼蒋抗日方针的确立,是围绕着“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个基本特点,对国际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变动作了科学的分析,对于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作了实事求是估计的结果,因而能够把握历史的进程,作出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的英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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