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对人的分类和秩序界定

荀子主张：圣人有和大家都一样的部分，那就是“性”。但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圣人比较聪明，看出了“性”是恶的，如果放任人依照本性，那就会争，就会彼此伤害。因而圣人以人为的设计，去弥补天性给予人的缺失。

礼是“伪”的。“伪”字在荀子的著作中，不是伪造、虚伪的意思，他用的是这个字的本意，即“人为的”，也就是和自然、天性相反的意思。礼是由圣人造出来的。圣人和一般人最大的差距在于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找出了一般人找不出来的困境出路。

荀子论述道理时，高度依赖“分类”。他的基本论理模式，就是将纷纭复杂的现象先进行分类，然后再依类别来推演。荀子论理时，很少谈普遍的人，很少假定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普遍真理。《荀子·儒效》从“儒”的角度，将人进一步区分为圣人、君子、劲士、雅儒、小儒、俗儒、俗人、众人和鄙夫。荀子很少概括地谈人，他的视野中看到的，不是人，而是复数的、差别性的类别。

在荀子的思想中，最基本的分类是将人分为圣人、士、君子和民四种。

荀子和孟子一样，都相信、主张“人皆可为尧舜”。战国儒家认为尧、舜等圣人，不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条件下完成不可复制功业的某个非凡、伟大人物，尧、舜代表的是人能想象的最了不起的成就，内在具备了仁义德性，外在又有充分权力可以实践仁义，造福天下。然而关键在于，即使是尧舜，即使是完成最了不起成就的人，和我们都没有决然不可跨越的界线。我们和他们之间，有着明确可以由此之彼，从这里到那里的联系。

对孟子而言，从凡人到圣人的联系，是共通的善性；对荀子而言，则是学。只要你愿意学，知道怎么学，人人都可以由士而君子而圣人，没有先天命定的限制将你和圣人隔绝开来。

学有三个高下不同的层次：懂得学、实践学的，能成为士；诚心向慕学的，能成为君子；彻底掌握了学的，能成为圣人。靠着学，最高可以成为圣人，至少也能成为士。拼搏向上全都靠自己的决心与努力，谁能阻止我呢？

因为儒家强调学，尤其强调学一来不受限于他人，自己就能决定、就能实践；二来可以突破既有的现实限制，使人“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做儒家的君子，收获、效果可大了！不需要别人给你官位，你就有高贵、受尊重的地位；不需要别人给的俸禄，你就已经很富有了；话还没说出口，已经取得别人的信任；不必发脾气就已经有威严；困穷时都有名声上的光荣；没有人拥护支持时也能自得其乐。这些最尊贵、最富有、最庄重、最威严的资产，不都是从学上不断累积而来的吗？(www.xing528.com)

荀子的理想社会，重点在于秩序，而秩序的关键又在于一个安排“分”的权力者、上位者。权力的根本作用，就是安排“分”——运用观察与智慧，判断什么样的人应该在什么位置上做什么事，承担什么责任。“分”安排对了，其他人只需依照自己被分配的位置与责任行事就好。换句话说，这个社会里绝大部分人是被动的，主动权握在上位安排“分”的人手中。

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能力，该放在不一样的位子上。安排“分”，有根本的层级法则。最低一层，是民，民的基本性质是随俗，觉得别人怎么做自己也应该跟着做，追求物质上的富裕，认为把自己照顾好、妥善养生就是责任的极致，不会去想其他更广更高的目标。

比民高一层的，是士。“行法至坚，不以私欲乱所闻，如是，则可谓劲士矣。”严格遵奉法令，自觉地节制私欲，不会“利令智昏”，被欲望冲昏头丧失基本智能，扭曲所闻所见，能做到这样，可以算是刚强有原则的士了。

比士高一层的，是君子。“行法至坚，好修正其所闻，以矫饰其情性。其言多当矣，而未谕也。其行多当矣，而未安矣。其知虑多当矣，而未周密也。上则能大其所隆，下则能开道不己若者。如是，则可谓笃厚君子矣。”和士一样，君子也必定严格遵奉法令，不过比士更进一步，君子还会以法令原则来修正自己，依照法令调整自己去看什么、听什么（类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修养），依照法令矫正自己的本性。

君子说的话，大多正确，只是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的行为大多正确，只是他还未将行为法则彻底内化。他的思想大多正确，只是还未完整周密。君子对上能够让他推崇尊重的人扩展影响力，对下能够指引领导不如自己的人。君子的主要德性，是笃厚。

比君子再高一层的，是圣人。“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行礼要节而安之，若运四枝。要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抟若一人。如是，则可谓圣人。”遵循经过百王反复试验的法则，像辨别黑白一样容易；有了法则又能应对现实的变化，像数数一样容易；行为合理入节不会逾矩，像运用四肢一样自然；准确把握时间有所成就，像掌握四时季节一样自然。而且有充分能力稳定政治、调和人民，使亿万人团结如同一个人般。做得到这样，那就是圣人了。

圣人和君子的差异，在于成就规模大小，更在于成就的难度。君子必须通过自觉努力才能有如此成就，圣人做起来却很容易、很自然。唯有内化了这些原则价值，不费力就能依循，才有办法完成大规模的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