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车轮驶到了20世纪80年代。1982年,为美化城市面貌,中央六位领导人共同批示,在全国进行城市雕塑建设。根据中央这一精神,成都市政府1983年第8号文件批准,成立“成都市城市雕塑规划组”和“成都市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等专门机构,负责全市城市雕塑建设工作。[5]
规划组由市建委主任兼任组长,市计委主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党校副校长、市园林局局长、市画院副院长和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为组员,组成领导小组,制定全市城市雕塑建设规划,审定建设项目。艺术委员会则由包括六位雕塑家、两位建筑家、两位园林家、一位美术家在内的十一位高级专家组成,为规划组决策提供咨询,并负责作品艺术质量审定。两机构下设办公室,由成都著名雕塑家温昌绪专职负责,执行规划组决定,具体组织实施雕塑建设工程及办理一切相关行政工作。[6]
其时,本着“实事求是”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国民党在全民族奋起抗战的形势下,顺应民意,开辟正面战场抗击日寇的史实得到肯定。在这种形势下,从1984年起,成都市政府办公厅数次批转强烈要求恢复《无名英雄铜像》(原名《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的人民群众来信、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嘱咐雕塑建设工作办公室答复,并拟订相关措施上报。
成都市民的热切期盼,引起了省级媒体的关注。1985年3月12日,《四川日报》刊登杨诗云、万信生两位作者的文章《寻找“无名英雄”》:“‘无名英雄’在成都街头,存在了不过短短的二十来个年头,不知何故,如今它已不知去向,令人怀想。今天,蓉城在向着文明、繁荣起步了,如果能让‘无名英雄’像重新屹立成都街头,让它□□(此处字迹不清——作者注)看着蓉城的历史转折和变化,那该有多好啊!”表达了同样强烈的感受。为增强宣传效应,《四川日报》还同时配发了严丁、张恒馨合写的文章《“无名英雄”的悲剧》,披露了“无名英雄铜像”被砸烂熔毁的经过。
市民百姓的呼吁,政府层面的重视,主流媒体的关注,促使相关部门开始思考重建“无名英雄像”的问题。市建委主任兼城市雕塑规划组组长郭付人为此专门与办公室负责人温昌绪进行商议。后认为,此事涉及国家统战政策和雕塑本身的历史背景,必须慎重、稳妥。决定由温昌绪负责办理相关事宜,在先行调研的基础上,提交专门会议研究。
随后,温昌绪即对《无名英雄》雕塑的时代背景、雕塑创作情况、雕塑作品内容和拆毁原因等进行了多方查证和全面调研,并形成了详细的书面报告,提交规划组和艺术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讨论很热烈,分歧亦很大。多数人认为,重建“无名英雄像”难题多,条件不成熟。一是“无名英雄像”是以国民党军队为基调,铜像相貌酷似蒋介石,帽徽为“青天白日”形,如何处理涉及史实;二是原创者刘开渠已年逾八旬,现又担任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组长,是否有精力亲自重作;三是刘开渠抗战期间寓居成都时,共设计创作了八座雕塑,目前除春熙路孙中山先生铜像外,其余均被毁损,本市已无任何原始资料可供参考仿建;四是《解放成都纪念碑》历经三年数十稿设计审查仍未成功,重建“无名英雄像”会有不好的反响。难题如此之多,的确棘手。出于慎重,会议最后决定,由规划组组长郭付人上报省市领导研究,再由温昌绪与刘开渠直接联系,征求意见。待后再讨论是否重建“无名英雄像”的问题。
1985年5月,温昌绪应召赴京参加全国城市雕塑规划会议。与会期间,温昌绪同刘开渠会面,汇报了成都市政府十分重视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恢复“无名英雄像”的呼声,以及目前采取的措施和存在的难题等情况。刘开渠得知后,非常高兴。他告知温昌绪,成都“无名英雄像”乃是自己早期比较满意的作品,当年在接到成都市政府邀请后,出于对川军将士浴血奋战台儿庄的敬仰,以个人名义无偿捐赠,设计了《无名英雄像》和《王铭章将军骑马像》。而且在制作时,还亲自动手与工匠一道拉风箱铸铜。
让温昌绪欣慰和高兴的是,刘开渠还保存着“无名英雄像”原作各部位的照片,这无疑解开了成都缺乏相关原始资料的一个扣。而刘开渠明确表态支持重建《无名英雄像》,并愿向成都提供原作照片,又多少使温昌绪心中有了一点底气。(www.xing528.com)
当刘开渠慨叹自己年事已高,难以亲力亲为时,温昌绪则不免有点遗憾。好在刘开渠对此已有考虑,他随之向温昌绪提议,特请成都的年轻雕塑家按原作复制。并诚恳地表示,待成都重建工程上马时,愿意亲临成都指导。
塑像之事,有了眉目,温昌绪心情轻松了不少;“第二故乡”的盛情,亦让刘开渠颇感欣慰。二人因此相谈融洽。当刘开渠得知温昌绪是自己早年的老师、雕塑家王子云的后期学生时,便希望温昌绪能亲自动手参与复制创作,使《无名英雄像》的重建更有意义。温昌绪则考虑到自己所担职责,又主办工程筹建等诸多具体事宜,不宜兼作两者,乃建议由刘开渠的学生、时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的叶毓山和雕塑系教授伍明万代表刘先生重作。“啊,这也很好!”刘开渠颔首赞同,为示郑重,他随之叮嘱温昌绪:日后一定要向两位雕塑家发出正式邀请。
不料,从北京返蓉后,温昌绪却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受到部分有关同志的批评,认为建设“成都解放纪念碑”久未成功,反而热衷于恢复《无名英雄像》,政治态度有问题。这无疑使温昌绪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心存疑虑而举措难施。
然而,时为市委机关报的《成都晚报》登出《无名英雄像》的相关消息后,犹如投石击水,荡起阵阵涟漪,社会反响热烈。特别是曾参加过当年制作工作的“万兴隆”号的个体老铜匠们,竟纷纷来到温昌绪的办公室面谈,强烈要求承担《无名英雄像》的复制工作。还表示,价格从低,甚至“不说钱”自愿无偿服务。其态度之诚恳,情绪之热烈,令温昌绪深为感动,欲拒不能。新都县政协副主席王熙北、刘冠群等人士,更是热情高涨,多次到成都面晤温昌绪,希望在重建《无名英雄像》时,也同时重塑并恢复当年立存于人民公园内的《王铭章将军骑马像》。还要求将其尽早纳入成都市城市雕塑建设总体规划之内。
唉!“无名”的“士兵”尚过不到关,又来一位“有名”的“将军”要“上马”,旁人哪知个中之难哦!温昌绪暗地里禁不住轻摇头长叹气。
一面是冷言批评,一面是热切希冀。温昌绪左右为难,因为自己既无权也无法做出最终的决定。这一情况被市建委主任兼规划组组长郭付人悉知后,他站了出来,明确表态:愿承担恢复《无名英雄像》的一切责任。并提出,首先在市政协邀请专家、学者论证,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人士的意见或建议。在此民意基础上,再就是否恢复《无名英雄像》作出决策。郭付人的态度,使备受煎熬的温昌绪多少卸下了些“包袱”,稍许心安。
就在此事僵着之时,上级传达了国家主席李先念同志不久前出访缅甸归国途经成都视察时,在听取四川省和成都市领导同志就雕塑建设工作的汇报后所作的相关指示。李先念主席指出:“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川军抗日有功。”随后,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人民日报》专此发表社论,明确提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之下,国共两党共同取得的全民族战争的胜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