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代的书院发展多元，集贤书院与民间书院并存

  公元907年，唐朝权臣朱温废唐哀帝而自立梁政权，史称后梁。然而新政权的建立，不但没有结束数十年的战乱兵荒，反而开启了新一轮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阀分裂割据。

  北方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政权走马更替，南方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北汉十个小王国先后存在，中国历史进入了痛苦黑暗的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时期的书院，仍然循着官府和民间两条路径发展，大多数国家政权中依然 设立集贤书院，书院的功能也沿袭旧制。但因为政权更替频繁和战争的残酷，官府书院其实已无力真正实施实质性的作用，而民间书院却似黑暗中的一线光明，虽细小，却坚忍地散发着自己的不灭的信念。战火连年不熄，离乱中的士大夫大量迁徙到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中，他们以读书养性潜修业以读书来消磨因战乱而格外漫长寂寥的时光。而那些曾经拥有丰富藏书的读书人，也将书院迁移到了山间，并在那里重建楼阁，衣食无忧地过起了世外桃源的生活。这些有钱有书又有势的文化人，和那些避难的贫寒的文化人形成了一股庞大的文化势力。民间书院由此在远离市井的山间拔地而起，成为了那个乱世的文化精神事物，承担起了救斯文于不坠的社会责任，开始在干戈纷取之中谋求精神的安宁和坚韧。读书人终于在乱世 中于山林间寻得了可以暂时安身的安宁居所和梦寐以求的精神生活，一天天地在读书声中期待战乱结束和太平安稳日子的到来。

  据文献资料统计，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中，民间书院共有13所，其中新建12所，复唐代书院1所。在这13所民间书院中，8所有教学活动，所占比例已很大，说明学校性质的书院已经逐渐成为主流，这些书院集中分布在现在的江西、福建、广东、河南、北京地区。

  北京昌平县的窦氏书院，为后周谏语大夫窦禹钩所建，史称“其人于宅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无供穷者，公盛为出之，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而他的五个儿子因“见闻益博，相继登科”，被称为“燕山窦氏五龙”。

  由此可见，窦氏书院规模不小，藏书丰富，经费充足，礼延师儒，是一所藏书讲学规范完备的书院。而窦氏子弟及远近志学之士，贫寒子弟都得以获益。在利人利己之中，书院之名之名也名垂青史。(www.xing528.com)

  河南登林县太室山麓的太乙书院，为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创建，书院地址在汉代为万岁观，隋炀帝时改名嵩阳观，唐高宗时改名太乙观，后唐清泰元年起，进士庞士曾在此聚徒讲学三年。后来，避难的文人聚居山中，并于后周时在此创建书院。到宋代，道观改名崇福宫，书院则先后改名为太室书院、嵩阳书院，曾盛极一时，名列“天下四大书院”之一，成为书院发展史上的典范。

  吉州太和县东区山下的匡山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受到皇帝发布敕书表彰，并颁赐书院匾额的民间书院。这种表彰一是标志着政府对民间书院的正式承认，书院从此具有了合法性；二是文中说明了政府对书院的认同，在于它有“托斯文，裨风教”，即能“振国家之体”的学校功能。它表明自唐代龙溪松洲书院开始的教学活动，经过200余年的发展，已经得到了政府的正式肯定。

  另有今江西境内的梧桐书院、华林书院、兴贤书院、云阳书院、光禄书院。福建境内的蓝田书院，广东境内的天衢书院等，在当时都是读书人心目中的圣地。虽然最高统治者在这一时期对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作了首次认同和支持，可以视作书院教育制度开始建立的重要标志。然而，五代的书院毕竟数量太小，后唐统治的时期太短，影响的范围也太小，中国书院教育制度的真正确立，还要留待宋代的读书人来完成。

  书院这盆炭火，又在霜寒的岁月中辗转着，最终依偎到了宋朝的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