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本义是日照的向北。“阴者见云不见日，阳者云开而见日”[1]。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往往借用这一对概念来解释自然界中相互对立、彼此消长的特质或其属性，并且已经意识到阴阳的相互作用对于万事万物产生、发展的重要意义。《国语·周语上》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于是有地震。”《老子·四十二章》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庄子·天道》说：“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管子·乘马》说：“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月之易，阴阳之化也”。
与阴阳学说同样致力于宇宙论探索的，还有五行学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2]上古思想家以这五种物质作为构成万物的基本原素，试图说明自然界的多样性的统一。春秋战国时代，又产生了五行相生相克，既互相排斥，又相互促进的辩证思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
阴阳说解释宇宙的起源，五行说解释宇宙的结构，尽管两者都带有主观臆想和迷信色彩，但它们以积极的态度探索自然，其中不乏天才的思想因子，孕育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萌芽。
阴阳五行的消长流变，是自然、社会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统一的终极原因和基本方式，这就是阴阳家思想的核心。它以变动不居，又有规律可循的“流转”为其特色。
阴阳家的特长是“深观阴阳消息”[3]。所谓“阴阳消息”，是说阳盛则阴衰，阴盛则阳衰，矛盾双方互为消长，一生一灭。运用阴阳消长模式来论证社会人事，是阴阳家的一大创造，这在《易传》里即有显露，“一阴一阳之谓道”[4]。阴阳之道不仅规范了宇宙秩序，而且也规范了人际关系，《易传》就引申阴阳概念来比附上下、君臣、夫妻等关系。把阴阳与五行结合起来，用于解释社会人事，是阴阳家更大的创造。这个创造者就是阴阳学派的最重要代表人物邹衍。邹衍认为，阴阳五行，在时间上按照一定的次序循环演进，并且各有符瑞与之相照应，体现出严格的规律性，他“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5]。
阴阳五行说到了邹衍的时代，已经从具体的物质概念系统发展为抽象的属性概念系统，这表明人的思维能力的巨大进步。阴阳家运用这个抽象的属性概念系统去观照天、地、人，从宇宙总体的规模看待三者之间的联系，从时间、空间的流转变化去把握世界，分析事物，形成一种宏观思维方式。相传邹衍素有廓清宇内之志，“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6]。他致力于天文历象研究，号称“谈天衍”，又注目地理疆域，首创“九州”说。(www.xing528.com)
他更关心社会政治，“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7]。“邹子以儒术于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率以显名”。
对于阴阳家这种新型的思维方式，即熔天、地、人于一炉的宏观思维方式，是秦汉时代中华民族早期系统思想得以产生的必要前提。
阴阳学派把自然哲学同历史哲学结合起来，把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在反映阴阳学派思想的重要典籍《月令》中，东方与春季相配，由木主持；南方与夏季相配，由火主持；西方与秋季相配，由金主持；北方与冬季相配，由水主持；土则兼管中央和四季。土作为大地及大地上皇权的象征，在天人关系中，又代表人。在阴阳家看来，没有脱离时间的空间，也没有脱离空间的时间；没有脱离主体而在的绝对时空，也没有超时空的主体。时空一体，天人一体，这一卓越思想深刻启发了后代哲人。中华民族独特的、早熟的系统思想虽然出现于秦汉时代，但其直接的理论和方法论渊源，却在春秋战国时代阴阳学派的思想之中。
阴阳学派在理论和方法论原则上，都具备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性质，也蕴含着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即重视世界系统的流转变化和强调神秘的天人感应。这两者都在以后的岁月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构成中华文化的鲜明特色。这便是阴阳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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