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学第5辑》永生之愿

劉勰（466？—520？）在《文心雕龍·原道篇》中依據《易》的理論來闡述文章的價值，雖是習見的内容，筆者不憚重複，引用如下：

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易》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

在這裏值得注意的是，他認爲文章歸根到底是聖人之事：“道”依靠着聖人而文章化，聖人通過文章來顯明“道”。另外《文心雕龍》中還有幾處論述到文章的標準和價值，以《徵聖篇》爲代表，都把聖人的著作定爲文體的規範，而没有把文章視爲士大夫的行爲規範。也就是説，雖然認識到撰寫文章應該以聖人的著作爲典範，但並没有意識到立言著書本身是士大夫這一社會身份所必須承擔的義務。而且《文心雕龍》中關於士大夫的創作文章的動機的論述，也與前人没有差異：

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製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③

在這裏很顯然，“樹德建言”的動機正是追求無限的永生之願。在劉勰看來，君子的“樹德建言”之所以是“不得已”，是爲了名聲的不滅；因爲人的肉體猶如草木一樣脆弱，那麽萬物之靈的人欲憑藉“樹德建言”而留下不朽的名聲，是理所當然之事。這一思路反映了劉勰把追求個人名聲當作“製作”“建言”的目的。(www.xing528.com)

事實上，六朝特别是南朝的文學風氣中存在着這種以名聲爲目的之傾向。裴子野（469—530）《雕蟲論》（《文苑英華》卷七四二）指出，劉宋時期講究雕琢之文風靡一時——“雕蟲之藝，盛于時矣”，朝野上下“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爲功”，當時的文風崇尚修辭，而忽視思想内容。這裏所指斥的“淫文破典”等，可以説都是以名聲爲目的的作品。既然“建言”所必需的思想性遭到忽視，“情性”的表現得到極大的重視，由此士大夫的文學創作活動自然就以詩歌爲軸心。同時，作爲貴族交遊的工具，抒情性的詩歌比起文章來更容易成爲創作的中心，貴族士大夫當然也更傾心於詩歌寫作，而不是散文。後世唐代的李延壽論析南朝文學時説：

論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吕也。……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立身之道，可無務乎。④

此處開頭的“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吕也”一句，實是照抄了蕭子顯《齊書·文學傳論》篇首之語，這恐怕是因爲李延壽認爲這句話很恰當地概括了南朝文學的尚抒情和重修辭的本質特徵。同時，他還認爲在南朝文學的主要功效是那些仕途困蹇的士人可以借此實現“名不可滅”。

總之，值得關注的是六朝時期尚未把“建言”看作是與士大夫身份相應的義務，無論是詩還是文，都是個人實現永生不朽願望之手段。在這個時代，文壇的主流文體是詩歌，文章不得不居於詩歌之下，也没有成爲士大夫的行爲規範。在此，再重複一下本文開首已陳述的定義，所謂行爲規範不是指那種根基於個人願望的行爲樣式；因爲如果個人没有這種願望，就可不實施這一行爲，那麽它就談不上是“士大夫身份”所應有的行爲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