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洪武时期的考音定律与元以来复古乐思潮的衰微

孔子在研读三代文献时，曾慨然而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由衷体现了对周朝礼乐文明的向往。元以来儒者绍继夫子精神，慨然以师道自任，以礼乐自任，复古乐思潮遂因此而大兴，最核心的精神，便是跻唐宋以上，锐复三代之制，以周制为核心。当时，虞集等人复古文学，锐意跻苏（东坡）、黄（庭坚）之上，标举宗唐得古，待到元末，以宋濂为首的浙东士夫，更进一步标举诗三百以下无诗。这一文学复古的主张与复古乐思潮恰相呼应，确切而言，都源于一代士夫慨然师道自任的精神。这一师道精神的发抒，以复古乐为核，以复古文学为表，其根本则在于抑君道——即限制君权，也就是说，洪武朝的礼乐制作，其实是朱元璋与以宋濂为首儒臣的一场权力的博弈，直接体现了君道与师道的消长。一方面，是洪武制作迅速从锐复三代之制向沿袭唐宋之制发展。另一方面，洪武制作不重考音定律，而以乐章仪文为重。同时，朱元璋反复否定儒臣乐章的撰写，甚至亲撰乐章，也正是当时文风变化的一个重要契机，儒者撰写乐章，意在效诗三百，以四言为主；而朱元璋标举平易晓达，最后，却使金元曲子辞喧嚣于朝廷之上。这样，一代洪武制作，仪文规制以唐宋为则，乐章乐舞则续金元之旧，此后，文人士大夫批评的声音始终不绝如缕。不能立于朝堂之上锐复古制，遂折而鼓吹复古文学以革新天下士风，这从一开始便潜隐着士人以礼乐自任、教化天下的梦想。有明一代，复古（乐）思潮遂一波接续一波，直到清室开辟；可以说，清初制作，锐意复古，以雅为上，正是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明以来文人士大夫的礼乐诉求。

明初制作，宋濂始终参与其间；然而，君臣之间从一开始似乎便貌合神离。洪武四年，当制作初成时，宋濂便因论孔子庙堂礼不以实奏，贬安远知县。朱元璋这一次贬宋濂，不过是个小惩戒而已，后来便迅速召回；但是，是对天下士林一次严重警告。从此，朱元璋将制礼作乐的主动权掌握在一己之手，真正彰显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意义，宋氏假礼乐以隆师道抑君道的意图终成泡影。早在元末隐居深山时，宋濂四十六岁，曾特撰《白牛生传》，极写一己不仕时于穷道明理、制礼作乐的迂痴：

生当情意调适，辄悬特磬于簴，亲击以铁籈，瞑目侧耳而听，自以为达制乐之原。或笑之。生曰：此蒉桴土鼓之遗声也，五音繁会，则未矣。(www.xing528.com)

料得贬谪之后，亦只能空悬特磬，以寄不甘而已。“吾文人乎哉？天地之理，欲穷之而未尽也；圣贤之道，欲凝之而未成也。吾文人乎哉！”^[1]《白牛生传》最终成了一则寓言，随着洪武一朝制度的改定，元以来文人士夫南北呼应的复古乐思潮至此暂时消隐了。

有关洪武制作，以及帝王与儒臣之间的礼乐相争，或者说，复古乐思潮的消隐，自然有多种路径切入。不过，锐复古（雅）乐，首先在于定乐律，其次在于备乐器。八器之中，以石定音，因此，历来考音者最重石音；相应，择选什么材质来制作石磬，往往便是诸家讨论古今雅俗的根本所在。因此，本章特别择选灵璧石考与冷谦律考来反观洪武制作及其有明一代礼乐的雅俗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