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南区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与活动-革命老区发展史

1927年广东“四一五事件”后，杨威汉回乡活动，在桥圩区介绍杨柳溪、杨培艳等入党，建立了中共桥圩区支部。“覃塘排厚事件”后，中共贵县县委机关遭到破坏，港南共产党组织失去了与县委领导机构的联系。1928年4—5月，广西特委邓拔奇、朱锡昂到贵县了解“覃塘排厚事件”，在三合乡黄国明家召开党员扩大会议。会议由黄彰主持，总结了排厚村县委机关被破坏的经验教训，布置了当时一段时期内的工作任务，重建了中共贵县委员会，称为中共贵县党、团联合县委，县委书记为杨翰峤，委员为黄彰、张国才、林如芳、李俊生、梁超、林惠衷（女）。这一时期，由于广西特委和贵县县委及时总结失败原因，吸取教训，党、团组织很快恢复健全起来。贵县党、团组织在今港南区辖区内除建立有南溪桥、桥圩、三塘乡、东井塘、洋七桥等党支部外，还建立了南溪桥、东井塘、洋七桥、三塘等团支部。

1928年6月1日，广西特委扩大会议在贵县县城广东巷召开，贵县党的活动较为活跃，劳农会反夺佃斗争蓬勃开展，强烈冲击了封建势力。但与此同时，革命活动也遭到了反对派的疯狂反扑。8月，反动派借清乡点甲”为名，大肆捕杀革命者。

1928年秋，广东省委派陈启熙任中共贵县县委书记，委员为姜绍文、张国才、杨培艳、林惠衷。中共贵县县委隶属广东省委。此时，反动势力继续血腥镇压共产党人，贵县党的印刷机关所在地桥圩小学被伪营长李剑光部所破，校长谭兴（团委书记），女教员麦桂珍、陈容珍（团员）3人被捕，县城交通站张国才家被搜查。县委书记陈启熙在白色恐怖下逃往广东，党、团工作遂陷入瘫痪状态。

1929年2月上旬，上级党组织派遣朱锡昂到贵县整顿组织，召开党、团联席会议，将党、团县委分开，恢复健全县委机构，由姜绍文任县委书记，委员有黄彰、杨翰峤（兼团县委书记）、杨德云、林惠衷。1929年上半年，贵县有党支部11个、团支部10个，党在南区（今属港南区）发展党、团员，建立劳农会、妇女组织和农民赤卫队，农民赤卫队人数达90人。

广西省特委扩大会议后，港南东南洋三乡的革命运动发展较快，吸收了一批党、团员，原中共桥圩区支部分开，在东井塘、南溪桥、洋七桥各自成立一个支部，支部书记分别是傅兆周、杨德云、杨培艳（仍任南区区委书记）。这一时期，除共青团外，港南地区还成立劳农会及其他群众组织。

1929年冬，军阀混战，争夺贵县县城。贵县党、团县委组成江北、江南（今属港南区）两个工委，转入农村活动，江南工委书记为杨翰峤。此时，东南洋三乡党支部开始进行减租斗争，不断取得胜利，对各区劳农会产生了积极的带动作用，各地的减租斗争此起彼伏。党的地下革命骨干抓住时机，在一些乡村散发革命传单、张贴标语、宣传土地革命，号召农民团结起来、建立农民武装、坚持斗争。

1930年，东南洋三乡党组织继续开展以减租为中心的农民运动，革命斗争的烈火从东南洋三乡蔓延到三角塘、土坪（今属港南区八塘镇）、陆村、苏湾、横岭等乡村。东南洋三乡减租斗争胜利后，党、团组织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同时，成立了90余人的东南洋三乡农民赤卫队。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农民赤卫队向地主夺取武装，开展反夺佃斗争。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工农游击队，同玉林县委联系，成立两县联合游击队，开展革命游击战争。(www.xing528.com)

1930年9月初，中共中央南方局特派员吴茂祥到东井塘传达“立三路线”，着手准备武装总暴动，宣布党、团合并成立贵县行动委员会（简称贵县行委），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指定陈岸为贵县行委书记，委员有梁超、杨水生、杨德云、李焕廷。10月下旬，中共中央南方局特派员陈春霖到贵县传达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停止执行6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号召全国总暴动的决定，取消了贵县行委，恢复党、团组织。党县委书记仍由陈岸担任，团委书记为梁超，党县委委员不变。

当时，部分领导人对“左”倾冒险路线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为显示革命力量，按原定的11月7日，组织300多人在桥圩游行示威，结果遭反动派镇压，共产党员吴秀芳被捕。当晚，反动武装包围东南洋三乡，逮捕县委委员杨德云、团员林毓昂、劳农会会员杨舜培，后加以杀害。这次示威游行使党组织一再暴露，导致多名共产党员和群众被捕被杀。同时，东南洋三乡地主豪绅组织了50多人的反动武装三乡民团，搜捕地下革命人员。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1930年12月，设在附城第八村的中共广西特委决定，将玉、贵两县联合游击队从玉林调到贵县东井塘傅屋村。因行动暴露，游击队被反动军警围攻，经激烈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而被迫转移，战斗中6名游击队战士牺牲。此次战斗后，敌兵抓走群众多名，烧屋劫掠，施行“三光”政策。游击队离开傅屋后，又转到东津朱衣冲（今务凤村）活动。朱衣冲也遭受了敌兵的“围剿”抢劫。

反动武装带来的惨重损失，使群众情绪低落，党、团组织面对不利形势，继续坚持斗争。东南洋三乡党组织在傅屋战斗后重新组织游击队，于农历十二月中旬再次进攻大狮岭城，占领大狮岭城3天，收缴了地主全部枪支，向农民开仓分粮。

港南党群组织及武装力量虽然发展迅速，但由于执行“左”倾冒险路线，斗争极为激烈，破坏损失严重。1930年秋至1931年底，东南洋三乡游击队队长杨华生被捕（后叛变），县委军事委员杨水生遭受伏击后牺牲。贵县西区党、团骨干闭烈、覃安廷被杀害，县委委员李焕廷、杨道平因叛徒出卖而被杀害。在白色恐怖中，原贵县江南区工委委员李元于1930年10月被捕后叛变，充当特务，供出革命人员和交通站，并于1931年带兵到贵县抓捕革命人员多人。地下党桥圩交通站杨勤谋被李元供出后遭到通缉，当年冬被捕入狱。同年8月，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高占明叛变，诱捕县委委员杨道平、李焕廷等并送伪县府。这些革命人士随后被杀害。省特委委员黄德普被捕叛变，致敌人围攻破坏了第八村党组织。南区骨干傅兆周、魏松英、曾德隆等亦先后被捕牺牲。

随着敌人不断捕杀革命人士、叛徒的相继出现，港南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党、团员骨干多数牺牲，幸存者转移隐蔽。在此背景下，中共广西特委先后将部分同志调到广东、黄彰调往宾阳，1931年元旦陈岸调任广西特委巡视员，从横县（今横州市）调任贵县县委书记的谢锐坚持到1931年冬才被迫离开贵县。此后，港南的革命活动处于低潮，个别共产党员隐蔽分散活动。

1936年8月，黄彰、陈岸等回到港南，在木格乡谭冯、社塘一带活动，发展党员，建立了社塘党支部。1936年11月，陈岸主持的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在贵县三里罗村召开，建立了中共广西省工委，重新确立了全省党组织的统一领导。1937年初，梧州、南宁两区组织分别派党员吴著华、李雪涯到贵县活动，年底成立了中共贵县特支，领导全县工作。至此，港南党组织在贵县党组织的领导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新民主革命的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