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中革军委机关异常紧张,时不时有快马送来报告,几个“大参谋”几乎是整天关在屋里,非常忙碌。
所谓中革军委,即当时所谓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有时也更简单称军委。但这个军委对军事并没有实际上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大约1个月前,中央政治局内定启动中央率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实施程序,决定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博古,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组成为“三人团”,负责全权决策。而这“三人团”中,本应以博古为重,但博古不懂军事,全听李德的,实际上是李德一人说了算,不仅是军委的训令由他说了算,甚至连作战上具体的事也由他一人说了算。所以,当时背后人们称他为“太上皇”。周恩来只起协调和组织落实作用,中革军委实际上名不符实。朱德虽是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也不过是被用于下达命令的橡皮图章而已,而他本人也就是个“大参谋”。军委总参谋部一点权力也没有,是地地道道的具体办事机关,总参谋长刘伯承已被罢官,发配五军团当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作战局长郭化若,都在“大参谋”之列。
这天,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郭化若又关在屋里忙碌。李德没来,说是病了。但他壮得像牛一样,能有什么大病?很可能只是重感冒罢了。李德不来,博古就更不会来。反正眼下这几人作出的具体计划,最终都得报给李德批准。
今天是汇总参加战略转移各部的相关数字,制定转移撤出的具体组织计划。
会议先由郭化若汇报。这几天,郭化若日夜加班,把各部报来的数字汇总。今天,他有备而来。
郭化若说:“5个军团和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参加战略转移的人数、装备的具体数字都报来了,我也作了汇总列表。”
叶剑英插话解释:“表中的军委第二纵队,以李维汉同志为司令员。李维汉同志又名罗迈,所以称罗迈纵队。要说名副其实,应当称中央纵队。”
“命令中就称军委二纵,别再称罗迈纵队。”周恩来说,“就说总数吧!”
郭化若:“参加这次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5个军团和党政军机关编成的军委一、二纵队,总人数差141人为87000人。
朱德:“我原想象的要比这多多了。”
“你那是一年前的老皇历。”叶剑英说,“这还是加上半个月前突击征兵补员9700人,否则还不到8万人呢!”
周恩来:“接着说。”
郭化若:“全部的马匹338匹;步枪和马枪共29153支;各种型号手枪3141支;重机枪357挺;轻机枪和自动步枪,各部报来有的分开算,有的没分开算,我们把它们合在一起算,332支(挺);冲锋枪271支,迫击炮38门。此外,还有军委炮兵营的几门山炮,通讯器材没具体数字。”
朱德:“这就是我们当下的全部家当?”又说:“我们的一至四次反‘围剿’缴枪的总量就达约6万支,弄到现在,5个军团加中央机关警卫部队,全部的步马枪还不到3万支!”他没再说下去,只是轻轻一叹。
周恩来没吭声。
郭化若继续汇报:“弹药的总量为步马枪弹1418200发,手枪弹72891发,手榴弹76526枚,重机枪弹151509发,轻机枪和自动步枪弹71321发,冲锋枪弹67709发,迫击炮弹2473发。”
朱德:“如果我没记错,仅我们的第三次反‘围剿’缴获的子弹就达280万发!”
叶剑英:“我把这些数字作了个全军平均,我们的每支步马枪带弹不过48发,手枪不到24发,重机枪不到425发,轻机枪自动步枪是215发,冲锋枪是250发,迫击炮65发,手榴弹每人不到1枚……”
朱德:“这一年来,打的都是消耗战,没有缴获,把历次缴获的库存子弹都打光了,就现在的这个数字中,步枪弹几乎全是我们兵工厂翻制的,发射药质量差,自制的弹不标准,不仅打不远打不准,还经常卡壳……”
周恩来没有言语。
叶剑英说:“从总供给部和各部报来的数字看,要带走的盐一共是348担,钱164万元。还不清楚这164万元全是银元,还是带有苏币,苏币是苏维埃政府自行发行的货币,白区又不流通,带它何用?还有药品714担。8万多套的冬装倒也好办,每人发一套各自带就是了。”
周恩来:“我们预定转移是要到另一地区创造新的中央苏区,带走苏币,等有了新苏区就可以使用,所以是必需的。已经印好的苏币要带走,连现在的印钞机也得带走,医院里的X光机、发电机、变压装置、兵工厂里的各种机器,都得搬走。”
郭化若:“我明白了,所以军委机关和中央机关才有那么多人。报上来两机关总人数是14546人,其中担任挑夫和搬运工的,得超过万人吧!”
朱德:“我听说,军委教导师的行李担子,就多达300来担!”
周恩来:“何止300来担……”
“你刚才说的要到另一地区建立中央苏区,应当是指湘西吧!”叶剑英说,“3个月前,中央让湘赣军团六军团西征到湘西会合贺龙的红军,不就是去探路做准备吗?可六军团走的是沿湖南、广东、广西边界的五岭西去,他们没有这么多辎重,能走得动、走得通,我们带着这么笨重的家当,能走得动、走得通吗?!”
朱德:“你们刚才说的全部人数是86000多人,减去军委和中央机关的14500多人,5个军团加在一起才72000多人。这72000多人,步枪不到3万支,就把轻重机枪手、冲锋枪手,持战斗手枪的基层军官、有无线人员和机关参谋干事,都算成战斗兵,也只不过占总人数的一半,而另一半,也是非战斗兵。机关这么大,行动起来可是累赘呀!”
周恩来:“已经是这样了,也只好面对现实。”又说:“这么大个家,这么复杂的结构,走的计划可要周密。”
叶剑英:“按博古、李德的意思,是10月10日晚开始行动。我们的计划从10日晚做起,先做10天,到本月20日。以5个军团加军委2个纵队为大单位,具体区分和划分各大单位每天的行动路线和宿营地。”
周恩来:“对,这样才不会造成抢道路、争宿营地的混乱。”
郭化若:“因为2个庞大的机关必须保护,这就不得不依据各军团的战斗力,把5个军团大体分成前卫、侧卫和后卫。一、三军团为前卫,八、九军团为侧卫。五军团后卫,负责断后!”
周恩来:“过贡水,也就是南渡于都河的安排?”
叶剑英:“我们作了一些调查;具体还要靠各部当面弄清楚。计划是船渡、桥渡和徒涉三种形式。麻烦的是白天有空袭,只能夜间过渡。现在计划的是从16号晚上开始,军委第一纵队第一梯队过河,到新陂开设指挥所。17日晚,一、三军团和军委第一纵队其他梯队南渡于都河;18日晚,八、九军团和中央纵队南渡于都河;后卫五军团集结地离河边较远,计划20日晚南渡于都河。各渡点渡河器材和架桥问题,会计划好指定前后交接。”
周恩来:“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是怎样组织的?”
叶剑英:“敌人的第一道碉堡封锁线正面很宽。它大体是北起赣县贡水与桃江的交汇处,沿桃江东岸经信丰县到安远境内。我们计划选自赣县王母渡以下至信丰安西镇这一段通过。以一军团为左前卫,九军团跟进为左侧卫;三军团为右前卫,八军团跟进为右侧卫;军委和中央两纵队居中,五军团为后卫断后,自21日开始突破。”
朱德:“这完全是大搬家的队伍。好在国民党军广东的陈济棠答应让路,否则一出中央苏区,我们就给堵住了……就得打呀!”
周恩来:“这道封锁线上也有陈济棠粤军据点。陈济棠虽然和我们达成放行默契,但这种高层交易的事不可能透给基层,所以,过第一道封锁线时,也少不了有些小战斗。你们让主力军团一、三军团在前方开道,也是合适的。”
叶剑英:“已经是大搬家的架势,我们只能根据这种状况作计划。”
朱德:“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后,就转向赣西南了……”
“是的,”叶剑英说,“那是下一步,我们没考虑那么远。”(www.xing528.com)
周恩来:“行,就先计划到这里。”又说:“按博古同志的意见,你们的这些计划,要书面报告给李德审批!”
叶剑英:“我们只能是中文报告……”
“可以,”周恩来说,“李德要想深入了解,就让伍修权给他当面口译!”
这天下午,项英来看博古。
项英与博古的关系很微妙。项英与周恩来同龄,比博古大9岁,党龄也比博古早3年,党内的职务也一直比博古高多了。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项英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只是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稍后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但博古不仅有很硬的共产国际背景,而且是王明政治上的“铁哥们”。也正因为有这个背景和关系,1931年9月王明离开中央,去共产国际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时,博古被共产国际指定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1934年1月,被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项英是1931年春王明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要成员,使命在于贯彻王明路线。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合拍的政治基础,而1933年春博古中央由上海过到中央苏区后,博古也很器重项英。他把原来的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支到前线,以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主持军委工作。这些让项英颇为感动。这次,中央要率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博古又力主让项英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书记,留下来领导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在当时,人们都认为随着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撤走后,中央苏区势必转危为安,而作为这样一个大局面的第一把手,总比留在中央机关又没有实际权力强多了。张国焘在中央机关多少年,也还是个一般政治局委员,只是到了鄂豫皖苏区当一把手后,才又打开一个川陕苏区新局面,成为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之主。所以,这也是项英求之不得的,他也更把博古当成体己。
这阵子,项英到中央机关办完交接,转而来看望博古,也算给博古送行。
两人坐定,博古先入为主:“我反复权衡,才决定由你担任苏区中央分局书记,留下来领导中央苏区斗争。我相信,我们这一走,也把敌人的重兵带走了,你就可以乘机恢复中央苏区,到时候,我们在湖南西部,你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我们相互呼应!”
项英:“那是我们理想的前景,但眼下,毕竟是我们要分别了。也不知道就此一别,何时再相会,所以过来看你,也算是给你送行。”
博古:“不能只是送行,还有临别赠言。”
项英:“如果一定要有临别赠言,作为老大哥,我提醒你注意老毛。毛泽东可不是等闲之辈。”
博古:“毛泽东的确才智过人。这支中央红军,这块中央苏区,可以说是以他为主要领导而创建的。”
项英:“可是,我们这些中央乃至共产国际指定来的人,夺了他的军权和地盘,坏了他设计的星火燎原的远景,让他在台下当观众!”
博古:“我们秉承共产国际和王明同志的旨意,要的是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不是他那右倾的星火燎原。路子不同,只好让他赋闲。”
项英:“可是,他赋闲并不等闲。”
博古:“我知道,他的信条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如果我们放任他,我相信他还会拉起一支红军队伍,打下一片天地。但那不符合共产国际和王明同志既定的路子。”
项英:“在这一点上,我们想到一起了。我认为枪杆子里面固然出政权,但也会出军阀。我们党也要防止有人拥兵自重。正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和王明同志的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路线,为了防止他拥兵自重不执行这一路线,我们才在你到中央苏区之前,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解除了他的兵权!”
“就是你们不解除他的兵权,我们中央迁来后,我也会解除他的兵权!”博古说。
项英:“是的,兵权是执行党的路线的根本保证。”
博古:“老毛在中央红军中根基很深,他的老搭档朱德,老部属彭德怀、林彪等,都敬奉他为领袖!”
项英:“所以,你到中央苏区后,把朱德支到前方,让他的中革军委主席有名无实,又免去了彭德怀的中革军委副主席之职,最终把中央红军的指挥权托给了李德,都在于防止毛泽东染指军权!”
博古:“这也是为了我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能站得住脚,坚决地执行共产国际和王明同志路线,必须采取的组织措施。”
项英:“这就是我们的共识!”
“没有共识,何以共事?”博古站了起来,给项英的茶杯续水。
项英:“说到用人问题,我倒想起周恩来的一个观点。恩来说,蒋介石好于使用奴才。我倒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奴才固然好用,但没有用;唯有奴才加人才,既好用,又有用。老蒋也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当面敌人蒋介石的战将顾祝同、陈诚、蒋鼎文、薛岳等等,能说他们是纯奴才?!”
博古:“你说得对。但关键和前提是必须为我所用。不被所用的奴才即使拆台,也不可怕,他没才就没有对抗力;人才可不同,不被所用,他要是拆起台来,还真是够对付的。”
“是这个道理。”项英说。
博古:“恩来总是说,毛泽东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会打仗,得尊重他的意见。可恩来就不明白毛泽东并不为我所用。毛泽东既不甘人下,又过于坚持他的山沟里的那一套。如果山沟里有马列主义,我们又何必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深造?共产国际又何必要我们这些受过马列主义科班教育的同志主政?”
项英:“我注意到,打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我们党实质上是由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当家,并且主政了中央苏区和鄂豫皖、湘鄂西这三大苏区。我们这些‘外来户’,全面地夺了国内这些拉军队打地盘的同志的权;他们虽然组织上服从了,但并不心悦诚服。恩来不明此理,每每想调和,硬是要把这两股力量拧在一起!”
博古:“恩来既不是从莫斯科来的,又不出于国内的拉军队打地盘行列,采取调和主义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张闻天、王稼祥是从莫斯科来的,是受过马列主义科班教育的,现在对共产国际和王明同志的路线,似乎也产生了怀疑,很是不可思议。”
项英:“张闻天和王稼祥的能量不大……他们有些时候唱反调,也不过是觉得手中的权力小了些……人闲心事多。但恩来的能量很大,你得紧紧地争取他对你的支持!”
“你觉得恩来对共产国际和王明同志路线的态度怎样?”博古问。
项英:“既然你问到这个问题,我也直言相告。应当说,恩来是尊重共产国际和王明同志的,但恩来这个人主义坚定,爱憎分明。”
博古:“你的这个评价,是从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中提取的?是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恩来是辅佐过蒋介石,在国民党政治舞台上崛起;而在蒋介石露出反共反革命真面目时,他坚决地与他分道扬镳,决不与之为伍!”
“我说的只是他的表现,”项英说,“他骨子里追求的是他信仰的事业的成功。他没有领袖欲,却有促成他信仰的事业成功的强烈使命感!”
博古:“我没有很听明白你的意思……”
“好吧,那就说得明白些。”项英说,“你要是领导党的事业成功,他会全力支持你;否则……就另外一回事!”
博古默然了好一阵子问:“你认为我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我们党的事业成功吗?”
“你给我出了难题了。”项英笑笑,“这还是你自己来回答……也让时间和结果来回答!不过老大哥我忠告你,你们的这次转移一定得成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