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告文学新论：新时期至新世纪的成果

附　论　张正隆、陈启文与阮梅创作的意义

的确，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报告文学创作表现出鲜明的“新五性”。这一点，在赵瑜、胡平、李鸣生、张正隆与王宏甲等作家的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而在新世纪涌现的中青年作家如朱晓军、刘继明、陈启文、阮梅与胡传永等人的创作中，这一点也表现得异常鲜明。在此仅以张正隆、陈启文与阮梅三位不同年龄、性别的作家为例进行补充论述。

一、张正隆的非凡胆识与独立品格

张正隆不仅是史传报告文学中创作较丰、分量较重的作家之一，而且是成就卓著、风格独具的军旅代表作家之一。他写的基本上是军人与战争，且大多为历史题材。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他这方面的创作更为突出：继20世纪80年代末的力作《雪白血红》后，近年来他先后出版了长篇《战将——韩先楚传》、《战争记忆》、《枪杆子：1949》、《雪冷血热》（上下卷）和《一将难求》（1、2）等。这些作品，表明他不仅在“写什么”和“怎么写”方面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在“写得怎样”方面也不同凡响；不仅较典型地体现了报告文学的“新五性”特色，而且在史传报告文学的独特品格——现实观照、文化批判、悲壮沉郁和史诗风范等方面也极具代表性。这一点，前面有所论述，在此再略作补充。首先，张正隆的“史传”创作之所以能人物描写鲜明、到位，历史评说精辟、准确，是与他坚持创作态度的“严肃”与文体本质的“非虚构”直接相关的。正如有人在评论《雪冷血热》（上下卷）时所指出的：“这样浩大的工程，如果像我这样的人，十个人要干上十年，而张正隆一个人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在这浮躁的年代，一个人潜下心来，雕琢一件史诗性的作品，视外界的喧嚣如天上浮云，无论如何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事情”。^[34]他自己也在作品中这样写道：“作为一个从戎而未投笔的军人，我知道这本书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绝对是从心里呕出来的这百来万字，首先就是献给这些连姓名都牺牲了的先人的。”正是因为他有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才在人物采访、史料挖掘与写作中下扎实功夫。他的创作与叶永烈等一样，也严格考证，并通过其大量电报等原始资料和注释，尤其是通过当事人的回忆与讲述等，从而使人触摸到了历史的真实、鲜活与可信。这一点，我们从他的一些自述中更可得到证实：

对于一个已经不可能与之交流的人物，又没留下《自传》之类的佐证，要知晓其所作所为时的想法、内心活动，就只有找他各个时期的同事、战友、部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员、司机等等，还有家人。特别是那种经常接触，并且能够与之无话不谈的人。有时听他在台上讲半天，不如下台后身边工作人员听到的一句自言自语，或是一声叹息，更能把握他的律动。

…………

写一个人，或是一段历史与空间发生的事，就要成为研究你的写作对象的专家。

…………

100个作家写一个人，只能有一部作品是最接近这个人的。

无论能否做到，都要努力去争取这“一部”。^[35]

在这里，作家谈到，为了使人物尽量“完整地、准确地、立体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尽力使自己成为“写作对象的专家”，努力写出“最接近这个人”的这“一部”作品，包括人物的心理揣摩与音容笑貌等，也要通过扎实采访、依据第一手原始资料去准确“再现”。其创作态度的严肃与对“非虚构性”的追求，由此可见一斑。此外，与《雪白血红》一样，他的《枪杆子：1949》也能正视历史，如实写出前进中的问题与发展中的困难。如写东北军南下后，不仅遇到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和粮食短缺，因而使“东北虎”变成“病虎”、“饿虎”等问题，而且也未回避部队中的牢骚、怪话、恋家、疲劳、逃跑甚至自杀等负面现象。尤其是《雪冷血热》（上下卷），在真实再现杨靖宇、赵尚志和赵一曼等民族英雄的同时，也以较多篇幅写了各类汉奸与叛徒，写了党内、军内的复杂矛盾甚至自相残杀；同时，也写到“都是金子般的民族英雄。即使是曾为打家劫舍的胡子，也是这片黑土地上铁铮铮的血性先人”，也写了“冻死的、饿死的比战死的多”，“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等惨烈现象；甚至，作者还特意说明：“本书大量的‘老人说’，由于年代久远，记忆也可能有误。而且由于所处角度不同，同一件事，不同的人叙述，也会有出入。”正是如此，作品才使人感到历史的沉重、悲壮与幽深。

其次，在“史诗风范”与“文史兼容”方面，他的创作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东北抗战、国共内战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壮阔历史：《雪冷血热》（上下卷）全方位、立体式地揭秘了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惨烈真相；《雪白血红》全面反映了发生在东北的以辽沈战役为中心的国共决战内幕；《枪杆子：1949》叙述了平津战役以及南下追歼白崇禧部队等的衡宝战斗、广州战斗、湘西剿匪、广西剿匪和解放海南岛等战争；而《战将——韩先楚传》、《战争记忆》和《一将难求》（1、2）则分别以四野名将韩先楚上将、赵兴元中将和梁兴初、邓华、刘亚楼、钟伟等众多将军为中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乃至中国革命战争的形象历史。在叙事风格与方法形式等方面，它们不同于某些“以事带人”的再现型作品，具体、详细地描写其战争过程，而是以人为中心或“以人带事”，对战争与历史进行解释、评说，因而属于典型的“表现型”。在这方面，除《战将——韩先楚传》与《战争记忆》是以一主要人物为中心外，《雪白血红》和《枪杆子：1949》均写了国共双方的众多政治领袖与军事将领，如共产党方面的毛泽东、林彪、罗荣桓、刘亚楼、陈赓、黄克诚和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李宗仁、杜聿明、傅作义、白崇禧、程潜、陈明仁等。这一点，从篇章结构中的众多“四野名将录”、“东北虎”和“战犯录”（《枪杆子：1949》）等标题、形式亦可明白看出——它不仅写了许多上层“大人物”，更写了众多中下层将官等“小人物”。而《雪冷血热》（上下卷）则不仅重点描述了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与魏拯民等著名高级将领，而且也具体写了“八女投江”、“十二烈士山”等众多有名或无名的普通战士，甚至还写了不少汉奸、叛徒等反面形象。这样，再加上题材的重大、场面的宏阔、内容的“严肃”与风格的悲壮等，张正隆的“史传”创作就表现出鲜明的“文史兼容”与“史诗”特色。这一点，如果与同类题材创作如朱秀海的《黑的土红的血·东北抗联苦战纪实》、王旭烽的《主义之花》和王成章的《抗日山——一个民族的魂魄》等进行比较，我们将看得更加清楚。

再次，与此相联系，在现实观照、文化批判与“主体创作的庄严性”和“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方面，作家更表现出非凡胆识与独立品格。这一点，又与“题材选择的开拓性”密切相关。因为，作家所写的东北抗联、四野和解放战争的后期历史，不仅人物众多、情况复杂，而且关键是要面对林彪这样的敏感人物和后来成为“林彪集团”的一些骨干成员，以及赵尚志这样“有争议”的英雄和“抗联”历史中的众多谜团。因此，其题材就不仅具有开拓性和高难度，而且具有极大的挑战性与风险性；也因此，作家的探索与经验尤其值得重视。如《雪白血红》在观察和评判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完全跳出了政治、党派和阶级的圈子，从历史、文化与国家、民族甚至人类的高度，真正以当代意识独立思考，冷静观照，深刻反思，细密分析，体现出博大的人文关怀与高屋建瓴的理性思辨特色。同时，作品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入手，将宏观与微观有机结合。即既有对世界和中国历史全局的鸟瞰，又有对具体人物包括平民百姓的心理描摹与个性刻画。如对在关东碰撞的三国四方即苏联、美国、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把握，尤其是对苏联的作用、贡献及态度的复杂、微妙的描写，就颇见功力。作品首先充分肯定：如果不是苏联出兵东北，中国共产党人再有远见卓识，也只能在黄土高坡上远远地望着这片黑土地；如果没有苏联的默许和协助，闯进关东也不会那样快地发展壮大，仅用三年时间就夺占了黑土地；如果出兵东北的不是苏联而是美国，这一切简直就是不可想象的了。与此同时，作品也深刻指出：历史也写下了苏联共产党人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傲慢和蔑视；写下了苏联共产党人和斯大林的民族利己主义；写下了斯大林可以说是精明，也可以说是狡诈、圆滑的外交手腕和缺乏远见的远见。同时，也写下了近20年后中苏两大共产党由不和到分裂的一段伏笔。又如作品结尾在反思国共内战和战争胜负原因时，得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兵败源自党败”的结论，提出如果我们不打这场内战，如果后来不搞“文革”，我们的国家与民族会怎样的问题，从而希望“让中国充满爱”、“让世界充满爱”、“愿炎黄子孙永远绝战”！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与《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中的其他作品以及其他“史传”创作相比，它显得更客观、求实，更具坚持真理的勇气与胆识——正如作者在《雪白血红·自序》中所说，他以“真诚”的态度，“不讳过，不溢恶，不夸饰，不虚美，像老祖宗教导的那样‘秉笔直书’”。这一点，实际上也体现了报告文学“新五性”之一——“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特色。由于作者所写的主人公是林彪这样敏感、复杂的重要历史人物，其中还包括后来成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等，这对作者的史识、史德确是一有力考验，而这种“秉笔直书”的写作态度就不仅显得极其重要和必要，而且也十分可贵和可嘉了。事实上，作者的胆识和笔力就正体现在力排流俗、穿越历史迷雾、恢复历史本来面目而给人物以尽可能客观、准确、公正的评价上。如对林彪，作者认为那种简单的非红即黑、非“神”即“鬼”的线性思维是错误的，不能因为他后来成了反党集团头子就否定他的历史功劳甚至颠倒黑白。因为，“历史是不应随着人的升降而浮沉的”，“蘸着权势的墨水写着的不是历史”。林彪作为“东北王”，在黑土地的这场内战中，共产党无论输赢或输赢各半，都避不开、绕不过他。如同杜聿明的昆仑关大战是国民党和中华民族的骄傲一样，林彪的平型关大捷也是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光荣。同样，他在黑土地上的作为和功绩，也是属于整个共产党人的。因此，作者不仅充分肯定和真实再现了他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历史作用与贡献，而且在把他还原为“人”的同时，还真实、细腻地描绘了其独特个性。如写林彪在作战略部署时，“脑子里那个车轱辘，几乎从未转错过，不能打还得打的仗，那车轱辘上已把下一步的路数转出来了”。在黑土地这段扑朔迷离的“万花筒”时期，林彪也可以说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在国民党方面，作品写到蒋介石时，也肯定他的政治、军事才能，肯定他赖以起家的那所军校确有一种“黄埔精神”；说他是“政坛高手”，也是“阴谋大家”、“权术大师”。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当然应归咎于蒋介石，但在具体问题上不能一概而论。他是被他所一手铸造的官僚机器将死的。对蒋经国，作者肯定他在其人生逆境中，锻炼了其大众意识；肯定他的赣南新政与上海打虎，与共产党如出一辙；肯定他作为政治家的伟大与高尚处，在于对理想和目标的矢志不渝，并能在传统的惯性和惰力中，不屈不挠地冲杀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的民主和进步道路。其他如对孙立人、郑洞国、廖耀湘、杜聿明、卫立煌、范汉杰等，也都写了其非凡经历、突出才干与鲜明个性等。

《枪杆子：1949》和《一将难求》（1、2）等也是这样。作为主角，林彪仍是《枪杆子：1949》中用力最大、描写最多也最到位的。在书中，作者不仅实事求是地肯定林彪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爆发出灼眼的光芒”，而且指出其原因是“除了天才外，就在于他勤于并善于学习、思考和总结”。同时，作品还针对现实中某些批判林彪的言论进行辨析，指出“这些批评，只能是在1971年的9月13日以后，也就是衡宝战役过去22年之后，才可能听得到”。《一将难求》（1、2，白山出版社，2011年）在写众多四野将领时，也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黄永胜立了专章，实事求是地评述了他一生的是非功过，尤其是重点肯定了他的军事才能与历史贡献。而《雪冷血热》（上下卷）在写赵尚志之所以几次被关押、受冤屈，除王明、康生的不负责任与苏联等方面的因素外，也与抗联内部不团结和他本人的个性有关：“抗联的事太庞杂、复杂，许多问题搞不清楚，像掉进了迷魂阵。最难办的是一些人的恩恩怨怨”；“把他送上风口浪尖的，是他的性格。有话就说，张口就来，直通通的不拐弯儿，有时脾气、态度也不好”。显然，作者在这里所坚持的，仍是不因人废言、因人废事，“不讳过，不溢恶，不夸饰，不虚美”而“秉笔直书”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当然，也是其“主体创作的庄严性”与“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的进一步体现。

此外，作品的“学理性”与“综合”特色等，还表现在形式上的描写、议论与抒情有机融合，语言的形象、生动和富于哲理；同时，它以大量丰富、扎实的原始材料和幸存的当事人的回忆，对故事与事件进行“间隔”，使之产生“间离效果”，让读者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这样，再加上不重战争的具体过程和战斗的具体场面，而重战前的分歧、斗争与决策以及战后的经验教训等，就更增强了作品的思辨色彩与文化、学术内涵。如语言的睿智、形象与富于哲理：“所有的战争都是内战，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是兄弟”，“不该打内战的理由，也许正是打内战的根由”，“战争把一个个血肉之躯化成白骨，也让一个个好端端的灵魂长出一截毛茸茸的尾巴”，“一个人成了超乎一切之上的神时，神和人的悲剧就开始了”（《雪白血红》），等等。

二、陈启文与“全景式”“问题”报告文学

陈启文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创作，已发表中长篇小说、散文与传记文学（《宋美龄》、《香港丐王》）等500多万字。但近年来，他主要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已有力作《南方冰雪报告》（《芙蓉》2008年第6期）、《共和国粮食报告》（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年）、《谁在养活中国》（《时代报告》2010年3月）和《问卜洞庭》（《文学界·中国报告文学》2011年第8期）等问世，且有长篇《共和国水利报告》即将出版（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年）。他虽于近年才转向报告文学创作，但起点较高，出手不凡，显示出深厚的内在潜力与发展前景：《南方冰雪报告》与《共和国粮食报告》等，可说是“全景式”“问题”报告文学发展到新阶段的扛鼎之作。

“全景式”与“问题”报告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全景式”又称“宏观综合式”，是就作品的手法、形式而言，它既常用于问题报告文学，也适用于其他文类；问题报告文学则更侧重于作品内容的“问题”性与“批判”性，它大多采用“全景式”或“宏观综合式”手法。如《唐山大地震》、《阴阳大裂变》、《世界大串连》、《东方大爆炸》、《中国高考报告》与《中国农民调查》等，都是“全景式”问题报告文学的典型代表；而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李超贵的《中国农村大写意》与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等，虽也是“全景式”或“宏观综合式”，却并非问题报告文学。陈启文的“报告”也是这样：虽然《南方冰雪报告》不是《共和国粮食报告》与《问卜洞庭》等那样的标准问题报告文学，但都在“全景”和“宏观综合”方面特色鲜明且有新的发展。《南方冰雪报告》全方位、多角度而又深入、细致地报告了2008年南方的冰雪灾害及其抗灾斗争。但它又不局限于“南方”，也写了北方甚至全国；而“南方”也不只限于以郴州为重点，还写了广州、株洲、南岳、张家界等；其“综合”则不仅是人与事、情与理的综合，还是宏观与微观、歌颂与批判等方面的综合。如在写人方面，除写了温家宝总理和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省长周强以及郴州市委书记、市长等领导外，还重点写了众多平凡英雄与烈士——从他们身上凸显出强烈的民族精神。在理性精神方面，则不仅针砭了时弊，洞察了人性，而且还从医学、心理学与生态学等方面，探讨了如何防灾减灾、改善人与自然之关系等。总之，作品扎实、厚重，不仅高于同题材的《冰冷血热》与《回家》等，而且也不亚于以往反映抗“非典”斗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等。《谁在养活中国》也是这样。它虽不及《南方冰雪报告》和《共和国粮食报告》厚重，但其聚焦“三农”、忧患人生的主旨一脉相承，且其探讨农民出路与粮食问题的现实感更强。它虽也分别选取了洞庭湖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两个种粮大户——周翼和钟振芳为典型，但整体上是以点带面、宏观综合，探讨的是整个中国的“三农”问题，如北大荒模式、机械化、集约化以及如何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等。《问卜洞庭》则以2011年春夏之际洞庭湖及周边地区所发生的干旱为重点，联系全国有关湖区水系，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广泛、深入地探讨了有关水利建设、环境保护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等问题^[36]。它所具有的问题意识、思辨特色、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以及形式上的“全景”、“综合”与“访谈”等，均说明其也是具备“新五性”特征的“新”问题报告文学力作之一。

当然，在这方面，《共和国粮食报告》更为典型、突出。可以说，它是问题报告文学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代表之一：如果说，胡平的《战争状态》与《100个理由》等代表着问题报告文学朝“学术体”方向的发展，那么，《共和国粮食报告》则标志着问题报告文学在“全景”与“宏观综合”方面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在这方面，它比以“三农”等问题为核心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的《中国农民调查》与《革命百里洲》等，题材更重大，主题更沉重，视野更宏阔，综合更全面，包括写人、叙事、议论与抒情等在内的“文学性”更强，因而也更具震撼力。在题材方面，虽然它也是以“三农”为重点——“粮食”问题主要是“三农”问题，但又不仅限于“三农”，因为“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是包括古今中外各个国家、民族、阶层的人群都须面对和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作品第一次以“粮食”为视点，以20世纪40年代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为经，以整个中国乃至世界为纬，在天、地、人、时交织的立体系统中，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思中国的政治、历史、经济、社会，其题材的重大与开拓意义不言自明。正如作者所说：“粮食是一个太大、太沉重的主题，我甚至觉得，粮食就是世界的总和”，“就是最大的政治，甚至是可怕的动乱和血腥的战争”；“粮食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粮食，而是历史演进的规律、民族兴亡或兴衰以及生命的无穷奥秘所构成的自然与文化的混合体”；“如果说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粮食就是它最基本的底线”。^[37]

在有关“主体创作的庄严”、“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文史兼容的复合”与“文本内涵的学理”等方面，作者也谈道，半年多来，他跑了20多个省（市、自治区）主要粮食产区，即中国的九大商品粮基地（江汉平原、珠江三角洲、江淮地区、松嫩平原等）跑了八个，另一个（成都平原）也原来去过：“通过大量采访、调查和对亲历者的口述实录，检索尘封的档案，翻阅在岁月中早已发黄的老报刊，加上平生积蓄的有关记忆，使我对中国粮食的家底子大致有了一个宏观印象，也捕捉到了许多让我一生难忘的细节”；“既然已经承担了这样一个难以承担的重任，就必须以无愧于良心的真诚，去呈现出历史与现实的各个侧面，包括曾经的饥饿和现在的灾难”——因为，自己是一个体验过饥饿的农人之子；“面对这样一个时空跨度太大的大主题，不可想象的巨大信息量，很多东西都是难以描述的，甚至连选择和判断都很艰难。在反复的实践之后，我选择了以历史大背景、大框架和个体生命的生存细节互相穿插的叙述方式，通过这样一种既是线性发展、又有在场感的叙事，不是为了艺术创新，而是为了更清晰地反映中国粮食六十年的发展之路。我一直觉得，报告文学除了对基本事实的‘报告’，还必须有写作者真诚的精神参与，理性的思辨，深刻的穿透力和个性化的表达”。^[38]事实的确如此。正是由于作者对报告文学写作立场的坚守与对“新五性”原则的把握，因而作品在写人与叙事、理性与“文学性”以及歌颂与批判、主旋律与多样化等方面达到了高度的融合和统一。如在写人方面，它通过真实、可信的“在场感的叙事”和众多细节描述，既对毛泽东、刘少奇、邓子恢、彭德怀、王国藩、陈永贵、万里、吴仁宝、袁隆平等与“粮食”有关的历史风云人物进行了深刻、独到的历史评说，又对许多平凡而伟大的“大”、“小”人物（如一生清廉自律、从容淡定的老干部杜春雪，“信阳事件”中开仓放粮、敢讲真话的专员张树蕃，在家乡拼死救乡亲的将军刘亚楼，以及立生死契约分田到户的严俊昌、严立华等农民）进行了挖掘与肯定；在叙事与理性思辨方面，也以自己“真诚的精神参与”，对中国的土改文化、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化运动、20世纪60年代初的大饥荒、“农业学大寨”、开发北大荒、小岗村与生产责任制，以及杂交水稻、东莞模式与城乡建设等，作了富有“深刻的穿透力和个性化的表达”；同时，还放眼全球、立足未来，对中国与世界的“粮食”问题等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总之，可以说，作品是一部以“粮食”为视点、以“三农”为基础而构建的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史、民族苦难与抗争史，也是作者敢于担当、忧患人生、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的心灵史与思想史；其关键词包括沉重、忧患、悲壮、抗争与发展等。

三、阮梅与“新五性”和女性报告文学

阮梅是近年涌现出来的湖南青年女报告文学作家。其创作主要有《世纪之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天使有泪》（重庆出版社，2008年）、《汶川记忆——中国少年儿童生命成长启示录》（与于倩合作，中国言实出版社，2009年，以下简称《汶川记忆》）和《中国式拆迁》（与吴素梅合作，《北京文学》2010年第8期）等——虽不算多，但已形成鲜明特色，从某一侧面也显示了新世纪报告文学发展的审美趋向，有不容忽视的启示意义。

首先，从整个当代报告文学的发展，尤其是从问题报告文学的发展来看，阮梅与陈启文等人一样，其创作也体现了中国报告文学发展至今的观念变革，即“新五性”的向纵深发展。前面谈到，“新五性”中的“主体创作的庄严”主要包括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与创作态度的严肃以及与此相关的采访调查的扎实等。这是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应具备的首要条件。而阮梅正是在这里，首先显示了她的超凡脱俗。她选取的既不是无关痛痒的风花雪月，也不是迎合政治的庸俗歌颂，而是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青少年的成长、教育问题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三农”问题等。她的《世纪之痛》、《天使有泪》与《中国式拆迁》写的都是20世纪末以来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因“农民工”的大量涌现而导致的“留守儿童”问题以及成为新“天下第一难”的拆迁征地问题。即一方面，农民大量进城打工，既促进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又活跃了农村的经济、缩小了城乡差别，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其子女监护缺位、教育失范、成长受挫等严重问题。究竟如何面对这一社会发展中的两难选择？这是作家敏锐发现、严肃思考与深沉忧虑的。正是如此，她在作品中披露了许多因缺乏“爱”与“教育”而致“天使有泪”的现象，并把此概括为“世纪之痛”。而正是对这一“世纪之痛”的深切感受与深沉忧患，作品就闪射出人性与理性的璀璨光芒。当然，反映这一问题的并非阮梅一人，甚至她也不是最先涉足此领域者。但像她这样，一开始写作就紧扣社会脉搏、关注重大题材、致力宏大叙事，且一抓到底、形成特色者，却不多见。这一点，我们从她此后的《汶川记忆》与《中国式拆迁》中可进一步看到。

汶川地震发生后，反映此题材的作品不少，但大多是从正面肯定与歌颂上下一心、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如关仁山的《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徐剑的《遍地英雄》、赵瑜的《晋人援蜀记》与李西岳的《大国不屈》等。而阮梅的《汶川记忆》却独辟蹊径，仍从教育与“少儿成长”的角度切入，通过灾区少儿在震中与震后的非凡表现，探讨其生命意义与人生教育等问题，因而其副题为“中国少年儿童生命成长启示录”。正是从这里，我们不仅进一步看到了阮梅勇于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且分明感受到了她对艺术的不懈追求。的确，如她自己所说，“作家，本应该是为社会喊痛的人”，她今后的写作计划，仍将选择以反映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关注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为重点。因此，她的创作是“儿童文学与关注儿童的文学”，她被人称为“中国关注农村留守孩子报告文学作家第一人”。^[39]与此相关，阮梅的报告文学还表现出调查采访的扎实与写作态度的严肃。这一点，也是作为一个成熟、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而阮梅正是在这方面表现出了良好的潜质。在写《世纪之痛》与《天使有泪》时，她历时多年，利用业余时间自费深入湖南及周边几省的偏僻、贫困地区，进行艰苦的调查采访，其中历经的劳累、病痛与危险难以言说。而写《汶川记忆》时更是如此：她不但要克服饥饿、干渴、劳累与伤病等，还要冒着被余震夺去生命的危险。因而她不得不带上正上大学的女儿一同前行。正是因为这种甘于吃苦、乐于奉献的崇高精神，她才赢得了丰厚回报，即作品被社会和读者所广泛认可。^[40]而《中国式拆迁》则敏锐发现：拆迁征地已超越计划生育，成了当代中国跨世纪的“天下第一难”。拆迁征地的过程已成为政府之痛、民生之痛与发展之痛。因而作者就此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反映和探讨，呼吁出台有关法律法规，“让失地农民与城市和谐共生”，以“更好地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总之，阮梅创作在体现“主体创作的庄严性”的同时，也体现了“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与“题材选择的开拓性”等。

就问题报告文学的发展而言，有人老是怀念20世纪80年代问题报告文学的轰动，认为90年代以后报告文学未再产生“苏晓康模式”那样的轰动效应，就得出报告文学时代已经过去、报告文学的批判已经“退位”的结论。我认为，这种看法是简单、片面的。实际上，80年代问题报告文学的轰动是社会浮躁与文学浮躁的表现：它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破坏有余、建设不够；它和整个文学创作一样，承担了本不应由文学承担的过多的社会责任。而90年代以来，和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现实一样，报告文学从中心退居边缘，独立思考、寻找自我、多样探索，正是其回归本位、走向成熟的表现。它在沉静中发展，在发展中建设，表现出持重、内秀的理性自觉与风格嬗变。如在题材拓展方面，新世纪的问题报告文学在“三农”问题、教育问题和反腐倡廉、民主法制问题等方面，就比20世纪更加突出、深入。尤其是在理性精神方面，它表现出独立的价值判断、客观冷静的细密分析和平等交流的积极探讨。而阮梅的《世纪之痛》、《汶川记忆》与《中国式拆迁》等就正体现了这些新的审美特点，同时也进一步体现了“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这一点，正如她在谈到《汶川记忆》的创作时所说：“灾难过后，我觉得应该有一部书，能够让每一个常态中的孩子从灾难中了解人类的惨痛，换位思考自身生命的价值，学会肩负与承担；让每一个常态中的孩子从灾难中学会珍惜自身拥有的生命与幸福，学会规避人类生存的风险；让每一个常态中的孩子从灾难中吸取悲悯、仁爱、互助、乐观、坚韧、勇敢、顽强等成长所需的种种精神力量，越过自身成长路上的每一道坎，好好把握自己前行的方向。”^[41]事实正是如此。在《汶川记忆》中，她和王宏甲等作家一样，以“走访笔记”与“采访手记”等形式，将“文学性”与“理性”进行有效疏离。即除了在正文中表现自己的主观倾向外，还在这两种形式中集中展露其哲理思考，即有关少年儿童“生命成长”的“启示”。如“告慰死者的最好办法，就是坚强地活下去，好好地活下去”；“人人都需要从脆弱走向坚韧”；“疼痛过，才更懂得珍惜”；等等。在作者看来，大自然的灾难终将成为人类的背影，成长的意义更多是在疼痛中获得，苦难是生命成长中的宝贵精神资源，等等。的确，从阮梅的创作及其谈话中可知，她首先不是作为作家为“文学”而写作、生存，而是作为一个研究青少年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成长问题的家长、学者而进行调查、奉献的。因而她不只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且对其问题有较系统的看法与积极的建议。正如她在谈到《世纪之痛》的创作时所说：事实上，我并没有将它作为“作品”来看待；它只是我内心情感的一些真实反映，是我提供给有志于青少年成长问题研究者的第一手材料，是我为社会喊出的一声“痛”。她认为：无论谁做孩子的“代管家长”，都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做到让孩子们吃穿不愁容易，让孩子感觉幸福与快乐却需要长期付出；孩子最需要的环境，是整个社会要向良性的、适合少儿健康成长的方面发展。因此，她期望《世纪之痛》等作品“是一个立起来的问号，期待它能够引起更多的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以及社会上更多的人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关注——特别是思考、行动，从而达到正视现实，群策群力，逐步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目的”。^[42]

其次，阮梅的创作也体现了女性报告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即巾帼不让须眉，女性报告文学不但更加柔婉、细腻，更加关注人生命运与人情人性，而且表现出更深沉的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以及针砭时弊、批判现实的战斗精神，从而表现出阴柔与阳刚相统一的新的美学特征。这一点，我们从老一辈的黄宗英、柯岩、陈祖芬到梅洁、曲兰、孙晶岩、冷梦，再到胡传永、阮梅，均可看出。可以说，在阮梅身上，既有黄宗英、孙晶岩等的扎实采访与题材开拓，又有柯岩、陈祖芬、梅洁等的哲理诗情与充沛激情，尤其是还有曲兰、冷梦、胡传永等的忧患意识与批判锋芒。正是从这些方面，我们既看到了中国报告文学的优良传统在年轻一代身上的发扬光大，又看到了问题报告文学与女性报告文学的发展趋势与未来希望。^[43]

总之，阮梅和张正隆、陈启文等一样，其创作也不仅体现了新世纪报告文学的长足发展与审美新变，而且有力说明了报告文学的观念更新，即在文体特性与价值标准等方面，它的确已由传统的“旧三性”发展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新五性”。

【注释】

[1]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自序》，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页。

[2]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自序》，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页。

[3]李炳银：《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一九九五年报告文学的收获与态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280～281页。

[4]杨苏、田由：《我不敢画出自己的眼睛·隐去明睿眼睛的作家（代序）》，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页。

[5]2008年修订版改为《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6]如《红色的起点》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同时在香港、台湾出版，美国《世界日报》和香港《明报》等都对《毛泽东与蒋介石》等作了评论。——详见叶永烈：《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下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885～887页。

[7]见叶永烈：《红色的起点·后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432～433页。

[8]叶永烈：《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下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890页。(https://www.xing528.com)

[9]叶永烈：《毛泽东与蒋介石·后记》，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27页。

[10]转引自叶永烈：《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下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885页。

[11]见林超荣：《富娱乐性的毛泽东传》，香港《明报》1995年1月28日。

[12]叶永烈：《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下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722页、第885页。

[13]黄国柱：《在历史暗河的幽深处点燃一枝蜡烛——关于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的断想》，《当代》1991年第2期。

[14]雷达语，见《中国知青梦》封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15]见《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知青梦〉座谈会在京举行》，《当代》1993年第1期。

[16]2004年第2版时改为《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

[17]见《中国魂告急》封三“内容介绍”，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

[18]田珍颖：《中国魂告急·序言凛然的匹夫危言》，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第6页。

[19]参见章罗生：《从两极到中介：走向持重与内秀的新世纪报告文学》，《求索》2006年第2期。

[20]郝在今：《中国秘密战·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421～422页。

[21]李伶：《西安事变的序曲·〈西安事变的序曲〉旨要》，北京：长征出版社，2008年，扉页。

[22]李伶：《西安事变的序曲·西安事变有序曲（全书导读）》，北京：长征出版社，2008年，第11～12页。

[23]见《苦难辉煌》（上下册）封面（披幅），北京：华艺出版社，2010年6月第1版，2011年7月第7次印刷。

[24]胡平：《战争状态·自序》，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页。

[25]刘白羽：《8·23炮击金门·序：走出静寂》，北京：华艺出版社，2006年第3版，第1页。

[26]见郝在今：《中国秘密战·后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第120～421页。

[27]见子侠：《用史笔还原历史》，《中国作家·纪实》，2007年第5期。

[28]见子侠：《用史笔还原历史》，《中国作家·纪实》，2007年第5期。

[29]周政保：《非虚构叙述形态》，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9页。

[30]见叶永烈：《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下），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27页。

[31]子侠：《用史笔还原历史》，《中国作家·纪实》，2007年第5期。

[32]周政保：《非虚构叙述形态》，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41页。

[33]李伶：《西安事变的序曲·〈西安事变的序曲〉旨要》，北京：长征出版社，2008年，扉页。

[34]刘兴雨：《雪冷血热·在史诗中重塑民族灵魂》，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370页。

[35]张正隆：《战将——韩先楚传·后记作家的生命是在作品被遗忘时结束的》，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第405～408页。

[36]关于《问卜洞庭》中有关生态文明和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探讨，在本书下编《流派新议·“生态环保”派》中还有具体引述，此处从略。

[37]陈启文：《共和国粮食报告·后记》，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2～463页。

[38]陈启文：《共和国粮食报告·后记》，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62～464页。

[39]见2009年5月11日国际台华语广播网CRI高端人物访谈节目主持人乔卫电话采访阮梅（材料系阮梅提供）。

[40]据初步统计，其作品被媒体报道的，先后有《文艺报》的评论《生命的赞歌，成长的启迪》，《中国教育报》的专访《灾难，终将成为人类的背影》，《中国文化报》、《中国作家网》、《中华思想网》的专访《报告，以文学的名义》以及《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作家网》、《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和《潇湘晨报》等全国多家媒体发表的消息和评论。

[41]见2009年5月11日国际台华语广播网CRI高端人物访谈节目主持人乔卫电话采访阮梅。

[42]见2009年5月11日国际台华语广播网CRI高端人物访谈节目主持人乔卫电话采访阮梅。

[43]如就地城文学而言，阮梅和陈启文的创作也体现了湖南报告文学创作的新趋势。湖南的“文学湘军”在全国很有地位，但其影响和成就主要在小说方面，而在纪实文学尤其是报告文学创作方面则较贫乏、落后。但本世纪以来有较大改观。如近两年除陈启文与阮梅外，还出现了曾祥彪的《英雄路漫漫》、《七色魔方》与《燃烧的冰雪》，聂茂、厉雷、李华军的《伤村》与《回家—2—008南方冰雪纪实》，余艳的《人民，只有人民》，杨华方的《毛泽东在1925》，刘翼平的《脚手架》和罗长江的《神话与绝唱》等大批长篇新作，因而2008、2009两年被称为“湖南作家报告文学年”（见《长沙晚报》2009年5月15日第4版）。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湖南报告文学创作的喜人形势与光辉前景。因为，涌现的这批作家大多是年轻新人，而阮梅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仅从以上的简要论述来看，我们从她身上不仅看到了湖南报告文学创作的共同特色与普遍追求，而且看到了其起点高、路子正、出手不凡的良好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