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陕北历史必然之旅

贺恩印、苗建寅指出：西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中国共产党指挥抗战、领导全国革命的中心。它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党中央之所以选择西北革命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有历史的必然性的。^[1]

西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因为它具备了作为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条件和基础。

第一，具备了成为中央红军落脚点的组织条件。

从党组织的发展情况看，西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北和陕甘两个根据地甚至整个陕甘宁地区）早在1924年就在绥德师范学校建立了党团混合支部，1925年绥德、榆林、延安都成立了党团特别支部，1926年成立了绥德、榆林、延安3个地委，1928年又成立了陕北特委，领导整个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1933年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陕西省委又决定建立陕甘边特委。这样，在西北地区就有了两个特委，能够更好地从当地实际出发，领导本地区的革命斗争。陕甘边特委从1933年3月建立后，连续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使陕甘边地区的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势如破竹地向前发展。陕北特委也在1933年7月召开了高齐家洼会议，会后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也有了大规模的发展。特别是1935年2月召开的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了两个根据地的领导。随着两个根据地的统一，西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党中央、毛泽东到达陕北以前，西北革命根据地已有一个工委、两个特委、26个县委，区、乡、村等基层党组织更是遍布整个根据地，这就为党中央落脚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第二，具备了为党中央落脚陕北的军事基础。

在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1927—1928年在西北地区曾爆发过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等大小70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最后都遭到了失败，但它们为陕西省委和陕西地区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在这些起义的基础上，刘志丹、谢子长等回到陕北地区，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经过多次挫折，终于建立了南梁游击队。1931年10月，南梁游击队又同党领导的晋西游击队（在山西汾阳地区成立的）在南梁地区的林锦庙胜利会师。不久，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以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了西北反帝同盟军，正式打出了反帝抗日的革命旗帜。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西北反帝同盟军又奉中央和陕西省委的指示，把西北反帝同盟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在中共陕西省委和游击队党委的领导下，由原来的一二百人发展到1000多人，给陕甘军阀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中间虽经一些失败，但它终究在西北大地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也为红二十六军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陕西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了“创立新的红军队伍和陕甘边苏维埃的任务”，而且“中央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派一人去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根据中央指示，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决定，派当时担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红二十六军于1932年12月24日成立后，虽然打了许多胜仗，使部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杜衡执行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下，遭到了很大的失败。1933年5月杜衡作出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地区，准备在秦岭山区建立根据地的错误决定，几乎使红二十六军全军覆没，杜衡本人叛变。后来在陕甘边特委刘志丹的领导下，红二十六军南征北战，纵横驰骋，才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与陕甘边地区革命武装迅速发展的同时，陕北地区的武装斗争也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由原来只有几个人的延川游击队发展到有几十人的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1933年9月，第九支队奉命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后来又陆续成立了红二支队、红三支队、红四支队、红五支队等。1934年9月，在各支队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1935年1月30日，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红二十七军，人数达1000多人。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两支军队情同手足，互相帮助，协同作战。特别是1935年2月中共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之后，在刘志丹的领导下（这时谢子长已病逝），实现了两支红军的统一指挥，接连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根据地的两次反革命“围剿”，解放了6座县城，把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整个西北革命根据地扩大到东至黄河、南至淳（化）耀（县）、西至庆（阳）华（池）、北至长城的广大地区，总面积达到几十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200多万。两支红军发展到三四千人，游击队也达到四五千人，为党中央到达陕北奠定了巩固的军事基础。

第三，具备了成为中央红军落脚点的深厚的群众基础。(www.xing528.com)

陕北地区历史上就地瘠民贫，经济落后，再加上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人民生活十分痛苦，因而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光荣的革命传统。隋朝的时候，王嘉胤领导的农民起义就爆发在这里。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也是从这里爆发而燃遍全国的。近百年来，由于三座大山的压迫，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更走上迅猛发展的道路，榆林、绥德的工人斗争和安定、清涧的农民运动在当时震动了整个西北，特别是谢子长领导的安定县农民运动如火如荼。陕甘和陕北两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更加高涨，在扩红运动中几乎每家都有一人参加正规军或游击队。在人民战争中，老百姓为革命军队当向导、带路、隐蔽伤员甚至直接参战，妇女为军队缝衣做鞋、送水送饭，少年儿童为军队站岗放哨、侦察敌情，出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在党中央、毛泽东到达陕北吴起镇之后，陕北各地的人民群众很快以鸡毛信的形式将这一喜讯传遍整个根据地。人民群众迅速动员起来，家家户户做米酒、蒸年糕、杀猪宰羊，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中央红军。陕甘边和陕北苏维埃政府也都派出代表热烈欢迎、亲切慰问。陕北的10月，天气已经寒冷，人民群众看到中央红军还穿着单衣、单鞋，便自发行动起来，为中央红军做棉衣棉鞋，使中央红军犹如回到久别的故乡，感到异常温暖，并且顺利地度过了在陕北的第一个冬天。群众的拥护，人心的向背，是党中央、毛泽东选择陕北作为落脚点的一个重要条件。

第四，有利的地理形势也是选择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重要条件之一。

陕北地区、甚至整个陕甘宁地区地处黄土高原的中心，历史上常年水土流失，沟壑纵横，交通不便。刘志丹、谢子长领导陕北人民闹革命时，恰巧选择在陕北高原的腹地、桥山山脉的中段。这里山大沟深，森林茂密，地形复杂，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是屯兵养马的理想地区。特别是这里地处陕、甘、宁3省的交界地区，南距西安五六百里，西距兰州七八百里，北距银川四五百里，东距太原更在千里之外。它距大城市较远，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加之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全国性的军阀混战的影响下，西北地区军阀混战也连绵不断，甚至一个小小的陇东地区，在1929年4月—1930年8月短短的1年多时间中，小的军阀混战竟达10余次之多，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人民革命力量也可以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发展自己，或者在军阀军队内部开展兵运工作，待时机成熟，即发动兵变，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所以，有利的地理条件也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条件之一。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转战陕北，之所以能彻底打败胡宗南的进攻，有利的地理条件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第五，有一批忠于党的事业的革命干部和群众领袖。

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西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建立并坚持下去，与西北地区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忠于党的事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马列主义与本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在实际斗争中经过严峻考验、密切联系群众、不怕牺牲、不怕失败、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土生土长的革命干部和群众领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些干部中，早期以魏野畴、李子洲为代表，后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特别是刘志丹从小就立下了革命的志愿，在榆林中学上学时很快接受了马列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即受党的派遣到冯玉祥国民军的马鸿逵部担任政治处处长。蒋介石叛变后，刘志丹深深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回到陕西即在省委的领导下参加并领导了渭华起义。渭华起义失败后，他回到陕北，在陕北特委领导下，通过各种渠道，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他不怕失败，愈挫愈奋，经过努力，在西北建立了南梁游击队、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尤其是在他担任了西北军委主席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前敌总指挥后，在半年时间内取得了10战10捷的辉煌胜利，解放了6座县城，把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从而也使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1935年9月陕甘晋省委成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错误肃反，刘志丹也身陷囹圄，但他仍顾全大局，镇静自如，相信党和群众最终会搞清路线是非。党中央、毛泽东到达陕北后，纠正了错误的肃反，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刘志丹也才得以重见天日。刘志丹出狱后，毛泽东、周恩来和他进行了交谈，并对他进行了亲切的慰问。他却严格要求自己，主动检查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同时还给其他受委屈的同志做工作，要不计前嫌和个人得失。他在担任了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和瓦窑堡卫戍司令等职务后，又为巩固和建设西北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在红军东征中，他大智大勇，指挥若定，运筹帷幄，身先士卒，最后牺牲在战场上，为西北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为此，党中央、毛泽东给他以很高的评价。毛泽东称赞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为他写了“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的题词。正是因为有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一大批土生土长的革命干部和群众领袖，才建立、巩固和发展了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毛泽东到达陕北，找到落脚点，建立大本营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和可靠的基础。西北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是有重大贡献的。但是，没有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没有党中央正确解决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也就没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注释：

[1]贺恩印、苗建寅：《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长征落脚点试析》，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