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百问：揭秘花雅之争的回合

93　“花雅之争”经历了哪几个回合

历来的文人奉昆曲为正宗，昆山腔的曲调和唱词又非常高雅，所以被称为“雅部”；而各地的地方戏曲花样繁多，便统称为“花部”。“花部”在民间又叫作“乱弹”，“乱弹”二字包含着贬斥之意。

清朝风流皇帝乾隆在位六十年，光是乘坐龙舟到江南一带巡视，先后就有六次。他每次出巡，都要经过繁华的扬州。当地的盐商为了博取皇帝的欢心，集资训练了许多戏班，只要乾隆皇帝的龙舟经过扬州，他们就在运河两岸搭起数十个戏台，奏起欢迎曲，演出丰富精彩的各种戏曲，表示迎接圣驾的莅临。参加演出的既有专唱昆山腔的戏班，也有演出各种民间地方戏的剧团，气氛十分热闹。

在接驾演出时，昆曲和地方戏竞争十分激烈。

不仅仅在扬州，在北京和其他的一些大城市，花部和雅部也都展开了争取观众的激烈竞争，这就是戏曲史上有名的“花雅”之争。

清代初年，昆山腔虽然仍为梨园盟主，有着较强的生命力，可是由弋阳腔和各地方言相结合而涌现的各种地方戏也日趋成熟。与此同时，其他来自民间、土生土长的地方小戏也陆续问世。从康熙末年到乾隆中叶，短短四五十年时间中，地方戏迅速在全国各地涌现。梆子腔、乱弹腔、襄阳腔、吹腔、二簧调、罗罗腔、巫娘腔等十几种地方戏，形成了花部诸腔遍地开花的局面。

“花雅之争”先后经历了三大回合。

第一次是昆曲与京腔的较量。京腔是弋阳腔传播到北京以后用北方方言演唱的新剧种。因为唱腔高亢挺拔，所以又叫“高腔”。清乾隆以后，京腔迅速发展，出现了“六大名班、九门轮转”的兴盛局面，已经有力量与昆曲相抗衡，且越来越强盛，呈现压倒昆曲的优势。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对京腔采取了利用和规范的措施，使京腔逐步蜕变为宫廷演出的御用声腔。乾隆时演出的宫廷大戏，已采用昆曲和京腔合演的形式。这种受到皇帝和王公大臣们赏识的戏曲剧种，逐渐失掉了来自民间的那种纯朴、健康的特色，丧失了它的生命力。

很快，秦腔登上了北京舞台，开始了花部与雅部斗妍的第二个回合。清乾隆中期，秦腔迅速从关中遍传到全国各地，有不少名演员汇集在京城。乾隆四十四年（1779），著名的四川省秦腔演员魏长生来到北京，以《滚楼》一剧轰动了北京。从此秦腔声名大振，不少京腔艺人为了谋生，纷纷投靠秦腔戏班。京腔的失势，也使昆曲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为了维护昆曲的“正声”地位，清朝政府以正风俗、禁诲淫之戏为名，下令禁止秦腔戏班在北京的演出，魏长生也被迫离开了北京。

然而，这样做终究压制不住具有蓬勃生气的民间地方戏成长壮大。1790年，乾隆皇帝80岁诞辰时，浙江省官员和大商人以送戏祝寿的名义，由著名徽班艺人高朗亭率领“三庆班”来北京朝贺演出。看惯了昆曲和京腔的老皇帝，对耳目一新的徽班演出显示出意外的兴趣。热闹的场面、炽烈的武打，也深深地吸引了北京各阶层的观众。(www.xing528.com)

从此，徽班在北京扎下了根。

到了19世纪初，不但“三庆班”在北京的演出继续受到观众的欢迎，四喜班、春台班与和春班等徽班也相继进京。经过前两个回合的争胜，年迈体弱的昆曲已气息奄奄。到了19世纪初叶，北京的舞台上出现了看昆曲演出的人寥若晨星，徽班演出却高朋满座的景况。

徽班为什么能在“花雅之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并且占领了北京舞台呢？

其主要原因，是徽班风格非常灵活多样，既有自己的新鲜玩意，又能够融合昆曲和花部诸腔的长处，以适应各阶层观众——上至皇亲国戚、下到平民百姓的需求。花部的地方戏，内容大都是历史演义，悲欢离合，以情节见长，演出时舞台节奏十分紧凑，在茶园庙台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从徽班的演出中，观众们能获得美好的艺术享受。观众的拥护、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自然使徽班如虎添翼。

清光绪年间茶园演剧图

清代焦循的《花部农谭》，说出了普通观众对于花、雅二部演出的不同反响：

盖吴音繁缛，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使未睹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其《琵琶》、《杀狗》、《邯郸梦》、《一捧雪》十数本外，多男女猥亵，如《西楼》、《红梨》之类，殊无足观。花部原本于元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郭外各村，于二八月间，递相演唱，农叟渔夫，聚以为欢，由来久矣。

老百姓看过花部的演出以后，表示能看懂，从戏中增长了知识，也增添了生活的情趣。“天既炎热，田事余闲，群坐柳荫豆棚之下，侈谈故事，多不出花部所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