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参知政事张洎向皇帝汇报汴河状况时说：
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2]
宋仁宗时，三司使张方平在议论汴河时说得更透彻：
今曰之势，国依兵而守，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今仰食于官廪者，不唯三军，至于京师士庶，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京，大也；师，众也；大众所聚，故谓之京师。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师，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3]
汴河在北宋时期的重要性，犹如动脉血管在于人体的地位。这一点不仅众多朝臣认识一致，就连当时的皇帝也不例外。这里有一个例子：宋朝开国不久，割据今江苏南部、浙江全境和福建北部的吴越王钱俶[4]，就向北宋朝廷称臣进贡。有一次，钱俶向宋太祖进献一条玉犀带。太祖说：“朕有三条宝带，与此带不同。”钱俶颇为惊讶。太祖笑着对钱俶说：“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5]。宋太祖赵匡胤将汴河等三条流经京城的运河比作三条宝带，足证其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淳化二年（991年）六月，汴河在京师附近的浚仪县（今河南省开封市）决口，宋太宗亲自乘步辇出乾元门，前往决口现场督修，车驾陷于泥淖中，群臣纷纷谏阻，但太宗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民百万家，天下转漕仰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6]从以上所引文献资料，充分说明北宋时君臣对于汴河的重要地位，都有着明确的认识。关于北宋时汴河的重要性，《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汴河上》进行概括说：
宋都大梁（注：即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以孟州河阴县南为汴首受黄河之口，属于淮泗。每岁自春及冬，常于河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载为准。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众宝，不可胜计。又下西山之薪炭，以输京师之粟，以振河北之急，内外仰给焉。故于诸水莫此为重。
汴河对于北宋朝廷来说，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是北宋朝廷的一切国用开支和居住在京城的官府、军队、百姓的衣食生活消费，全赖汴河从东南地区的输入，这里有具体的资料可以说明：(www.xing528.com)
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注：即五丈河），而汴河所漕为多……先是四河所运未有定制。太平兴国六年（注：981年），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菽一百万石；黄河（岁运）粟五十万石，菽三十万石；惠民河（岁运）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广济河（岁运）粟十二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尝不及其数。至道（注：995～997年）初，汴河运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注：1008～1016年）初，增至七百万石。江南、淮南、两浙、荆湖等路租籴，于真（注：今江苏省仪征市）、扬（注：今江苏省扬州市）、楚（注：今江苏省淮安市）、泗（注：今江苏省盱眙县以北洪泽湖中）等州置仓受纳。分调舟船，溯流入汴，以达京师，置发运使领之。诸州钱帛、杂物、军器上供亦如之。
又说：
先是诸河漕数，岁久益增。景德四年（注：1007年），定汴河岁额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只给太康（注：河南省太康县）、咸平（注：河南省通许县）、尉氏（注：今河南省尉氏县）等县军粮。唯汴河运米、麦，乃太仓蓄积之实。近罢广济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大仓。大众所赖者，汴河。[7]
以上列出的每年漕运数字，可知汴河的漕运量最多，约占年漕运总量的百分之八十，并且所漕运的粮食、物资等，均输入太仓，作为国家物资储备。而其他河道的漕运，只作为补充或用于京畿一带的地方消费，不输入太仓。
综上所述，可知汴河是北宋赖以生存的水运交通要道（见图14-1）。但它以黄河为水源，一开始就显得先天不足，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主要的，有汴口不固定、泥沙淤积和水位暴涨暴落等三大问题。现分别详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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