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既有的西方学界研究中，政府在城市收缩过程中多处于被动应对的角色。面对已经发生的收缩现象，政府开始转变早期的抵触和避讳态度，抑或是尝试重新定位城市的产业功能，以实现再增长为目的［43］；抑或理智地接受收缩的客观趋势，继而寻求可持续的发展方式［9］，探索“精明收缩”（Smart Shrink）的系统方法［44-46］。虽然政府面对收缩的态度和做法存在转向，但总体上并没有改变其被动应对的角色，政府的干预作用主要体现在已经发生收缩现象的“后收缩”时期。
与西方国家政府应对城市收缩的被动角色不同，中国当前的部分收缩现象可能是政府为实现质量提升、结构优化等发展目标而主动选择的结果，也可以视为（相对于市场选择）更为超前、更有计划的治理策略。在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博弈关系向来都是影响城市空间变化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明显区别于西方国家的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从1990年代开始的相当长时间内，“增长主义”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流意识形态［1］，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积极的主导作用以及政企增长联盟的形成，促成了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和城市空间的跨越式扩张。同样的，在新的发展阶段，城市空间的收缩也并非仅仅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治理意识的转变对其影响巨大。随着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国家发展理念的转变，先发地区的地方政府开始意识到盲目、无序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转而关注效益和品质的提升，探索更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因此，政府开始利用甚至主动营造传统工业企业衰退的契机，以更合理的空间结构和更高效的土地利用方式为导向，推动低效空间的腾退置换，并积极进行战略性空间的储备。政府的干预在一定空间尺度、一定时期中，引发、加速了城市收缩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收缩并不是政府治理的最终目的，而是作为一种“以收缩换发展”的手段——打破存量空间固有的约束（已经存在的产权关系和运营项目），并创造空间重整的可能性，服务于政府转型发展的新目标。因此，中国的城市收缩现象并不是单纯由社会经济衰退的客观趋势所引起，也可能是由政府推动转型发展而导致（图2-3）。(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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