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日本占领天津直到国民党时期，都有人怂恿父亲出山，企图藉他知名士绅的身份愚弄百姓，以达到个人目的。父亲深谙此理，坚决拒绝参与任何政治活动，闭门不出，每日以看书、写字、观赏文物自娱。每周四还定为文物鉴赏日，由父亲发起，会同三五好友，轮流到各家欣赏文物。其中常来我家的座上客有何瑞章先生、杨晋先生、马少眉先生、张叔诚先生、吴颂平先生等。他们均有鉴赏古玩的嗜好，又擅长书法，互相为自己喜爱的古物上题词作诗，抒发感情。但是父亲绝对不和给日本人办事的官员来往。大伯父徐世昌在日伪时期寓居天津。日伪走狗不断打他的主意，经常派人做说客，请大伯父出任日伪最高职务。大伯父坚决予以回绝，表示不给日本人做事。那时父亲去看望他，二人互相勉励，度过了那段艰难时日。后来大伯父患膀胱癌，本应去北京协和医院动手术，又恐怕日本人追到北京，逼他出山，所以坚决不肯离开天津租界，以致延误病情，直至逝世。
国民党统治时期，美国某大财团曾出数佰万美元欲购买父亲的文物，面对当时有如天文数字的重金利诱，父亲坚决予以拒绝。解放前夕，很多人劝父亲去美国作寓公，利用其手中的大量文物，在国外作巡回展览，这的确可使当时我们一家人过上超级华人的生活。父亲毅然决然反对此意见，他说：“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绝不能从我手中流散到国外”。对于父亲这样一位受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教育多年的人士，尽管彼时他对中国共产党缺乏了解，但是在当时政治环境下，父亲作出这样的选择，足以证明他不愧为一个光明磊落的爱国主义者。
父亲一生不吝钱财，多方购买文物及购置房屋。但他个人生活始终十分简朴，不尚奢华，不乱花一文钱，食衣均不讲究，粗茶淡饭足矣。他又无不良嗜好、不打牌、不饮洒、不看戏，与一般小康之家所差无几。记得我们上学时，穿的是自家用白粗布染成的蓝布大褂，我们许多同学并不及我家富裕，却穿着入时，当时我们心中还觉得寒酸，很难堪。现在想起来更备感父亲用心良苦。在他老人家的教导下，我们兄弟姐妹几人虽在深宅大院中长大，却无“娇、骄”二气。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也都能吃苦耐劳，与普通人打成一片。尤其在“文革”期间，我们被“扫地出门”，衣物全被抄光，仅有每月的工资，还要照顾亲属中好几位无依无靠、无收入的老人，生活极端困难。我们能很快地适应环境，习以为常，不以为苦。这也是与他老人家长期以来艰苦朴素的教育及身体立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分不开的。
父亲离开我们40多年了，他临终的教诲至今言犹在耳。既便我们曾一度坎坷，历尽磨难，而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赤诚，却始终不渝，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深受鼓舞，对祖国的美好前景，充满了信心。
如今，我们都已是两鬓如霜的老人，抚今追昔，我们觉得有责任将我们的所见所闻所做写下来，以教育我们的后代。(www.xing528.com)
（写于1996年8月）
前事不忘
后世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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