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这段历史亲历者的共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非常清楚遵义会议并没有推举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但是他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报告遵义会议情况时就表明：“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1]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在1943年12月明确指出：“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2]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夕刚刚再任中央秘书长，在40多年后审阅《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明确要求删掉原稿中“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一语中的“实际上”3个字。他说：他当时是党的秘书长，是遵义会议的与会者。会后的行军中，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尽管名义上毛泽东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3]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一事实也被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945年4月21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评价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总之，中国共产党经过成立后的长期磨难与锤炼、特别是遵义会议前后血与火的洗礼，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形成了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组成的稳定的领导核心。他们和一同参加过遵义会议的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同志，还有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任弼时等同志，后来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如果没有这个稳定、成熟的领导群体，就不可能在遵义会议上开始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路线，从而否定“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并剥夺其领导权，长征就不可能出现根本转机；如果没有在四渡赤水等生死较量中的检验，遵义会议的精神就得不到切实传达和贯彻，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他所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就不可能得到巩固，也就不可能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长征的主动权；如果没有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其坚强有力的领导，就不可能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危机，也就不可能有各路红军会师西北，并最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陈云当年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把党的成熟作为长征胜利的重要原因。他指出：“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它在国内战争的炮火中得到了锻炼，的确变得有能力领导像我们的西征这样光荣伟大的事业。”[4]
注释：
[1]《陈云文集》，第1卷，第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www.xing528.com)
[2]遵义会议纪念馆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第8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3]邓力群：《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68页，北京出版社，1981。
[4]《陈云文集》，第1卷，第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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