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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揭示常州戚家村画像砖墓的断代

时间:2023-07-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蒋天颖常州南郊戚家村画像砖墓于1975年在常州南郊茶山戚家村发现,1976年3月由常州博物馆清理发掘。该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布满其甬道、墓室壁面的各种画像砖,与此同时,迄今对戚家村墓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画像砖。发表简报《常州南郊戚家村画像砖墓》的同一期《文物》上,林树中《常州画像砖墓的年代与画像砖的艺术》一文认为戚家村墓年代下限应在初唐。之所以要强调戚家村墓是四隅券进式穹窿顶,是因为这对断代非常重要。

新视角揭示常州戚家村画像砖墓的断代

蒋天颖

常州南郊戚家村画像砖墓(后文简称戚家村墓)于1975年在常州南郊茶山戚家村发现,1976年3月由常州博物馆清理发掘。该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布满其甬道、墓室壁面的各种画像砖,与此同时,迄今对戚家村墓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画像砖。随着越来越多南朝画像砖墓的发现,戚家村的画像砖逐渐成为南朝画像砖的经典案例而时常被提及。但是人们对这座墓葬本身的关注却比较少。

其实,1979年发表的戚家村墓发掘简报的最后,没有对年代下明确结论,而是指出了当时的几种看法:一、南朝末期至初唐墓;二、唐墓;三、墓室是南朝至初唐的,瓷器是中晚唐的。给墓葬断代带来困惑的,主要是其中出土的一些具有唐代中晚期特点的瓷器。发表简报《常州南郊戚家村画像砖墓》的同一期《文物》上,林树中《常州画像砖墓的年代与画像砖的艺术》一文认为戚家村墓年代下限应在初唐。后来在《六朝艺术》一书中,林树中对戚家村墓年代的判定稍有变化,认为应在梁后期,下限到陈结束,他的分析更倾向于画像砖的风格。在之后考古、墓葬史的研究中,戚家村墓被理所当然地当作南朝晚期的墓例来看待。虽然现在几乎普遍认同它是一座南朝墓,但尚未有从墓葬本身对年代的系统专门的阐述。本文将主要从墓葬形制的角度对戚家村墓的年代进行分析。

根据发掘简报,戚家村画像砖墓为方向朝南的椭圆形单室穹窿顶砖室墓,有封门墙、甬道、墓室几个部分(图一)。甬道顶和墓室顶在发掘时都已倒塌,墓壁也遭到严重破坏。但甬道顶可以复原为券拱形,墓室顶可复原为穹窿形。封门墙、甬道和墓室壁均用一丁三顺法砌筑。墓室东、西、北三壁分别向外侧作弧形,墓壁到顶部后“用素面砖平砌成三个完整的小拱及两个半拱,借此小拱使墓壁与券顶合缝相连,成为整个穹窿状的墓顶”。墓室西北角上悬砌着一只石辟邪,在甬道西口也发现一只,一共见三只,估计它们原来都砌在墓角。

图一 戚家村墓室平面图

简报在介绍该墓葬结构营造的特点时,特别提到了这座墓葬的构建与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极为相似,都是椭圆形单室穹窿顶砖室墓。1960年代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报告中对墓室确有“平面呈椭圆形、顶为穹窿结构”“墓壁用一丁三顺砌法,到顶部则用券砖平砌,四壁与凹幅券顶合缝相连成为整个穹窿状的墓顶”(图二)的描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墓顶与戚家村墓并不相同。由于时代限制,当时对戚家村墓的墓顶并没有太多的认识,而随着后来更多的考古发现以及学者的不断研究总结,今天可以判定戚家村墓的穹窿顶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四隅券进式穹窿顶的墓葬,底部多以三顺一丁组砖2组或3组砌成一段基墙,基墙之上由中部用砖侧立斜砌,接缝的地方呈倒人字形,墓室前部则由甬道(过道)里侧顶部用砖侧立向上斜砌,整个墓顶为4组侧立斜砌倒人字形砖合为一体。从戚家村墓西壁的平面图(图三)可以看出,墓壁在几组三顺一丁砖组之上,如同简报中描述的“用素面砖平砌成三个完整的小拱与两个半拱”,三个完整的小拱在中间,两边分别是两个半拱,两个半拱正好可以分别与相邻两壁的半拱接缝,形成一个倒人字形。除了西壁保存较完整,其他几个墓壁破损都很严重,所以不能看到完整的墓顶结构,但根据现存的残壁砌法判断,可以推断出它就是现在所说的四隅券进式穹窿顶。

图二 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平、剖面图

图三 戚家村墓室西壁

而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大墓,尽管在戚家村墓的简报中将两者结构进行比较,还认为有共同点,但其实它们的墓顶有明显的差别。虽然西善桥墓的发掘报告称其为穹窿顶,但“墓壁用一丁三顺砌法,到顶部则用券砖平砌,四壁与凹幅券顶合缝相连成为整个穹窿状的墓顶”的做法,只是到了接近顶部的时候,将砖平砌,与券顶相连成一体。戚家村墓壁上将砖块倾斜搭成拱形才是形成四隅券进式穹窿顶的关键,但西善桥墓并没有这样的设计,所以总得来说西善桥墓墓顶虽然也形成了穹窿状,但与戚家村墓的墓顶有本质区别。

之所以要强调戚家村墓是四隅券进式穹窿顶,是因为这对断代非常重要。韦正在《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对四隅券进式墓顶进行过专门讨论,认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在汉末三国早期出现,东晋早期突然消失。这种墓顶最早发现于长江中游地区,随着孙吴定居鄂城而在中游的核心地区流行,后又随孙吴迁都建业而在下游的核心地区流行。关于其分布范围,目前可以确定的最早阶段的四隅券进式墓顶发现地点是襄阳和长沙,而孙吴定都建业时期四隅券进式墓顶在长江下游的分布北到江苏仪征、南部达今无锡、苏州一带。韦正在书中注意到了当时尚未发现的今浙江地区四隅券进式顶的墓例,并以此做出了在丧葬文化上吴郡、吴兴郡与首都建业的联系要超过会稽地区的推测。然而,之后在浙江地区也发现了四隅券进式顶的墓例,如2011—2012年发掘的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群中的M13、M14、M24、M25、M26、M49、M75、M79等均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年代在南朝末期到隋初,报告中还指出与常州戚家村墓在形制上非常相似,尤其是M13保存相对较多的墓室西壁从砌法到直棂窗的设置与戚家村墓的几乎完全相同(图四)。这不仅丰富了浙江地区的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墓例,还为证明常州戚家村墓的墓顶结构是四隅券进式穹窿顶提供了比较的依据。另外,2011年距余杭小横山不远的余杭星桥镇马家山发掘的东晋墓也发现四隅券进式穹窿顶; 1991—1998年浙江萧山航坞山发掘的晋墓M1、M2,其墓室也是四隅券进式穹窿顶。

图四 余杭小横山M13平、剖面图

根据各地发现的四隅券进顶墓例,可以看出这种墓顶的传播路线。它最早出现在长江中游地区,比如襄阳新华书店综合楼墓、长虹南路M16,年代在三国;长沙的所谓晋墓M24,韦正认为考古报告断代有误,应为汉末三国早期墓。长江下游的江苏地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在孙吴中期产生,随后迅速流行,如江宁黄家营五号墓、南京石闸湖西晋墓、板桥杨家山西晋墓、南京老虎山永和元年墓等等,通常认为这种墓顶一直沿用到东晋前期,只有镇江地区直到东晋晚期仍可见,如镇江畜牧场隆安二年画像砖墓。而常州南郊戚家村和余杭小横山的发现,丰富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墓例。总结一下,随着孙吴定都鄂城,汉末孙吴四隅券进顶最早在长江中游出现;接着孙吴定都建康,四隅券进顶在长江下游南京周边地区流行起来;随后晋室的南渡对南方地区的丧葬产生影响,墓葬形制也有所改变,平面“凸”字形单室墓是东晋时期江苏地区墓葬形制的主流,但南京往东的镇江发现了东晋晚期的四隅券进顶,再到浙江还发现了南朝末期的四隅券进顶,可见越往长江下游受中原影响越迟缓。四隅券进式穹窿顶由长江中游向长江下游传播,长江中游也比长江下游更早的受到了中原的影响,四隅券进顶消失得也早,像韦正所说“东晋早期的突然消失”;而更靠东南的今浙江地区受中原影响更迟缓,能够将四隅券进顶一直保留到南朝末期。戚家村墓从地理位置上看,在南京、镇江的东面不远,四隅券进式穹窿顶是孙吴流行起来的一种墓顶,如果按照上面的影响规律,戚家村墓不应比小横山的四隅券进顶墓更晚,更不应晚至唐朝。(www.xing528.com)

戚家村墓发掘报告有这样的描述:“甬道分为前后两段,中间有长方形石柱直立两侧,下有石门槛,柱底有阳榫,缺门”。对于所缺的门,当时没有进一步分析。

六朝墓葬中的木门或石门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江苏地区孙吴、西晋的墓葬中没有设置木门的现象,而在同时期的北方曹魏、西晋大中型墓中除了常见石门外,还偶有木门;但江苏地区到了东晋早期一些大中型砖室墓甬道中开始出现木门,这可能是晋室南渡从中原带来的葬俗。江宁下坊村东晋墓有保存完好的两扇木门,还有许多东晋墓虽然木门不存,但可以看出原来设有木门的迹象,如南京吕家山东晋李氏家族一号墓,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十号、十三号墓,南京孝陵卫大栅门东晋墓,南京市雨花台姚家山东晋墓,南京铁心桥王家山东晋晚期墓,镇江畜牧场隆安二年画像砖墓等等,这些墓葬的甬道中部往往有一道凹槽,或甬道两壁相对称的位置有方形孔洞,镇江畜牧场隆安二年画像砖墓甬道中除了发现墓壁下近底部两个对称的小方洞外,还在附近的淤泥中发现小铁钉和铜乳丁。南朝早期墓仍有少量可能设置木门的情况,如南京前新塘南朝早期墓,南京司家山刘宋早期的谢珫墓、刘宋中期的谢氏家族一号墓。流行于东晋至南朝早期的木门,后逐渐向石门转变。甬道中的木门改成了石门,是南朝墓制确立的标志之一。

南朝大中型砖室墓中设有一道或两道石门非常普遍,这些石门的构建亦是相似的,包括立于甬道壁两侧的一对门柱,支在门柱上的半圆形门额,对开的两块门扇,以及下方的一条石门槛等部分。有些石门结构保存相对完整,如梁桂阳王萧象墓,发现一块门拱、一对门柱、一对门扇、一条门槛和两个门臼;南京尧化门老米荡南朝梁墓的石门由一块门拱、一对门鼓、一对门扇、一条门槛组成,保存基本完好。还有一些石门发掘时已经遭到破坏,如南京燕子矶梁普通二年墓仅存石门槛和石门拱;南京西善桥宫山南朝墓石门两扇已被击碎倒塌;南京甘家巷蔡家塘一号墓仅存门框、门拱和门槛,门扇已被打碎,只留有残片。

通过分析比较木门和石门的结构,可以推断戚家村墓甬道中应设有一道石门,而不是木门,直立甬道壁两侧的长方形石柱是两边的门柱,下面还有一条石门槛,石门的其他部分不存。常见于南朝砖墓中的石门,为戚家村墓年代的判定提供了又一项依据。

对戚家村墓年代判断产生最大干扰的便是出土的瓷器。据发掘报告,在墓底棺台四周清理出一批瓷器,有青瓷钵一件、破碎的青瓷璧形足碗二三十件、青瓷斜壁平底碗若干、青瓷或酱色瓷敞口碗若干、青瓷盏一件、青瓷罐残片、青瓷壶残片、青瓷小粉盒残件、白瓷瓜棱壶残件及其他一些器型较大的瓷罐残片。墓葬中没有出土具有南朝特征的典型瓷器,发掘报告中也指出瓷器是中晚唐的。这些瓷器确实具有中晚唐的特征——璧形底足、瓜棱壶、斜壁平底的碗底内外有许多小支点等等;但也有学者认为虽然这些瓷器有许多中晚唐瓷器流行的特点,但这些特点早在西晋或南朝就有少量出现了,所以这批瓷器应属初唐,或再晚一些,但不能晚太长时间,不可能到晚唐。

简报中还提到的一种意见认为,中晚期的瓷器由于某种巧合而被移入了南朝末期的墓中。笔者推测,这批具有唐朝特点的瓷器与墓葬本身没有关系。首先,排除这批瓷器是二次葬移入的,因为墓中封门墙完整,没有拆动痕迹,除瓷器外也未见其他后代的遗物。其次,墓葬曾遭过盗扰,墓底只有一层很薄的淤土,棺台四周的淤土中发现很多瓷器碎片,说明此墓埋葬不久后就被破坏,以至墓室顶部坍塌。所以墓葬中的唐代瓷器,应该是墓葬被盗扰破坏之后,又被唐代的墓打破,才进入到墓室中的。戚家村墓于1970年代发掘时,由于条件限制,没有将这批由于被扰乱带入的瓷器与墓葬本身的随葬品区分开来。另外,墓葬中没有出土唐代钱币等其他唐代器物,结合墓葬各种清晰的南朝特征,少量瓷器不应影响对墓葬年代的判断。

南朝时期,南京地区的砖室墓几乎是“凸”字形和长方形的单室券顶结构。表示墓主身份等级的木门逐渐向石门转变,并确定下来。墓壁上普遍用花纹砖或砖拼壁画装饰,有直棂假窗,上面的灯龛有“凸”字形和火焰形两种,“凸”字形从南朝早期一直沿用到晚期,火焰形则主要流行于南朝中晚期。另外,南朝大中型墓葬侧壁和后壁有时代越晚越向外弧凸的趋势。单室椭圆形墓壁外弧的戚家村墓显然符合这种情况的。虽然隋唐时期南方地区砖室墓也以单室为主,但仍不乏双室及有耳室的情况,墓葬平面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状。另外尽管南方隋唐墓葬沿用了南朝墓葬中的“一丁三顺”砌砖法,也有少量用花纹砖的情况,但其数量规模及精美程度不能与南朝画像砖相提并论。且戚家村墓所具有的四隅券进式穹窿顶、石门等,都是隋唐墓所不具有的特点。

作为带甬道的椭圆形单室砖墓,戚家村墓从总体上看就符合南朝砖墓的一般形制。而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和石门存在的可能,可以作为戚家村墓年代在南朝而不应晚至隋唐的有力证据。基于画像砖内容和风格上判断的研究已比较成熟,此处不再赘述。从墓葬被破坏的情况看,墓室中发现的一些具有唐代中晚期特征的瓷器应是后期扰乱带入。虽然戚家村墓是南朝画像砖墓目前已被广泛认可,但本文尝试着从墓葬的形制着手,希望再次解释发掘报告留下的一丝疑惑,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一看似理所当然的观点做出一些思考。

附记:笔者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博专业2012级本科学生,这篇文章来自我本科毕业论文《常州南郊戚家村画像砖墓年代及相关问题探究》的主体部分。大三时,王志高老师教授“博物馆藏品管理”这门课,有一个课堂作业是“谈谈家乡的一件藏品”。我查阅家乡的常州博物馆网站,精美的戚家村画像砖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又去博物馆专门看了那些画像砖。课堂汇报上,我主要介绍了戚家村人首鸟身、人首兽身的“千秋万岁”画像砖,另外对“千秋万岁”在文献中的记载,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他考古材料中的“千秋万岁”、人首鸟身和人首兽身形象被确定为“千秋万岁”等情况做了一些介绍。最后还提到了戚家村发掘简报中对墓葬年代的几种看法,结合各家讨论,初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是南朝墓,“千秋万岁”画像砖也是依据之一——这种形象到隋唐就常以俑的形式出现了。王老师对我的汇报进行了详细点评,认为戚家村墓年代的探讨很有意义,目前对这座墓的关注集中在画像砖上,还没有对墓葬本身的研究,鼓励我可以对这个话题深入探讨。于是大四时我就选择了戚家村墓作为毕业论文选题,王老师在论文的题目、框架结构和内容等方面都给予了建议和指导。最初我把目光都聚焦在墓葬年代上,王老师建议可以对墓主人身份做一些推测,将题目改成“年代及相关问题研究”。正式的毕业论文除了绪论综述外,主体部分包括戚家村墓的年代分析和墓主人身份分析两部分,年代分析又包括墓葬形制结构、画像砖、出土遗物等几个部分;墓主人身份分析包括墓葬地点和墓主人身份等级的探讨。后来文章在投稿时,限于篇幅和主旨内容的集中,对毕业论文进行了删减,主要选取了年代分析的内容,最终以《常州戚家村画像砖墓断代的新视角》为题发表,刊登于常州博物馆编的《常州文博论丛》2017年总第3辑。

王老师当时还教授我们另一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课,课堂作业是分析一件家乡的非遗。我当时介绍了“常州梳篦”,并对它的历史是否能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追溯到东晋甚至更早产生了疑问,同样得到了王老师的建议。去年在当时课程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形成《常州梳篦历史渊源问题的探讨》一文,刊登在《常州文博论丛》2018年总第4辑。王老师总是仔细点评每个同学的课堂汇报,对其中一些有研究意义的问题,则鼓励同学继续思考,写成论文发表。老师还在课堂上向我们演示怎样使用古籍检索,传授设置检索词的技巧,之后不少同学在准备课堂汇报内容时运用了起来。本科阶段以学习专业基础知识为主,但在王老师的课堂里,我发现了更多的可能。可以说,从那些课堂作业开始,开启了我的研究之路。转眼三年,已经到了硕士阶段的最后一个学期,越来越感到学习和科研的不易,也越来越怀念在师大的日子。愿我一直记住曾经在课堂上得到启发、灵感乍现的一瞬,记住受到鼓舞、取得小小成果的一刻,记住那些点点滴滴的满足和欣喜,学海无涯,支撑我一直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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