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萬里編《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時，曾有編輯書影和書志的計劃[54]，然而當時並未完成。1960年趙萬里編成《中國版刻圖録》出版，可以看作當年計劃的延續。此書收録嘉靖刻本十九部，除書影外均有百餘字的説明，每部均注明刻書地[55]，説明文字側重版本實物描述及版刻情况介紹，繼承了《明代版本圖録初編》的學術傳統，而説明文字更加詳細。惟側重宋元本，所收嘉靖本太少，不成系統。與《中國版刻圖録》重版刻、以時代和地區分類不同，1959年由趙萬里編纂、中華書局出版的《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以四部分類，主要收録該館1937年以後新入藏的善本，與《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相接。《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收書11348種，所收嘉靖刻本數量甚巨，並儘可能考出刊刻的具體年份和刻書者，在版本著録上較《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前進了一大步，這一著録體例也爲後來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繼承。
1949年後至“文革”以前這段時期，還出版了一部比較流行的版本學讀物，即毛春翔的《古書版本常談》。書中在涉及正德、嘉靖刻本字體時，分别江南和北方刻書之異，涉及嘉靖本風格與地區的關係。另外毛書還將名家寫刻本單列一類，惜所論過簡。此書也存在刻書地不準確的問題，如論北方陝西刻書時，以咸寧許宗魯爲例，不知其所刻多在湖廣任上，而非其籍貫地陝西，没有注意到《明代版本圖録初編》的研究成果[56]。
“文革”結束以後至今，海内外編纂了大量的古籍目録。其中以版本爲中心、規模最大、成就最大的首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此目共收録嘉靖刻本2600餘種[57]，囊括了310家公藏單位的9200餘部嘉靖刻本[58]，並對每一種版本作了比較科學的鑒别。這是空前巨大的成就，爲後來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批嘉靖刻本的版本著録情况爲：具體到年份的，即著録爲嘉靖某年刻本的，有1700餘種；具體到刻書者的，即著録爲某人或某機構刻本的，有1500餘種；兩者皆具備的，有1400餘種；兩者皆無的，即僅著録爲“嘉靖刻本”的，有700餘種；至於刻書地，則例不著録。只有《夢澤集》例外，作“嘉靖四十四年王同道吴中刻本”，著録了刻書地“吴中”。其他少量版本項中有地名的，如“金壇縣”“西安府”等，主要是作爲刻書機構著録的。此目不著録刻書地的體例，一方面當是繼承自1959年的《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二者關於版本項的著録完全一致。《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之《編例》第八條云：“版本一項，曾經初步鑒定。本書有年代考據或其他資料可考者，詳著其年代、刻書機構或刻書主持人姓名。如無可依據，則統稱某朝刻本。”此目《編例》第九條云：“版本一項，本書有年代可據或其他資料可考者，詳著其刊刻年代、刻書處或刻書人姓名。如無可考者，則統稱某朝刻本。”因襲之迹顯然。惟將“刻書機構”改爲“刻書處”，看起來似乎指刻書地，但按之全書的實際情况，其所指仍應爲刻書機構。另一方面可能是因爲考證刻書地太複雜，當時既難以盡驗原書，甚至書影也不易得，加以時間緊迫以及慎重著録的原則，故皆統一未著録[59]。這一時期館藏書目的代表《北京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雖然著録較詳，有行款、版式、册數等項目，但也無刻書地。這個問題從1940年代《明代版本圖録初編》開始受到關注，但至今仍未得到很好解决。刻書地的問題遂成爲版本學研究、也是嘉靖刻本研究中一個比較薄弱的環節。而在共時性的版本研究中，刻書地信息對版本風格的分析十分重要。
另外近些年出版了大量圖録，或多或少收録了一些嘉靖刻本，其中規模最大的爲第一至第五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録圖録》，所收嘉靖刻本在千種以上，是關於嘉靖刻本重要的研究資料。
這一時期書志類目録的代表有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此書收録嘉靖刻本甚富。其提要既注重版本的實物特點如尺寸、版式等，又重視其文本特點，於其成書經過、卷次分合、文本流傳多加考證，並注意利用實物和文本兩個層面的資料以及各種文獻記載，對其刊刻和印刷情况詳加考察。如嘉靖十八年（1539）薛來刻本《韓詩外傳》（下編056），王氏先做文本比對，又引《楹書隅録續編》《四友齋叢説》等書，試圖考證此本與嘉靖沈氏野竹齋本的關係。又於野竹齋刻本，以不同印本相校，比較其書口刻工之有無、印面之清晰程度，以判定其刷印之前後。又此書不僅有書名、作者索引，還爲校者、刊刻者、刻工、刻書鋪皆作索引，開風氣之先。故此書至今仍有重要價值。
近年書志方面的代表作是陳先行、郭立暄所撰《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此目收書802種，其中嘉靖刻本57種。其突出的成績是詳辨原刻和翻刻及前印和後印的關係，將版本學研究、嘉靖本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如嘉靖十二年（1533）顧春世德堂刻本《六子書》，此書翻刻情况極其複雜，尤其是時代相近的幾種翻刻本，極易混淆。而此書能一一分辨，並指明原刻本、翻刻本之特點，以供鑒别：
世德堂原刻本特點：四周雙邊，版心上端鐫“世德堂刊”，刻工宅、儒、文、中、王、周昶、鉦、受、方等。顧春跋版心下端鐫“陸奎刻”。
桐蔭書屋刻本特點：版心無“世德堂刊”，有“桐蔭書屋校”。後印本爲書賈剜去“桐蔭書屋校”，而遺漏未剜之版可供鑒别——《老子道德經》卷上葉五版心上端、《荀子》卷十五葉一至四、《揚子法言》卷六葉廿五、《中説》卷一葉二版心下端。又顧春跋版心無“陸奎刻”。
左右雙邊本特點：此爲翻刻世德堂本，左右雙邊爲其顯著特徵，版心上無“世德堂刊”。《荀子》版心間有刻工王、起、廷、章、立、袁等。其補版爲四周雙邊，版心鐫“世德堂刊”。
覆刻世德堂本特點：僅見《老子道德經》一種，版心有“世德堂刊”，版式行款及字體幾與原本一致。卷端版匡高19．4厘米，原本則19．7厘米。字體（尤其是小字）不若原本之精。[60](www.xing528.com)
又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何氏清森閣刻本《何氏語林》（下編034），作者指出可以根據文徵明序末葉版心刻工情况將其分爲前後三種印本：刻工作“章意”者爲較初印本，作“馬相刻”者爲較後印本，無刻工者爲更後印本[61]。這些都是版本實物比對方法運用的精彩案例。這種方法從理論上講，並無太大難度，但在版本學的研究中卻並不多見，原因主要是大多學者對版本的實物特徵缺乏應有的認識，因此也就不會主動去運用這種方法。另一方面，方法雖然不難，但實際操作仍需要一定的條件和必要的訓練，且比較費時。如上面世德堂刻本的例子，寫出來的特點雖然只有寥寥兩三百字，但實際上所花的功夫要大得多，相關信息甚至需要逐葉比對。書中所列出的特點有些類似於碑帖鑒定中的考據點，是作者經過全面比對後，選出來的最方便掌握的部分。
以上爲“文革”以後至今的嘉靖刻本個案研究，以及版本目録編纂等方面的代表性成果。除此之外，在嘉靖刻本的宏觀研究和專題研究方面也有值得注意的成績。
宏觀研究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黄永年《古籍版本學》第七章第二節“明中期即從正德到隆慶的刻本”約五千字的論述。其所論以嘉靖本爲主，分爲四部分：“嘉靖本及正德本隆慶本”“嘉靖本等的鑒别”“明中期的建本及其鑒别”和“明中期刻本的善本問題”[62]。其創見主要有：一是論證嘉靖本風格的轉變與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的關係；二是證明這種新風格的標準嘉靖本起源於蘇州；三是在標準嘉靖本之外，指出尚有保持舊風格的嘉靖本，並單獨列出嘉靖建本一類，詳細指出標準嘉靖本與嘉靖建本各自不同的特點及其鑒别方法；四是從文本校勘和文物性兩方面討論了嘉靖本是否善本的問題。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以版本風格（主要是字體）爲標準將嘉靖刻本大致分爲三類，即標準嘉靖本、舊風格嘉靖刻本、嘉靖建本。這不僅在嘉靖刻本研究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而且對於整個版本學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對此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啓發和示範作用。
不過黄氏的研究也有可以補充完善之處。第一，所分三類不够明晰，主要是第二類舊風格嘉靖刻本有些模糊。這一類在作者早年所撰《古籍版本及其鑒别》中曾被單獨列爲一小節“保持舊風格的嘉靖本及其鑒别”[63]，而在最終成書的《古籍版本學》中卻取消了這一小節，將其附在標準嘉靖本之後，因此這一部分是否算獨立的一類，認識比較模糊。第二，建本的風格已經出現了分化，而文中尚未涉及。第三，在總結嘉靖本版式特點時，黄氏認爲將書名刻在魚尾之上“在當時是極個别的情况”[64]，實際上這種情况在嘉靖時已經比較多見，如嘉靖四年（1525）吕柟刻本《司馬文正公集略》、嘉靖六年（1527）大梁書院刻本《于肅愍公集》、嘉靖八年（1529）遼藩刻本《東垣十書》、嘉靖九年（1530）内府刻本《大明集禮》、嘉靖二十七年（1548）刻本《西溪叢語》等書名均刻於魚尾上方，甚至弘治十七年（1504）刻本《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録》亦如此。第四，所舉個别例子不確。如將嘉靖三十四年（1555）談愷所刻《孫子集註》當作談氏籍貫地常州府刻書，實際此書乃談氏巡抚南贛時刻於贛州[65]。又將陸深成都刻本《史通》當作標準嘉靖本，顯然是把吴中翻刻本當作了陸氏原刻本，陸刻原本並非標準嘉靖本風格[66]。又在談論建本校勘水平時，以嘉靖十一年（1532）建寧府刻本《周易經傳》（《周易傳義》）、《禮記集説》（卷首有嘉靖十一年福建按察司下建寧府牒文）爲書坊刻本，認爲是翻刻福建巡按御史吉澄刻本。前文已提及吉澄出任福建巡按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二者翻刻關係可能正相反。
臺灣李清志所著的《古書版本鑒定研究》是一部研究古籍版本鑒定的專著，從其研究方法看，此書具有一定的系統性和理論性。此書第一章首先將鑒定方法分爲直觀法（目鑒）和理攻法（考訂）兩大類，然後從歷代版刻字體、版式、印書紙墨、避諱四個角度分四章全面深入地研究歷代刻本和寫本的鑒定，最後一章談活字本、套印本和寫本三類版本的鑒定。其中有關嘉靖本鑒定的内容主要在版刻字體和版式兩章中。在字體部分，李氏將嘉靖本分爲硬體宋字和軟體字兩類，並分析了嘉靖硬體宋字的源流、特點、刊刻刀法及其在版本鑒定中的運用。在版式部分，通過對樣本的版式列表統計，李氏對嘉靖本書口、邊欄、魚尾、版心刻齋號、書名情况等版式特點作了初步總結[67]。此書的研究在方法論上具有重要意義，是版本學現代轉型的代表。
專題研究方面，冀淑英《談談明刻本及刻工——附明代中期蘇州地區刻工表》一文關於明中期刻本（以嘉靖刻本爲最多）刻工的研究最值得關注。此文從109種刻本中搜集了蘇州地區（包括蘇州、常州二府）600餘名刻工、27名寫工姓名，製成表格，並將其所刻（寫）書之序號排列於刻工名下，表後按次序附109種書之書名、作者、版本、版式、行款，便於檢核。刻工名録之作，近代以來並不少見，但少有按地區匯集刻工名録者。按地區整理刻工的必要，冀氏文中有言：“刻工既有時代先後，又有地域之分，整理這項材料，如果不分地區，把刻工綜合排列在一起，其間聯繫不大，反而會出現不必要的混亂，而且陣容過大，規律也不明顯。因此，刻工問題最好按照不同地域，分别整理。”[68]顯然，冀氏認爲如果按地區整理刻工，有些刻工刻書的規律就會比較明顯。文中談到了蘇州地區刻工與外地刻工合作的例子，這些地區包括南京、福建、江西等。這無疑是非常有價值的發現。版本的不同風格顯然與刻工（包括寫工）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異地刻工的合作强烈地影響着各地版刻風格的變化，這是把握不同的嘉靖刻本風格分布規律的一把鑰匙。從這個角度看，雖然冀氏文中對此只是點到爲止，並没有展開討論，但其意義十分重大。不過冀氏文中尚未涉及翻刻刻工名這一現象。經查驗，我們發現，嘉靖本不僅翻刻宋本刻工名，也會翻刻嘉靖本的刻工名，比如嘉靖六年（1527）張大輪刻本《重校正唐文粹》（下編109）乃據嘉靖三年（1524）徐焴本翻刻，其版心刻工名有一部分就是翻刻底本的，這一點需要特别注意。
專題研究還有郭立暄《中國古籍原刻翻刻與初印後印研究》中關於嘉靖刻本原刻翻刻與前印後印的研究[69]。此書下編所收嘉靖本雖僅11種，但也算比較集中且深入地研究了嘉靖本的原刻翻刻與前印後印問題。這是對其所參編的《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相關研究的進一步開拓，是版本學向縱深發展的標志。如嘉靖三年（1524）徐焴刻本《重校正唐文粹》，此書辨析了前印本、修版本、重修本三種印本和明清兩種翻刻本，並詳校其文字異同，爲判定存世各本的屬性及其優劣提供了標準。
此外還有刻書史、印刷史、出版史等方面的研究涉及嘉靖本。不過這些方面的研究常常利用版本學研究的成果，再按刻書者或地區進行分類排比，其價值主要在於提供了許多資料和綫索[70]。
對嘉靖刻本的研究，如果從鄧邦述的《群碧樓書目初編》算起，已有百年歷史，取得了不少成績。其中個案研究在一開始就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如其代表即曹元忠、王國維精密的文本考證研究。近年的原刻、翻刻與前印、後印研究又進一步推動了嘉靖刻本研究的發展。目録編纂方面，則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爲代表。宏觀研究方面，鄧邦述之後，以黄永年爲集大成者，黄氏在嘉靖刻本研究中第一次采用了以版本風格爲中心的實物分析研究方法，爲此後的研究開闢了道路。但是，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目前關於嘉靖刻本的研究是非常不够的。一方面，相比其他文史學科，版本學本身還没有真正完成現代轉型，其學術傳承長期處於口傳心授的階段，缺少理論總結。“觀風望氣”作爲把握版本風格的基本方法，不僅没有得到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反而長期遭到誤解和批評。這種錯誤的認識帶來了嚴重的後果，使得學界對版本風格的研究一直處於比較初始的階段，長期得不到發展。就嘉靖刻本（或明中期刻本）而言，幾十年來大多論著對其版本風格的認識翻來覆去只有白口、方體字、仿宋本等幾條，還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水平。潘景鄭、顧廷龍、黄永年、李清志等重視版本風格的傳統和方法未得大行。另一方面，在版本學内部，宋元本的研究一直是重心，一直到“文革”後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還有人提出只收宋元本，主事者顧廷龍反駁了這種觀點[71]。試想如果這種觀點被采納，則今天我們研究嘉靖本的起點就要降低許多。因此版本學界對嘉靖本的忽視也是嘉靖本研究進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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