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权统一：从版籍奉还到废藩置县

（一）“去地域化”：“版籍奉还”与“废藩置县”

天皇成为了最高权力者，政府也借机整顿国家机构，但现实的情况是，国家仍然保留的“藩”的统治已经成为政府推进中央集权政策的障碍。木户孝允指出：“如果听之任之，则并立于世界之事必无可言，即对国内指示亦不得贯彻，朝廷之威望不得发扬，此乃势所必然。”由于当时担任新政府中坚力量的是各藩中的下级武士，他们并没有指使各藩按照新政意图行事的权力，木户由此提出，欲使新政府基础巩固，必须废除藩制，将各藩土地和人民收归政府。伊藤博文也对此表示赞同，他在很早时就指出：“欲与五洲各国并立，就不能以世禄之制建立国政，此乃人人皆知者。”“必须废除主犯各拥兵权、互相对抗之弊，使其权皆归朝廷，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使全国政治划一”。他警告道：“我全国各藩之诸侯，若不能明察世界大势，将其政治兵马之权奉还朝廷，则百年之后，欲求耀皇国武威于海外，难矣。”^注313同时主张废藩的还有土佐藩的坂本龙马、后藤象二郎和佐贺藩的江藤新平。

在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的说服下，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肥前藩四藩藩主于1869年3月2日联名上书政府，提出了要奉还封土和人民的申请，其他各藩纷纷响应，上表奉还。同年6月，明治政府同意了他们的申请，并向尚未上表的三十余藩发出命令。7月25日，政府收回各藩版籍，任命了274名藩知事管辖旧藩，掌管藩内行政。同时废除公卿、诸侯称谓，改称华族，以现领禄米数的十分之一为家禄，称其旧臣为士族，俸禄也做了相应修改。这就是奉还版籍及其附属措施。由于藩知事和旧藩主在实质上是同样的，各藩实际上并未做多大变革，但在形式上是一项伟大变革。“藩的性格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已经不再是封建的领有单位，而转换成了与府县同一级别的地方行政单位。……藩域不再是他们的领地，不过成了‘管辖地’即作为藩知事应该担责的行政区域。”^注314封建领主被消灭了，理所当然家臣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理由。虽然藩士转化为了士族，但这意味着封建关系的废除。版籍奉还是幕末以来已经常识化的“国土王有”尊王思想的成果，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体”。从此，全国土地和民众才初次摆脱封建诸侯领有而归于天皇，这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注315不过，由于还残留华族、士族，保留着王臣的身份制度，适应近代国家要求的均质性国民并未形成，各藩的经济和军事结构并未改变，实质上仍不免有封建遗风残余，所以准确地说，版籍奉还只是在理论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各藩仍然是对抗政府的潜在隐患。从1869年年底到翌年3月，山口藩爆发了两千余名士兵叛乱的事件震惊了明治政府，叛乱分子余孽藏匿于久留米藩且与熊本藩的尊攘派有勾结，政府对这两藩的动向极为关注。5月，发生旧米泽藩藩士云井隆雄等人的反政府阴谋事件，其影响扩展到东北诸藩，让明治政府更感强烈不安。随着农民暴动日益频繁，新政危机四伏，明治政府非常警惕反政府运动与农民暴动的勾结。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对藩的最终处理便不能再拖延下去，废藩置县已经势在必行。

另一方面，在藩体制的维持中，也出现了由于走投无路而自发提出废藩的情况。1869年12月～1871年7月，一共有13个藩消失，其中包括比较大的盛冈藩。以此为背景，1870年3月12日，岩仓具视赴鹿儿岛恳请西乡隆盛出马。在西乡的主导下，鹿儿岛、山口、高知三藩组成了向政府提供军队的御亲兵，政府的威力由此大大强化。

作为废藩置县的前奏，1870年9月，新政府发布了藩制改革的布告，从行政和经济角度限制藩的自主权。为争取各藩有力者的支持，木户孝允及其他明治政府领导人亦实行软硬兼施的政策，一方面承诺授予各大名及其追随者在中央政府的职位，另一方面则在翌年2月以萨摩、长洲、土佐三藩的献兵为基础，组织了直属兵部省的天皇亲兵，并由兵部省统一管理全国军事事务。亲兵虽未真正使用过，但其力量不但大于任何一藩之武力，亦大于任何雄藩之联合力量，构成对各大名的威慑力。军事的统一，自然而然地发展出国家统一的第二步——“废藩置县”。

1871年8月，天皇召集在京的56个藩知事，宣布了《废藩置县之诏书》（简称《诏书》），指出：“朕思之，更始之际，欲内以保全亿兆，外与万国对峙，宜名实相符，政令归一。朕已采纳诸藩版籍奉还之议，新命知藩事，使其各奉其职。然数百年因袭之久，或有其名而无其实，以何保全亿兆、与万国对峙？朕深为感慨，故今进而废藩置县，此乃去冗就简、除有名无实之弊端，以免政令多歧之忧。汝等群臣宜体察朕意。”^注316《诏书》免去了261个藩主的知事官职，使其定居东京，领取国家俸禄，并以政府公债的形式给予旧藩主以经济上的保障，抵付了全部旧藩债。对所有府县重新划分，有归并、有分出，全国共分3府72县，^注317遴选人才担任府知事、县令之职（初时称“县知事”），县知事不再由原来的藩主出任，而是中央遴选后直接派出。短短三个月，日本地方制度由原来的280个藩变为72个县，大部分新任县知事都是倒幕派名藩中的中级武士。政府对大名实施巨额补偿，不少大名虽被迫退出政坛，但并无任何怨言。短短三年内，德川幕府维持了两百多年的幕藩体制便全然消失。

废藩置县彻底摧毁了藩主的割据势力，彻底砸碎了“藩即国”的封建国家观念，消除了封建权力的多样性，加速了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作为“分国制度”的藩已经不复存在，朝廷对藩的关系已经过渡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关系。把天皇作为名义上的“主上”，由宫廷势力与“列藩同盟”所形成的王政复古的朝藩体制国家，已经向以天皇为主权者的中央集权国家转化。竹越与三郎指出，“至此，七百年来之旧弊渐改其形，始可谓稍许确立与世界万国对峙之基础”，这或是“我国国民真正能称为国民的第一阶段”。^注318(www.xing528.com)

（二）建立官僚制

由于实行废藩置县，政府再次改革了官制。1871年9月，新政府设立神祇官（后改神祇省）与太政官，又在太政官下新设正院、左院、右院。正院设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初称“纳言”），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决策权。太政大臣下辖大藏、外务、工部等省。左院设议长、议官（初称“议员”），参与立法咨询；右院作为各省长官、次官等讨论重要政务的场所，也是“各省长官草拟当务之法及审议行政实际利害之所”，是后来内阁制的先驱，但此时立法和行政的区别尚不明确。由于认识到“祭政一致”无法有力推进与万国对峙的体制，因此在这次改革中，神祇官被降格为神祇省，并开始实行宫廷改革。

新官制实行后，三条实美任太政大臣，左大臣缺员，岩仓具视任右大臣，参议由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各藩的旧藩士各一人组成，即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隈重信、板垣退助，大藏卿为大久保利通，外务卿为副岛种臣，首任议长为后藤象二郎，副议长为江藤新平。其他各省首长大部分是由这四藩的讨幕派担任，这说明政权由封建领主和公卿之手转到了中下级武士之手。通过官制改革，维新政府体制显出了较高的运转效率。1887年，文官考试制度设立；1889年，内阁制设立。“内阁是天皇陛下委任参议评定各项立法和行政事务是否恰当的机构，是一切施政之轴心”，参议则“作为内阁之议官，掌握议决各项事务”。参议兼任各省长官，加强了各省权限。官僚制国家的出现，使明治政府比以前对民众更有引导力。按照伊藤的说法，“此时在国家中只能依靠官吏，然国家的官吏不过是主权运作的机关，绝不处于君臣之间可以遮蔽上下的位置。”^注319国民国家建设创造出了人民与国家机关直接沟通的官僚机构，带来了纵向的“上下贯通”，进而在日常社会中孕育了横向的国家形式，即形成国民社会。^注320

明治政府通过天皇亲政和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的改革，建立了日本的现代国家基本框架。如果按照信夫清三郎的说法，此时的日本是绝对主义国家。^注321按照藤田省三的说法，“绝对主义最大的历史作用就在于国家建设”，它“不仅仅在基层机构中用政治权力进行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而且通过政治上的‘剥夺’把全部手段集中于国家结构的顶点，由此强制推行近代国家的原始积累并以此作为在基层中推行原始积累的前提”。主权、统一国家、官僚制度、公法、私法等近代国家观念，都是绝对主义国家的产物。而佩里·安德森在对日本近世和近代进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明治国家在任何范畴意义上都不属于绝对主义。作为新统治集团最初权宜之计的独裁政权很快就证明了自己绝对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几十年后反对一个真正绝对主义的斗争中，它验证了它的气概。1905年，俄国军队在对马海峡和沈阳的大失败向世界证明了两者的差异。在日本，未经任何政治中介阶段就举世无双地完成了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注322

无论是否为绝对主义，从国民国家的理论来看，在面临列强环伺的近代国际体系中，明治政府迅速地通过政治上的强硬剥夺手段将权力集中于天皇，实现了国家主权的统一和中央集权，有了明确的对国家权威的指向，这为近代日本民众产生对国家的认同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基础。

主权统一的同时，明治政府在利用近代国家形成之际，还有意识地利用时机扩大领土范围，为国民国家疆域的划定奠定基础。北海道原被称为“虾夷地”，是今天日本少数民族阿伊努族的栖居之地。1869年，明治政府正式合并北海道，设立“开拓使”，其后开始组织大批人到北海道开荒垦地。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改成冲绳县。开疆辟土大大扩大了日本的国域面积，随后明治政府采取一系列整合措施，开始了漫长的同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