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奴隶分类及来源：掠夺与征服战争

目前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中，對西周存在奴隸的看法很不一致。西周封建領主制論者認爲當時奴隸制正逐漸削弱中，已成爲殘餘形態。西周“古代東方型”奴隸制論者認爲當時只有家内奴隸，不從事主要生産，主要來源是債務奴隸。西周典型奴隸制論者認爲“人鬲”、“臣妾”、“庶民”、“庶人”全是下等的生産奴隸，數量很大，來自掠奪和征服戰争。究竟當時奴隸是否大多是生産奴隸呢？當時奴隸制生産關係是否佔支配地位呢？當時奴隸來源主要是債務奴隸還是戰争俘虜呢？需要我們作進一步的探討。現在我們先來探討當時奴隸的種類、數量及其來源。

西周的奴隸，主要有三大類：

（一）第一類是單身奴隸，稱爲“人鬲”、“鬲”或“訊”，以“夫”或“人”計數，是戰争中的俘虜，如同改革前涼山彝族奴隸社曾中的“呷西”差不多。《盂鼎》記載有賞賜“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和“人鬲千又五十夫”，兩共1 709夫，《令簋》記載有賞賜“鬲百人”，他們以“夫”或“人”來計數，分明是單身奴隸。郭沫若同志説：“人鬲是通過戰争俘虜來的奴隸，是無可争議的”^[2]，事實確是如此。當時戰争的俘虜也或稱爲“磿”，古時“磿”和“鬲”聲同通用，可知“人鬲”和“鬲”確是通過戰争俘虜來的奴隸。爲什麽他們被稱爲“鬲”或“磿”呢？因爲他們是戰争的俘虜，除了被強迫勞動外，不勞動時就要戴上手拷，用繩索牽着，和家畜一樣被關在監牢裏。“鬲”和“磿”，就是後來所謂“櫪”。古時木製的手拷叫做“櫪”，把俘虜、囚犯戴上手拷也叫做“歷”或“磿”；古時建有木欄栅的屋子叫做“磿”，關住家畜、俘虜、奴隸的監牢也叫做“櫪”，也即後來所谓“欄”，當時俘虜和奴隸的稱爲“磿”或“鬲”，該就是由於他們經常帶着手拷被關在牢中的緣故^[3]。同時戰争的俘虜也叫做“訊”，《詩經》和西周金文敍述戰果時，常提到“執訊”^[4]，就是捉到俘虜的意思。“訊”字金文作“”，像人被活捉後反手被縛的樣子，吴大澂《説文古籀補》解釋説：“古訊字從系從口，執敵而訊之也。”因爲“”讀“允”聲，“允”和“”聲近，後人又寫作“訊”字。《師詢簋》説賞賜有“尸（夷）允（當從郭沫若讀作“訊”）三百人”，因爲“訊”也是俘虜的單身漢，所以也以“人”計數。所謂“夷訊”，當是在征伐夷族戰争中俘來的。

（二）第二類是婚配成家的奴隸，叫做“臣”，以“家”計數，如同改革前涼山彝族奴隸社曾中的“瓦加”差不多。該是俘虜時把他們全家俘來的，或者是爲了減省養活奴隸費用和生長下一代奴隸，才把他們婚配成家的。當時周王和大貴族把“臣”賞給臣下，有“臣五家”、“臣十家”、“臣卅家”等，更有多到“臣二百家”的。有稱“尸（夷）臣十家”的，因爲他們原是被俘的夷族人或其後代。有稱“者臣二百家”的，“者”當是一種夷戎部落名稱^[5]。

（三）第三類是把整個氏族或部族作爲奴隸。《井（邢）侯簋》説：“易（賜）臣三品：州人、人、墉人。”所謂“臣三品”，當是西周所滅亡的三個氏族或部落，全部被當作了奴隸，“州人”等當是他們原來氏族或部落的名稱。《大克鼎》記載賞賜有“井（邢）、、人”和“井（邢）人奔於”，也該是這類奴隸。(www.xing528.com)

從上述情況看來，三類奴隸的主要來源是依靠掠奪和征服的戰争，是無疑的。西周在戰争中很重視捕捉俘虜，所有西周文獻敍述到戰功時，没有不談到“執訊”和“俘人”的，因爲西周重視戰俘，還有獻俘典禮。《小盂鼎》記載盂奉命征伐鬼方，第一次捉到“嘼”（酋）2人、獲得“馘”（戰争中殺傷的俘虜）4 812人、俘得“人”（戰勝後俘得敵國人民）13 081人、馬若干匹、車30輛、牛355頭、羊38頭，第二次又捉到“嘼”1人、獲得“馘”237人、俘得“人”若干人、馬104匹、車100多輛，接着盂就獻俘給周王，有一套獻俘的典禮。《敔簋》也説敔奉命出擊淮夷，結果“（裁）首百，執訊卌，奪孚（俘）人四百”，接着就向周王“告禽（擒）：馘百、訊卌”。這種制度到春秋時代也還沿用，例如公元前594年和593年晉國滅了赤翟的潞氏、甲氏、留吁，曾兩度“獻翟俘於周”。他們所以曾如此重視戰争中捕捉俘虜，並有隆重的獻俘典禮，因爲這是他們的奴隸的主要來源。上述三類奴隸，到春秋時代也都還存在。例如晉國在滅赤翟的潞氏後，曾賞給荀林父“翟臣千室”；齊國在滅萊夷後，也曾賞給叔夷“釐（即萊）僕三百又五家”。整個宗族被滅亡爲奴隸的，在春秋時也不少，有不少卿大夫的宗族在火併中被滅亡後就降爲奴隸，《國語·周語下》記述周太子晉的話，曾指出這種情況説：“人夷其宗廟，火焚其彝器，子孫爲隸，不夷於民。”就晉國來看，到晉平公時，欒、郤、胥、原、狐、續、慶、伯八個宗族都已“降在皂隸”。

西周上述三類奴隸的數量是相當大的，例如盂在征伐鬼方的一次戰争中就俘得13 081人，這些人被俘後當然被作爲奴隸了。又如周王賞給盂的“人鬲”，一次就有兩批，兩共1 709人。又如《宜侯夨簋》説：“易（賜）才（在）宜王人△有七△，易（賜）奠七白（伯），厥△△又五十夫，易（賜）宜庶人六百又△六夫。”這些以“夫”計的人，也該是“人鬲”一類的。這兒所謂“庶人”，即是《孟鼎》“人鬲自御至于庶人”的“庶人”，“庶人”和“王人”都是指他們被俘前的身份，因爲這時已被俘來作爲“人鬲”，所以用“夫”來計數。當時大貴族賞給臣下的“臣”的家數，以“十家”較多，有多到“二百家”的，可知這類成家的奴隸也不在少數。《井（邢）侯簋》和《大克鼎》都記述一次賞給的氏族或部族的奴隸有“三品”，可知這類奴隸也不少。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西周有關奴隸的資料，只是零星出土的銅器的銘文，是一鱗片爪的，已無法看到全貌，但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奴隸主貴族佔有奴隸的數量是相當大的，就數字來看，西周奴隸制的發展程度已遠遠超過改革前涼山彝族奴隸社曾。在改革前的涼山彝族奴隸社曾中，奴隸主貴族平均每家只佔有單身奴隸二三人和成家奴隸四、五户。

當時奴隸主要是戰争中掠奪來的，有相當大的數量，因而在交换中價格是很低廉的。據《鼎》記載，當時七塊“田”和五個奴隸，只能抵償“禾十秭”，就是收割下來的“禾”二千“秉”（“秉”就是收割時連同禾梗在内的一把）。當時五個奴隸的身價，只值“金”一百“”，或者相當於一匹馬和一束絲。那麽，每個奴隸只值二十“”，古時一“”重半兩，二十“”即相當於戰國時魏的“當”布幣二十枚^[6]。同時以奴隸和馬來比較，每個奴隸的身價只不過好馬的四五分之一。這種人比馬賤的情況，在解放前的涼山彝族奴隸社曾中也能看到，那裏一個成年“呷西”的身價不超過好馬的十分之一。

根據上面的論述，可知西周的奴隸有三大類，有相當大的數量，主要來自掠奪和征服戰争，在交换中價格很低廉。西周“古代東方型”奴隸制論者認爲當時奴隸數量不多，主要來源是債務奴隸，價格不很低廉，是不合實際的。這種情況，和我國四川、雲南等省在解放前彝族中所保存的奴隸制很類似。據調查，涼山彝族奴隸社曾中奴隸的主要來源是掠奪外族人民。從近年雲南晉寧石寨山出土的戰國、西漢間彝族奴隸社曾的文物來看，也是如此。所出土的奴隸主監督奴隸織布的模型，奴隸主都是本族人，髮往後梳，在頸後結成銀錠髻，而奴隸全是異族人，梳螺髻，披羊皮^[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