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分局接到《中央书记处关于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指示》，中央分局当机立断，立即采取几项紧急措施：
（一）由陈毅负责妥善处理安置好伤病员。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时，在中央苏区留下了1万余名伤病员，原先分布在于都、瑞金、会昌、宁都、西江、石城、宁化等县的红军医院中。后来随着中央苏区的陷入，各地医院陆续向瑞金、于都县境集中。一部分伤病员伤（病）愈出院归队，一部分伤势较轻者，经动员后也相继离开医院。但到1935年2月，仍有2000名重伤员留在医院。经过陈毅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动员群众，很快就把重伤病员全部疏散完毕，为领导机关和部队解除了后顾之忧。除给每个伤员发给几块银元和一些药品外，陈毅还给接待伤员的群众，每家送去5斤盐。[30]
（二）先行安排年纪大身体弱的一部分领导人转移。长期患病的中央分局委员瞿秋白，年纪已经六十岁的原中央政府内务部代理部长何叔衡和中央分局委员邓子恢，怀有身孕的项英妻子张亮，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等，他们或年事已高，或体弱有病，难于随部队打游击，中央分局遂决定让他们向福建转移，然后转赴香港、上海等地，隐蔽疗养和从事地下工作。2月11日，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张亮、周月林等人从于都县黄龙井塘村启程，经瑞金县武阳，到达四都山区，与福建省委会合。随后，由福建省委派部队护送。2月24日，在福建长汀县和武平交界的水口过汀江时，不幸被国民党保安团钟绍葵部发现和包围，经激烈战斗，护送部队大部分英勇牺牲。何叔衡负伤高呼“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口号，跳下悬崖，后被敌人枪杀。瞿秋白被俘后，因叛徒出卖，于同年6月18日在汀州罗汉岭慷慨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张亮被俘入狱，后下落不明。邓子恢机智脱险返回四都。后随陈潭秋、谭震林等率领的红军部队到达闽西永定溪南，与张鼎丞部会合，开展游击战争。
（三）占领一个有利于突围转移地方。2月中旬，项英、陈毅、贺昌等率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机关、部队离开井塘村，安全转移到于都县南部禾丰地区。
2月13日、23日和28日，中共中央迭电中央分局及中央军区，具体指示行动方针和通报遵义会议精神，中央分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大家一致拥护中央的指示精神，一致拥护遵义会议精神。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实际情况，成立了项英、陈毅、贺昌等5人组成的中央苏区军分会，以项英为主席，中央分局决定将滞留于南禾丰、上坪地区的红军部队和机关人员共1万余人，分9路突围转移，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具体部署如下：
向闽赣、闽西突围的有三路：一是由少共中央分局书记李才莲率独立七团，由会昌穿过敌人封锁线，经汀瑞边转至原闽赣军区（建宁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如有可能再转到博生（宁都）县以北，恢复和领导该地区的斗争；二是由分局委员陈潭秋和原福建军区政治委员谭震林率红二十四师的4个连到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合，在闽粤边坚持游击战争；三是由分局委员汪金祥率红二十四师的4个连，到寻乌南部和焦岭、平远、武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向广东东江突围的有一路：由原红十九师第五十五团团长李天柱[31]以及孙发力[32]率红二十四师的4个连，依托寻乌南部原有的游击区，向广东东江地区发展，并与在这一带领导群众斗争的古大存取得联系；
向赣粤边、湘南突围的有两路：一是以红二十四师的两个连，向赣粤边的龙南、全南、定南挺进，建立游击区，并争取与信（丰）南游击区打成一片；二是由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和石友生（第七十一团政治委员）率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约9个连）经赣粤边之油山，转至湘南，收容红三十四师[33]失散的队伍，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
向湘赣突围的有一路：由独立三团团长徐鸿[34]、政治委员张凯率该团和曾在湘赣边、湘鄂赣边工作过的同志，越过信丰河，到湘赣根据地，传达中共中央二月指示精神，并留在该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正在生病的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陈正人，随独立三团转移，待突围后赴白区隐蔽疗养；
另外两路突围部队：一是由中共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率独立六团，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二是中央军区直接指挥红二十四师第七十团（周建屏兼团长，杨英兼团政治委员），在中央苏区穿插游击，并与各游击区保持联系，指导各地斗争。项英、陈毅、贺昌等领导人随第七十团行动，其余机关工作人员，分别派到各地和部队中去。
从当时的情况看，中央分局分九路突围的部署是完全正确的，体现了中央分局贯彻中共中央二月指示精神，实行彻底的战略转变的决心。在中央分局的统一指挥下，各路突围部队从2月中下旬起，陆续实施突围。但是，突围部队有的被打散，有的受到巨大损失后才冲出敌军的包围，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1959年2月，陈毅分析了原因：“由于行动迟了，敌人已经形成了强固的包围圈，突围的部队对新的斗争形式缺乏了解，没有独立活动的能力，结果突围部队除少数冲了出去，大都失败了。”[35]各路人马突围的情况大致如下：
汪金祥和李天柱、孙发力分别率领的两支队伍，从于南出发，穿过安远、会昌边界，于2月25日到达安远、寻乌间的清溪一带，遇粤军第四师堵击，激战3天，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汪金祥、李天柱等率余部二三十人突出重围，于2月底到达寻乌南部地区，利用山地隐蔽待机，不久与周建屏部会合。
徐鸿、张凯率领的独立三团，从于南小溪地区向湘赣边转移，2月25日到达赣县王母渡。当部队正在渡河时，突遭敌人袭击，部队被截成两半，徐鸿在战斗中牺牲。张凯率余部约六七百人转向于南，再沿安远、信丰南部突围。3月4日，到达信丰石背，又遇敌人阻击，经过激烈战斗，冲破敌军包围。张凯与随红独立三团突围转移的陈正人及周以栗[36]等，率突围出来的100余人，到达安远、寻乌南部山区，与先行突围至此的周建屏、李天柱会合。3月下旬，活动在广东兴宁地区的原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罗屏汉[37]率所属游击队六七十人，前来与李天柱及张凯部会合，就地开展游击战争。5月间，陈正人、周建屏离开寻乌南部山区，经广东省梅县、汕头到达香港，陈正人随后赴湖南养病。周以栗在转赴白区中遭遇敌人，英勇牺牲。在这期间，李天柱不幸牺牲。
龚楚、石友生等率红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从于南禾丰地区出发，2月24日，到达信丰安息、极富地区，遭粤军余汉谋部第二师围追堵击。25日，第七十一团同敌人发生激烈战斗，突破敌人拦阻，突围至赣粤边之油山地区，留下两个连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其余部队在龚楚、石友生率领下，继续向湘南进发。当部队到达湘粤边境的郴县时，龚楚打死石友生，带一部分人叛变投敌。
毛泽覃率红二十四师1个连从于南突围，由会昌白鹅经井塘、小密，到达闽西长汀县四都山区，与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万永诚等会合。四都遭强敌进攻时，福建省委、省军区率部突围，于4月10日在长汀腊口附近的分水凹被敌人重兵包围，万永诚和省军区司令员龙腾云、参谋长游端生，及省委机关的多数领导人和红十九团、红二十团余部的红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与此同时，毛泽覃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必先等率领部分红军部队，于4月下旬在长汀、瑞金交界的山区被敌人包围，毛泽覃和绝大部分红军战士同敌人战斗到最后一枪一弹，壮烈牺牲，吴必先受伤被俘后牺牲于江西九江。
陈潭秋、谭震林率领的红二十四师4个连，于2月底转至长汀四都山区。尔后会同邓子恢又经河田、朱畚、才溪、紫金山等地，冲破敌人重重封锁和围攻，于4月间到达永定地区，与先期到达的张鼎丞会合，接着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38]，以张鼎丞为主席，由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组成领导核心，领导闽西南游击战争。
2月下旬，李才莲率领的独立七团经瑞金铜钵山区向博生县北部突围转移。行至瑞金九堡遭敌阻击，部队被打散，李才莲率余部转回铜钵山区，随后在安治前与中共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领导的瑞西独立营会合，在瑞金观音岽一带活动。同年6月，李才莲在观音岽突围战斗中英勇牺牲，赖昌祚等少数人突出重围，在汀瑞边坚持游击战争。
根据中央分局部署，阮啸仙、蔡会文、刘伯坚、梁柏台等率领独立六团及赣南省领导机关、中央工农剧社、《红色中华》报社等工作人员共1800余人，在于南禾丰、黎村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后来，敌军分南北两路向于南禾丰、黎村进攻，遵照项英、陈毅指示，阮啸仙等率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转向赣粤边境的三南（定南、龙南、全南）与信丰地区活动。突围前，阮啸仙鼓励大家：“哪怕剩下一个人，只要突围出去，就是活路，就是党的一份力量！”[39]3月3日，他们将突围转移的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编为3个支队。4日晨，3个支队成一路纵队，从于南的上坪山区出发转移。当天上午10时许，阮啸仙、蔡会文觉得3个支队集中成一路纵队行进有危险，立即命令支队长林匡、政治委员刘英：“你们的部队应以连或两个连为单位，这样的来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三南与河西去活动。详细计划，由你们决定。此时，任何犹豫不决，都是等于帮助敌人、自杀的方法。”[40]但为时已晚，部队尚未展开，即在畚岭（在今于都县境）的罗坑、金沙一带与粤军遭遇，激战数小时，部队被打散。随后，阮啸仙、蔡会文收拢部队，分成两路突围。第一支队、第三支队为一路，在刘伯坚等指挥下，与堵截红军的粤军拼杀，双方均遭受重大伤亡。7日凌晨，刘伯坚在安远、于都边界的鸭婆坑不幸左腿受伤被俘。时任少共赣南特委书记陈丕显后来在回忆录中详细地回忆了刘伯坚受伤被俘的经过：
正在这个时候，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不幸负伤了。他个子魁伟，本来目标就不小，加上骑着一匹白马，更加引起敌人的注意。先是，他骑的马负伤，他迅速地跳下来，带领同志们向敌人猛烈扫射，一鼓作气冲过了堡垒。当他们冲出山坳到达安远的鸭婆坑时，不幸，他的左腿又被一颗流弹击中，失去了行走的能力。这时，他的警卫员准备架着他走。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把他的手搭上自己的肩膀，警卫员也中弹倒下了。刘伯坚就向蜂拥而来的敌人射击，最后子弹打光了，他落入了敌人的魔掌。[41]
同时受伤被俘的还有赣南军区政治部秘书廖昔昆[42]，独立六团参谋长陆如龙[43]，中央政府办事处交通科长连得胜[44]，会昌县贸易分局采办处营业主任王志楷[45]等。梁柏台也在突围中左臂负重伤，行动困难，躲在茅草从中，打算天黑下来再走。不幸被敌人警犬发觉，引来铲共团，落入了敌手。[46]梁柏台先被押在信丰小汾的余汉谋部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后被解往第一军军部驻地大余，关押在大余监狱。在敌人法庭上，他置生死于度外，掩护了自己的同志。不久被敌人杀害了，时年36岁。[47]指战员大部分伤亡或被俘，只有少数人突出敌人重围。3月21日，刘伯坚、廖昔昆、陆如龙、连德胜和王志楷5人在大余被粤军余汉谋第一军杀害。
3月11日，在杀害刘伯坚前，粤军竟将刘伯坚“游街示众”。在荷枪实弹的军警押送下，刘伯坚拖着沉重的脚镣，镇定自若，正气凛然地昂首走过大街，并频频向伫立两边的革命群众致以深情厚意。当天夜里，他在监狱中写出了气吞山河的《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www.xing528.com)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3月11日，敌人又将刘伯坚移囚绥靖公署候审室。3月13日，刘伯坚又写下了《移狱》一诗：
大余狱中将两日，移来绥署候审室。
室长八尺宽四尺，一塌填满剩门隙。
五副脚镣响锒铛，匍匐膝行上下床。
狱门咫尺隔万里，守者持枪长相望。
狱中寂静日如年，囚伴等吃饭两餐。
都说欲睡睡不得，白日睡多夜难眠。
檐角瓦雀鸣啁啾，镇日啼跃不肯休。
瓦雀生意何盎然，我为中国作楚囚。
夜来五人[48]共小被，脚镣颠倒声清脆。
饥鼠跳梁声啧啧，门灯如豆生阴翳。
夜雨阵阵过瓦檐，风送计可到梅关。[49]
南国春事不须问，万里芳信无由传。[50]
刘伯坚的《带镣行》和《移狱》，是从心底写出来的诗，是一个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而高唱的壮丽诗歌，是任何力量也不能动摇的钢铁誓言！刘伯坚在就义前，写给亲友的遗书中，把自己一生归结为“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他以“我为中国作楚囚”而自豪，坚信“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必能得到解放”[51]。
阮啸仙、蔡会文和陈丕、显率领的另一路人马即第二支队，于3月6日冲破敌人在马岭、牛岭设置的封锁线，向西南转移。突围中阮啸仙在信丰安息上迳上小埂不幸被敌人一颗流弹击中胸口，壮烈牺牲。时任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后来在回忆录中详细地回忆了阮啸仙牺牲的经过：
天亮了，侦察班和跟随阮啸仙同志的警卫员余虎，从山间小径飞奔而上。余虎见到蔡司令员，抽噎着断断续续地说：“报告司令员，我们首长牺牲了。”他的两眼深陷，满脸血污，泪和着血，滚滚而下。
蔡司令员听了一惊，跨前几步，紧握余虎的手，忍着悲痛说：“什么？快说！”
“首长长期生病，身体本来虚弱，连日急行军，十分劳累。当他冲过牛岭的封锁线后，气喘病又发作了，不得不停了下来。战斗开始时，首长带病指挥，鼓励战士们奋勇作战。忽然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胸口。他喘着气，高呼‘为革命战斗到底！’倒下了。我摸摸他的脉搏已经停止跳动，地上流着一大滩血……。”
蔡司令员望着远方，脸色阴沉。他轻声地说：“圣地埋忠骨，浩气贯长虹。阮啸仙同志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同我们永别了。让他们留在苏区的土地上吧！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52]
蔡会文、陈丕显率部队抵达信丰、安远一带，又与粤军第二师遭遇，经激战摆脱敌人，转向定南，复转信丰，于4月上旬到达赣粤边界的油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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