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公元前719～公元前645 年）就提出一个职业划分理论，将人们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种。“士”即奴隶主阶层的下层，“农”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的平民和奴隶，“工”即官府控制下的手工业奴隶。“商”包括商人，以及商人与官府控制下的奴隶。曾子主张让商人与同业者住在一起，禁止他们互相杂居，并且要求各业子孙世代继承祖业，不得随意改变自己的职业。这种做法可以使从业人员互相切磋技艺，有利于交流生产经验，对于提高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有重要意义。
荀子对分工的必要性阐发得更加明确具体。他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兼长各种技能，一个人如同社会隔绝，就会无法生活下去。因此，生活在社会上并不需要“能遍能人之所能”“能遍知人之所知”（《荀子·儒效》），而应当致力于一种工作，精通一项技能，“习其事而固”（《君道》），这样才能取得成效。他指出分工能提高产品质量。他还说“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富国》），认为脑力劳动具有组织体力劳动以从事财富生产的属性，将孟子劳心劳力的观点进一步深化。
在荀子之后，司马迁也提出了社会分工理论。他把人们按职业分为农、虞、工、商四类，而且在社会分工的形成原因与协调机制，以及社会分工的意义等方面有所发展。他提出了以下观点：(www.xing528.com)
一是社会分工受市场上经济规律的自然调节。由于社会分工，人们互通有无的市场交易行为“若水之趋下”，这“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里的“道”“自然”，无疑是指市场上的经济规律，特别是“贱之征贵、贵之征贱”的价值规律的作用。自然的经济规律将因为分工而分化的人群整合起来，并协调人们的经济行为。
二是社会分工的深化与拓展将增加社会财富。在司马迁看来，在社会分工中，人们为了“得所欲”，必然“任其能、竭其力”。分工必然导致专业化，专业化则使人的能力和适应性得以发挥和发展，大大提高劳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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