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史：维新运动的失败与结果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表面上仿佛就是光绪帝和康有为斗不过西太后的法宝，问题的关键全在帝与太后的权势消长上面。后来幻想和平改革的人回忆此事，都只痛恨西太后，说当时若没有西太后掣肘，光绪帝一定可作日本的明治天皇，变法可以成功，不致有后来排满革命的大风潮，中国就早已进于富强的地位了。这种见解未免把当时的事情太看简单了。光绪帝和康有为的失败决不是西太后个人有制服他们的能力；问题的关键也不全在帝与太后的权势消长上面。约略言之，可分三层，除了西太后不肯放弃权势的一层以外，还有两层大原因。

一是因为康有为的维新学说亵渎了圣典，触犯了一大部分经生文人的众怒。前面说康在此时，比较中山，是容易得士大夫阶级里面经生文人的赏识的，所以能取得维新运动的领导权。但是经生文人也有几多种，除了一种借“通经以致用”的人肯受他的领导外，其余一种以“卫道自任”和其他一种“假道求食”的多数人，就都要把他看作妖魔鬼怪了。例如朱一新是因参劾李莲英受处分的人（李莲英随醇王校阅海军时，朱上奏参劾李氏），当《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刊行时，他便写信给康有为说：

……自伪古文之说行，其毒中于人心，人心中有一六经不可尽信之意，好奇而寡识者，遂欲黜孔学而立今文。夫人心何厌之有？六经更二千年，忽以古文为不足信，更历千百年，又能必今文之可信耶？……窃恐诋讦古人不已，进而疑经；疑经不已，进而疑圣；至于疑圣，则其效可睹矣。

又说：

……从古无不敝之法，有王者作，小敝则小修之，大敝则大修之。法可改，而立法之意不可改。……今托于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无论改制出于纬书，未可尽信，即圣人果有是言，亦欲质文递嬗，复三代圣王之旧制耳，而岂用夷变夏之谓哉。……乾嘉诸儒，以义理为大禁，今欲挽其流失，乃不求复义理之常。而徒备言义理之变。彼戎翟者，无君臣，无父子，无兄弟，无夫妇，是乃义理之变也。将以吾圣经贤传为平澹不足法，而必以其变者为新奇乎。有义理而后有制度，戎翟之制度，戎狄之义理所由寓也。义理殊斯风俗殊；风俗殊，斯制度殊。今不揣其本而漫云改制，制则改矣，将毋义理亦与之俱改乎。

这时候，康有为尚未得志，所以朱一新还是平心静气和他讨论，没有毒骂他。翁同也是主张变法的人，但是看见康的《新学伪经考》，就说他是“说经家的野狐禅”，看见他的《孔子改制考》，就向皇帝说“此人居心叵测”。等到他在北京大出风头，他的弟子梁启超在湖南替他宣传主义学说的时候，那些“卫道”的先生们就群起而攻。湖南曾濂在北京向皇帝上书，说“康有为可斩”。叶德辉说：“宁可以魏忠贤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贵，断不可以康有为扰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其言即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见叶德辉《与皮鹿门书》）那时候，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开口闭口不是“公羊”便是“孟子”，不是“孟子界说”便是“春秋界说”，不是“通三统”便是“张三世”，使得王先谦、叶德辉一班“卫道”的先生们恨入骨髓。叶德辉与石醉六的书说：“今之公羊学，非汉之公羊学也，汉之公羊学尊汉，今之公羊学尊夷。”又与黄、刘两生的书说：“康有为……其貌则孔，其心则夷。”他们除了在湖南的《湘报》上打笔墨官司以外，还与北京“卫道”的先生、弟子、朋友们书札往还，互相应援，要尽力把这个渎乱圣教的妖魔鬼怪扑灭。我们可知道戊戌变政的失败，不单是“帝”、“后”权势消长的问题了。

二是因为变法的进行，要打破许多人的固定饭碗和得饭碗的机会。那些“假道求食”的先生们是断不甘心的。我们试想想，一个裁汰冗官令下来，在北京要消灭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六个吃饭的衙门，在外省要消灭湖北、广东、云南三个巡抚，一个东河总督和许多不办运务的粮道、无盐场的盐道衙门，并且说：“其余京外应裁文武各缺，命大学士、六部、各省将军督抚分别详议以闻。”单这一道命令，打破了几多人的既得饭碗，激起若干人的恐慌。倘若让它进行下去，不知还要怎样。所以那道命令下来后，“群情大骇，谓帝大背祖宗制度，皆赴宁寿宫请太后保全，收回成命”，但是“太后笑而不言”。那道变更科举程式、废弃八股文的命令，仿佛并没有打破人家既得饭碗，但是那里面的饭碗机会却不少，范围且更大。不知有若干万人，费了若干的心血光阴，揣摩高头讲章，咿唔之乎也者，希望在里面得到“玉堂金马”，忽然要他们另换方法，岂不是前功尽弃么？年轻的人还不难改弦易辙；年老的人就难费事了。所以，岳麓书院里的先生们望着时务学堂里的人，无异“洋奴”、“汉奸”，因为他们所假以求食的“道”，忽然要“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了，安得不切齿痛恨呢？梁启超说：(www.xing528.com)

……今守旧党之阻挠变法也，非实有见于新法之害国病民也。吾所挟以得科第者曰八股，今一变而务实学，则吾进身之阶将绝也。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资格，今一变而任才能，则吾骄人之具将穷也。吾所借以充私囊者曰舞弊，今一变而核名实，则吾子孙之谋将断也。……吾今日所以得内位卿贰，外拥封疆者，不知经若干年之资俸，经若干辈之奔竞而始获也。今既……不办一事，从容富贵，穷乐极欲，已可生得大拜，死谥文端，家财溢百万之金，儿孙皆一品之荫。若一旦变法，则凡任官者皆须办事。吾将奉命而办事耶，则既无学问，又无才干，何以能办；将不办耶，则安肯舍吾数十年资俸奔竞千辛万苦所得之高官，决然引退以避贤者之路哉。……（见梁启超《变法通议》）

这段话虽然说得太过火了，但是那些“假道求食”的先生们的心理实在是如此。梁启超又说：“张之洞尝与余言，以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而不闻上疏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忌，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康有为能够不“恐”不“惧”所以称为一时维新的领袖，亦惟不“恐”不“惧”所以失败。

有上面所述那些复杂原因，所以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不可避的，并不是偶然的。

至于此次维新工作的结果，除了失败本无成绩之可言，但是也有几种意想不到的成绩：第一，给予青年知识界思想上一种刺激。对于康有为的学说，无论接受与反对的人数怎么样，朱一新所谓“诋讦古人不已，进而疑经；疑经不已，进而疑圣；至于疑圣，则其效可睹矣”这种“可睹的效”的确由此不远了。这是康有为的最大的成绩。第二，给予反动派一种更坚的自信力，使得反动派越趋于反动，激起后来的波澜（待后面详述）。第三，促起汉满种族恶感的复活。关于这一层，不惟康梁不肯承认，恐怕一般人都不大相信。因为康有为明明白白向皇帝上条陈，梁启超也明明白白著论说，要化除满汉的界限，怎么说他们“促起满汉种族恶感的复活”呢？但事实的表示却是如此。梁启超不是说“南海之奏对，其政策之大宗旨，曰满汉不分，居民同治，斯言为满洲全部人所不乐闻”么？不是又说“满人之仇视皇上，谓皇上有私爱于汉人，有偏憎于满人”么？不是又说“满洲某大臣之言，曰变法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么？当杨深秀奏请宗人府保荐王公贝勒等游历各国、蒙谕旨批准的时候，“亲贵大哗，谓帝破坏中国礼法，使满洲之权势处于危险地位”，帝不得已，又把谕旨取消。及下令“八旗人丁，如愿出京谋生计者，任其自由”，满洲人又“大哗不已”。政变起后，有一位满洲御史会章见当时株连党人太众，抗疏略谓“外间浮言，颇有以诛戮悉属汉人，遂疑朝廷有内满外汉之意”等语。这都是当时的事实。原来自咸同后，满汉的感情已有渐就融和的趋势。因为变法的原故，想把满汉界限完全消灭，反促起满洲人的怀疑，这是出于意料之外的结果。从此，这个满汉问题非等到爱新觉罗氏弃去皇位不能解决了。

注释

①　此处“《国闻》杂志”疑指《国闻汇编》。——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