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陈毅突围转移，红二十四师留守油山

1935年3月上旬末，8路突围队伍已全部按计划出发，只剩下项英、陈毅和贺昌率领的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留在于都上坪山区。项英、陈毅决定于3月9日穿越会昌封锁线，向闽西长汀地区突围转移。突围前，对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了整编，共编成4个大队，并确定项英、陈毅随第一大队、第二大队行动，贺昌、周建屏、杨英等编在第三大队；李翔梧、袁血卒^[53]等编在第四大队，担任掩护任务。

9日午后，项英坚持将向中共中央报告部队突围情况的电报发出后再走，但那时由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天天行军作战，电台联络非常困难，因此延迟了部队出发时间。陈毅向红军战士作动员讲话：“经过几天的突围战斗，我们的部分同志已经突围出去了。现在，狡猾的敌人，又加强了对我们的包围。摆在我们面前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敌守我攻。这就增加了我们突围的困难。但是，我们是伟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冲出敌人的包围圈。为了牵制敌人，支援红军北上，我们一定要顽强战斗，英勇作战，坚决突出敌人的包围圈，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我相信，只要我们英勇战斗，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54]下午3时许，贺昌、周建屏等率第三大队从驻地于都上坪山区出发，先行突围。袁血卒等率第四大队跟进，其任务是抢渡安远河，然后占领会昌县天门嶂，掩护项英、陈毅和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突围。当天晚上，第三大队、第四大队安全渡过安远河，抵达天门嶂，但是遭到敌第八师部队包围合击。第四大队在掩护战斗中，大部分人伤亡，袁血卒、唐继章、何侠、钟伟生等少数人冲出敌人包围圈，后来辗转到了上海，从事白区工作。第三大队也遭重大损失，指战员大部分伤亡，贺昌中弹身负重伤，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后来陈毅回忆：“贺昌同志过河以后，被敌人包围，打了很久，打不出去，敌人逐渐逼近，眼看要做俘虏了。贺昌同志不愧是坚强的共产党人，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当他枪膛里的子弹只剩下最后一颗的时候，便以这最后一颗子弹，举枪打死自己，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生命。”^[55]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也记述了贺昌牺牲的经过：“国民党士兵向他冲去，大叫‘捉活的’。贺昌把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大声呼喊‘革命万岁’的口号，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56]据国民党报纸云：“巨匪贺昌，已于十日晨在会昌归庄，经第八师击毙，尸首当晚解至会昌城，十二日运解宁都总部”。^[57]杨英^[58]被俘后也被敌人杀害。只有周建屏带少数人冲出重围，改向南突围，到达寻乌南部地区，与先期到达的张凯、李天柱等会合。

当贺昌、周建屏、袁血卒等率第三大队、第四大队出发时，项英、陈毅守候在发报机旁，直到下午5时，才联系上中央电台，拍完电报后，收到中央回电。由于中央的电台密码更换了，电文无法译出。为了迅速突围，项英只好下令埋掉电台，烧毁密码，从此，中央分局失掉了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联系，失掉了与各方面的联系。项英、陈毅一起率领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离开上坪山区，沿第三大队、第四大队行进路线开进。由于下雨天黑路滑，当晚未能赶上第三大队、第四大队。又遇上山洪暴发，安远河水猛涨，敌人又将河两岸严密封锁，因此，抢渡安远河已经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项英、陈毅只好率部返回上坪山区。由于天黑路滑，项英高度近视，行路十分困难，结果他带着一部分队伍与陈毅失去联络，走错了路，误入安远县天心圩，遭敌人截击，队伍被打散。

第二天天亮后，项英收集失散队伍，回到上坪与陈毅会合。往哪里突围呢？1959年2月，陈毅回忆：他和项英“曾经有过分析：第一条路是往东，到福建去，那里是老苏区，且距漳州、香港较近，便于找到长征部队的关系，但高山大岭，又逢雨季，敌人封锁太严。第二条路是到东江去，那里距离较近，两天两夜可以赶到，但那里是沿海地区，公路网、电话网交织，敌人交通便利，军阀和地主武装都很强，而且没有根据地可依托，站不住脚。第三条路是到井冈山去，这里地跨两省，地形很好，过去毛主席就在这里建立过最初的红色根据地，估计还有游击队，但要过赣江，敌人控制得很严，过不去。还有一条路是过五岭，到粤赣边界去，这里敌人虽强，我群众基础也强，过去二十二军就是在这里建立的。二十二军进入中央苏区之后，李乐天同志曾经在这里坚持游击斗争。于是最后决定到粤赣边界去。”^[59]因为陈毅对赣粤边地区“地方熟悉。油山、大庾岭是南康到大庾之间的一座很大的山。一九二八年我在那里搞了三年，什么新城圩、长安圩、坑口圩、黄云台、上杨梅、下杨梅等，这一带的大庄子差不多我都住过，老百姓差不多都晓得陈毅这个名字”^[60]。所以，项英、陈毅最后决定到以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去。

项英、陈毅率领中央苏区留下的最后一支队伍再行突围。不幸，在转移途中与敌人遭遇，队伍又一次被打散。为了减轻部队压力，缩小行动目标，项英、陈毅决定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跳出敌人包围圈，转向赣粤边。其中项英、陈毅两人带少数警卫人员为一路，另行突围。他们几次突围没成功，准备下山暂作隐蔽，寻找机会转移。这时，陈毅恰巧遇上原代英县^[61]县委书记曾纪财。曾纪财向陈毅讲述了自己在担任代英县委书记时，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大帽子，遭到残酷打击，撤销了县委书记职务，罚他到担架队劳动的经过。中央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时，又叫他押送一批土豪劣绅到外地，走到半路，遭到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土豪劣绅逃跑了一半，因此，他的处境更坏了，地方苏维埃政府又不收留他了。后来听说陈毅留在中央苏区，就前来寻找。曾纪财对陈毅说：“……当地的土豪劣绅跟我仇深似海，我跟土豪劣绅势不两立。我全家都被反动派杀了，房子也叫反动派烧了，老婆本来在红军队伍里，撤退的时候也牺牲了。离开党，离开革命队伍，我这个人活着还有什么用！听说中央红军走了以后，老首长留下没有走。我心想，找到老首长，也许能收留我。我一路找到瑞金，瑞金已经被敌人占了。又打听到老首长退到仁凤山来了，我拿了这个钢盔一路讨饭，讨到饭，就用钢盔热一热吃，讨不到，就把钢盔戴在头上遮风雨，好不容易到了这里，总算找到老首长了。”陈毅十分同情曾纪财的遭遇，安慰道：“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也就不用（责）怪了。”同时欢迎他留下一起打游击。曾纪财诚恳地表示：“我还怪什么！？垮的垮了，死的死了，我还怪什么。只要老首长肯收留我，我只有跟着老首长从头干起了。”^[62]这充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宽广的胸怀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www.xing528.com)

陈毅把项英介绍给他，并把突围计划告诉了他。曾纪财当年在这一带做过生意，了解当地的民情风俗，熟悉周围道路和环境，他表示很有把握带领大家越过敌人封锁线。于是，项英、陈毅等化装成老百姓，由曾纪财带领下山，夹在一群挑担赶圩的老表里面，从王母渡安全地渡过桃江，夜行晓宿，赶到曾纪财的家乡信丰牛颈，并找到了游击队牛颈地下交通站，由牛颈地下交通站将项英、陈毅护送到中共信康赣县委驻地蛤蟆岭。之后，项英、陈毅等几经辗转，于3月底顺利到达赣粤边游击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油山，与李乐天、杨尚奎等会合。红军游击队员看到项英、陈毅安全到达，非常高兴，原先的一些担心和疑虑消除了。针对国民党报纸的造谣，陈毅豪迈说：“哈哈，国民党吹牛说已经把我们消灭在仁风山里了，现在我们却在油山上说话了！”^[63]后来，项英与游击队战士谈心时说道：“国民党报纸上造谣、吹大牛，说我项英在江西仁风山上被抓获，现在被关在监狱里，难道说我这个项英是假的？”^[64]

中央苏区党组织和留守的红军从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先后经历了4个多月的时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对此，陈毅后来曾经深刻指出：“从野战军最后离开中央苏区，一直到1935年3月间我们与李乐天他们会合为止，共有三、四个月的样子。这一段是个过渡时期，是个转折点。即由过去的大规模的根据地、大规模的政治对立，转变到分散的游击区、分散的游击战争的时期。由老的形势、老的局面转变到新的形势、新的局面。由老的斗争方法转变到新的斗争方法。这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转过来就能生存，不转过来就要灭亡。……这个时期我们花了很大的代价，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贺昌、阮啸仙、何叔衡、李天柱、刘伯坚等中央的高级干部、老党员都牺牲了。”^[65]

陈毅安全突围到达油山后，惊悉阮啸仙、贺昌等人牺牲的噩耗，含泪写下了一首感人肺腑的诗《哭阮啸仙、贺昌同志》：“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