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法律的产生方式是不一样的，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律是立法机构经由法定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即便如此，一部法律的产生过程，与其说是制定，毋宁说是生成。如同一粒种子成长为一棵植株所经历的一切那样，法律也需要其赖以生长的社会土壤，其中少不了的就是原本存在于社会中的习惯法。立法者在制定任何一部法律时，都不会无视既已存在的相关习惯法，民商经济类法律的制定尤其如此。他们需要从既有的习惯法中汲取拟立法律的规范资源，或者是其形式，或者是其内容，或者二者得兼。在此，习惯法在资源性要素意义上成了法律的渊源。[32]法律实践证明，具有习惯法法源基础的法律，其在实施过程中被社会民众的接受程度和适用效果都要好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清末及民国时期的立法过程中，政府都曾进行过大规模的习惯法调查，并以调查结果作为制定相关政策法律的依据的重要原因。[33]因此，让习惯法在法律的产生中居于重要的法律渊源地位，则其就能在立法或国家的制度建构中发挥有效作用。而具有习惯法基础的法律的适用过程，就其内在方面而言，也是习惯法作用于社会的过程。
有法不依，等于无法，法律实施关乎法律的生命，而这一生命的质量，则取决于其实施的效果。换言之，法律不仅要实施，还应当有效地实施，才能实现其目的、体现其价值。在具体表现为执法、司法及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守法的法律实施活动中，习惯法又当如何发挥其作用及体现其价值呢？从规范本体的角度，习惯法可以在弥补法律的漏洞或者功能缺陷方面发挥作用。成文法无论在制定时考虑得如何周密，当其面对社会现实都可能会捉襟见肘，缺漏不断。此时灵活多样、无处不在的习惯法则正好可以在这些缺漏间发挥作用，弥补法律的不足，从而使社会关系的调整、社会秩序的维系有据可循。从规范适用对象的角度，习惯法可以调整法律无法企及的社会领域。比如人们之间的思想关系、情感关系、宗教信仰关系、社会组织内部的关系等，都不适合法律调整，但却不排除习惯法的适用。从规范适用效果的角度，习惯法与法律的有机结合可以提高法律适用的效果，提高法律事务的处理质量，进而提高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和人们的认同程度。这种结合的效果在社会纠纷的解决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目前我国司法机关所倡导和应用的能动司法、诉调对接以及ADR机制等，其在规范依据方面都注重法律和习惯法的结合，而其目的则均在于实现规范适用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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