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形象的文化意蕴与漫话三国演义的观点

曹操是《三国演义》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毛纶、毛宗岗父子在《读三国志法》中把他与诸葛亮、关羽并称“三绝”。曹操形象成功的主要标志是其性格的复杂性，这是由许多原因共同形成的，其间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来自各个方面的滋润，因而曹操形象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意蕴。

第一，曹操形象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曹操首先是一个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曹操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卓有成就的文学家。在东汉末年那个群雄争霸、战乱频仍的年代，他南征北讨，荡灭群雄，统一了北方；他首先采取屯田政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中原得到了安宁，为全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但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曹操也有不少恶德、恶行，最突出的就是具有奸诈、残暴的性格特点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因而在信奉“实录”精神的古代史学家笔下，曹操形象就已出现了分裂。

在最早记载曹操事迹的《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陈寿对曹操作了这样的评价：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周，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评价不可谓不高，但并非虚妄之赞词。

在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用的三国时吴人所撰的《曹瞒传》中，对曹操的评价则大不一样：

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然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

这是对曹操的全盘否定。

由于对曹操的评价有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因而从魏晋至金元，在史学领域，一直存在着“帝魏寇蜀”和“尊刘贬曹”之争，对曹操的态度也有多次大的波折。但无论是“帝魏寇蜀”还是“尊刘抑曹”，都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正统观念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反映。而所谓正统，是历代统治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维护其统治利益而创造的一种观念，谁正谁不正，在不同的时期都有可能有不同的解释。而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无论个人品质如何，都不可能超越时代和现实，都不能不受到当时政治形势和社会思想的强烈影响。曹操形象在史学家笔下的反复，增加了其形象的复杂性，也说明这一形象在史书上就已经社会化了。

第二，曹操形象从历史上的英雄演变为奸贼，受到封建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

对于曹操的态度，在封建时代的不同阶层有极大的差异。上层统治者对曹操的态度，在晋以后是随着汉民族统治地位的变化而不断更迭交替的。西晋司马氏取代魏，而魏是“受禅”于汉而成为正统的，所以“帝魏寇蜀”；东晋“偏安江左”，其形势类似蜀汉，因而“尊刘贬曹”；唐王朝以魏为正统，唐太宗李世民称曹操是“哲人”；北宋仍以曹魏为正统，宋真宗曾下令重修亳州祭祀曹操的庙宇，并让著名学者穆修撰《亳州魏武帝帐庙记》，称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显盛大之业于来世”；但到了南宋，“尊刘抑曹”之风复炽，南宋诗人王十朋在《谒昭烈墓》一文中竟公然宣称“我虽有酒，不祀曹操”；陆游则写出了“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的千古名句。总之，历代统治者对曹操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也都作了不少文章，但总的趋势是，随着封建专制的不断增强，对曹操的否定是愈来愈加重了。

在众多评论曹操的言论中，唐太宗李世民的态度很值得注意。作为一代开国之君，他对曹操可谓是英雄惜英雄，在他亲自撰写的《祭魏太祖文》中写道，“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对曹操非同寻常的政治才干和杰出的军事才能都十分赞赏。但他也敏锐地指出：曹操“观沉溺而不拯，视颠覆而不持，秉钧国之情，有无君之迹”，因此，他从维护大唐江山长治久安的统治利益出发，以古鉴今，训诫臣下，特别是元老重臣不要去学曹操“有无君之迹”，永远效忠于唐王朝。无独有偶，北宋司马光对曹操也有类似的看法，尽管他在编撰《资治通鉴》时以曹魏为正统，甚至为了替曹氏政权辩解，说它“是夺之于盗手，非取之汉室也”，但他也看出曹操“蓄无君之心久矣”，因而在《资治通鉴》中也建议北宋皇帝，要对臣下进行“教化”，不要去学曹操。这种对待曹操有誉有毁的态度，在封建统治者中是颇有代表性的，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言：对曹操“是不会有一个封建皇帝喜欢他的，只要提起曹操，皇帝们就会感到自己的皇冠有滚到地下的危险”（《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这道出了封建统治者心中的秘密，也揭示了否定曹操的真实原因。

下层百姓对曹操则始终是否定的。西晋文学家陆机曾在《辩亡论》中说：“曹氏虽功济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这比较客观地提示了人民痛恨曹操的根本原因。在民间，曹操之所以遭到反对，并不在于他姓曹、非汉室宗亲，而主要在于他的奸诈无道、暴虐害民、背信弃义、损人利己的品德和恶行，因而在三国故事广泛流传后，人们就不断以自己的善恶评判和憎恶感情不受客观事实限制地移植，使本来具有多侧面性的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变成了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丑和恶的化身，成为彻底被否定、被鞭挞的形象。在民间，至迟在北宋中叶曹操这个艺术典型便大体上被定了反面形象的基调，在此后的诗文、院本、话本、杂剧的创作中，曹操奸臣的形象更趋清晰完整。元代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印的《全相三国志平话》，是宋元以来民间“尊刘抑曹”之风在文艺创作中的集中体现，典型地表现出了宋元时期市民阶层普遍的审美意识和情趣，而曹操作为奸臣的角色也基本定型了。(https://www.xing528.com)

第三，在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曹操形象更为饱满、复杂了。

作者把这一人物置于纷繁的矛盾冲突之中，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精心刻画，使之成为立体的、多层面的有机体。在作品中，他既有攻城掠地、暴虐害民、甚至血洗徐州之类的暴行，又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和严纪爱民的作为；既有“挟天子以令诸侯”、逼宫杀后、僭越不臣的行径，又有以周文王自喻、为汉室讨伐群雄而愿做忠臣的自我表白；既有杀吕伯奢时的猜疑、忌刻，又有“焚书不问”的宽宏大度；既有“梦中杀人”和“借首”平忿之狡诈、残忍，又有收张辽、放关羽、哭典韦之惜才重义；既能举贤尊士、重用人才，又曾嫉贤妒能、枉杀贤才；华容败北，他仰天大笑，表现出特有的乐观、豁达和顽强，但江边赋诗，“对酒当歌”，又表现为异样的消沉、哀婉和失意。上述种种，看起来是相反、对立、冲突的，但在曹操身上却显得那样和谐，这是矛盾、统一的完美、集中的体现。正如毛氏父子所云：

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听荀彧勤王之说而自比周文，则有似乎忠；黜袁术僭号之非，而愿为曹侯，则有似乎顺；不杀陈琳而爱其才，则有似乎宽；不追关公以全其志，则有似乎义。……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读三国志法》）

“奸雄”是《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基本特点，“奸”与“雄”的矛盾统一也是曹操形象复杂性的具体表现。从全书总的倾向来看，作者对曹操的态度是有褒有贬，但贬多于褒，作者着力突出的是他的“奸”。作品中的曹操形象，带有千余年来各种文化的印迹，又倾注着作者的思想感情、美学理想，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观念、历史观念、道德观念和爱憎态度，因而这一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主要表现在：

一、对曹操的否定，表现了作者“善善恶恶”的伦理道德观念。

曹操和刘备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物，在二人身上，不仅集中地表现了封建时代政治家的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品质，而且形象地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同的道德观念。对此二人，作者一直是自觉地作为两个对立的艺术典型来加以塑造的。作者对两人的态度是尊刘贬曹，这实际上就是尊崇仁爱，贬斥残暴；尊崇忠义，贬斥奸诈。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褒贬归之于封建正统观念而一笔抹杀。

二、褒刘贬曹，表现了作者渴望明君仁政的政治理想。

作品中的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因此，尊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传统历史文化中“正统”观念的影响，但这不是主要的。作者对刘备的歌颂，主要是因为他自身的优点，即宽仁爱民，待士以诚，因而将他视作理想的明君。与刘备相反，作者是把曹操作为封建时代奸臣权相的代表来塑造、来批判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极端利己主义的典型，“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集中体现了他的人生哲学，这决定了他一生的活动轴心就是他的个人利益。因此，尽管他深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道理，但在具体做法上却是视百姓为草芥，可以肆意杀戮。在攻打徐州为父报仇时，竟公然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杀戮”，以致曹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这种残暴不仁的恶行自然不是明君所为，也必然要受到谴责。作者在这里更多地受到了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影响。

三、对曹操有褒有贬的态度，表现了作者在品评人物上推崇智勇的审美观念。

作者在塑造曹操形象时，不是一味地贬低，而是在突出其“奸”的同时，也着力描写了“雄”的一面。在曹操身上，奸臣权相的本质是他的核心性格，另一方面又有雄才、机智、豪爽、爱才和富有政治远见等特征。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曹操出场时，作者就写下了赞美之词：

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第一回）

在曹操身亡时，作者又引陈寿的话赞扬他“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对曹操的雄才大略以及统一北方的功绩都做了充分的肯定。这表现了罗贯中独特的英雄史观。

总之，作为小说人物的曹操，是《三国演义》中，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典型的人物形象之一，撇开社会道德的评价，曹操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是相当成功的，不可多得的。曹操形象的形成，有一个由历史人物不断艺术化、小说化的历程，其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来自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影响，因而这一形象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意蕴。曹操形象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