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哲学简史：超人道德与英雄观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成了尼采的福音书，而他后期的著作不过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评注罢了。欧洲人如果不能欣赏他的诗作，或许会理解他的散文。预言家的歌唱以后，哲学家的逻辑就出场了。这位哲学家本人不是不相信逻辑吗？但是，逻辑倘若不是证据的标志，便是清理调整的工具。

他比以前更为孤寂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尼采的朋友们的眼里完全是一部离奇怪异之作。尼采在巴塞尔时的同事，像奥弗比克、柏克哈德等学者曾为《悲剧的诞生》一书击节赞叹，现在他们悲悼失去了一位极有天赋的语言大师，却不为一位诗人的诞生而庆贺。尼采的妹妹突然离他而去，与一位尼采憎恶的反犹太分子结了婚，后来又到巴拉圭建立共产主义根据地去了。她劝这位苍白虚弱的兄长以健康为重同她一起去。但是尼采重视精神生命胜于身体的健康。他愿意呆在战场上。欧洲对他而言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文化博物馆”。他漂泊不定，生活根本没有规律。他先后到过瑞士、威尼斯、热那亚、尼斯和都灵。在圣·马可教堂的石狮周围，聚集着成群的鸽子，他喜欢在鸽子群中写作。“圣·马可广场是我最好的工作室”。可是他不得不遵从哈姆雷特的奉告，避开会加剧他的眼病的阳光他将自己关在昏暗寒冷的顶楼里，躲在窗帘后边写作。由于眼病日重一日，他以后再没有写过长篇的著作，只是写一些精炼的格言。

尼采将这些片断汇集起来以《善恶的彼岸》（1886）和《道德的谱系》（1882）为题出版。在文中他希望摧毁旧道德，为超人的道德开创道路。此时的尼采又成为往日的那位语言学家，从词源学寻找某些可用的术语来强调他的新道德观。他考察发现德文中有两个词可用来表示“恶”。一个是schlecht，另一个是böse。Schlecht是上层社会用来指责下层社会的，意为“普通”、“庸俗”，后来又增添了“粗俗”、“卑微”、“恶”等含义。böse是下层社会用来谴责上层社会的，意为“不易亲近”、“不正当”、“喜怒无常”、“危险”、“有害”、“残酷”等。拿破仑就是böse。很多原始的民族就将拥有神奇能力的超常个人看成凶神恶煞。中国人就有“害群之马”一说。另外“善”也有两种意义，与schlecht和b★e相反。贵族在使用这个词时的意思为“坚强”、“勇敢”、“权力”、“抗争”、“神圣”（gut源于Gott〔上帝〕），平民在使用这个词时意为“亲近”、“平和”、“善良”、“仁慈”等。

因而就产生了人类行为的相互对立的价值观，两种伦理观点和道德准则：“英雄道德”和“奴隶道德”即主人的道德观和大众的道德观。前者在古代社会中，尤其是古罗马人普遍崇尚的准则；即使对于普通的罗马人来说，“美德”就是Virtus，意指“阳刚”、“刚毅”、“进取”和“勇猛”。然而从亚洲，尤其是从犹太人那里——他们在政治上处在隶属地位——出现了另一种准则。屈从孕育了卑微；无能滋生了利他主义，即哀求他人的救助。根据这个大众伦理观，对冒险、强力的爱让位于对安全、和平的爱；强壮让位于狡诈，光明磊落让位于暗中算计；冷酷让位于怜悯；连生气勃勃的创造力也为消极怠惰的模仿所代替。尊严的高傲变成了良心的谴责。尊严是属于异教徒的、罗马人的、封建主的、贵族的。而良知才是犹太人的、基督徒的、资产阶级的、平民的。

耶稣把这种道德评价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境地。在他看来，人人都是平等的，并且拥有平等的仅力。从他的教条中源源不断地衍生出了民主主义、功利主义、社会主义；人类今天的进步就是用这些平民的哲学，用平等化和大众化的进展程度，用颓废和江河日下的生命作为标准来衡量的。对别人的同情若是主动积极的也还合理而怜悯仅仅是精神的麻醉剂。对无可救药者、无能者、自做自受者、罪无可恕者表现怜悯简直是滥用感情。怜悯是粗鄙和侵扰他人的行为。“探望病人”不过是为邻居身遭不幸而觉得自己优越时表现出的兴奋罢了。

1934年，在意大利圣马可广场上演讲的本尼托·墨索里尼以一种做作的姿态回应着那些阿谀奉承他的人。他所擅长的也不仅如此，墨索里尼还把尼采的许多理论，如“权利意志”等生搬硬套，用以宣传法西斯思想。而尼采本人并非国家主义者，也不是反犹太分子。

在这些“道德”的背后是向强力意志的慢慢靠拢。爱情本身只是一种占有欲；求爱就是战斗，交媾就是占有。唐·约瑟杀死卡门为的是不让她成为另一个人的财产。“人们以为在爱情中，他们是无私的，因为他仍关心的是对方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往往和自己的利益相冲突。但他们这么做，仍是为了占有对方……甚至对真理的爱也表现为占有的欲望。人们希望成为真理的第一个占有者，希望它如童贞女一样没有被玷污……。谦卑不过是强力意志的保护色”。

理智和道德对于追求强力意志毫无用处。它们只不过是意志手中的武器、游戏中的玩偶。“哲学体系是五光十色的海市蜃楼”。我们见到的并非探索很久的真理，而是自己欲望的投影。(www.xing528.com)

正是这些隐秘的欲望，即强力意志有节奏的跳动决定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智力活动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在无意识中进行的，是我们感觉不到的……有意识的思维是微弱的”。“因为直觉不会被意识干扰，直接对强力意志发生作用，所以直觉是直到今天为止一切已发现的智力活动中的佼佼者”。我们根本没必要将意识的功能做那么高的评价。“它在智力过程中是无关紧要的，纯属多余的，所以被看成是从属的。也许它注定要消失而被本能地直接利用”。

强者很少凭借理智的外衣来掩饰其内心的欲望，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我要。”强者的灵魂在充满活力时，欲望自身就是最好的理由。而良心、怜悯、忏悔全都难以跻身其中。但是在犹太教、基督教的平等待人的观念盛行不衰的今天，强者居然也为自己的力量和强盛感到羞耻，也开始寻求各种“理由”。高贵者的道德和价值观正在衰亡。“欧洲正受到新的佛教思想的威胁”。连叔本华和瓦格纳也令人惋叹地变成了慈天悯人的佛教徒了。“整个欧洲的道德体系全都建立在有利于大众的价值观之上”。强者不再被允许显示他们的力量，他们必须变得与弱者一样。“善就是不要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康德，那位哥尼斯堡的老学究不是也证明过人绝不能被当作工具来使用的吗？于是，强者的本能，去猎取、战斗、征服和统治的本能，因为无法发泄排解而扭曲为内心的自我伤害，转化为禁欲主义和“良心难安”。“被禁锢的本能都转向内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日渐形成的人的‘内向化’。于是我们所说的灵魂的最初形式就出现了。”

腐化堕落的程序是，先由芸芸众生特有的美德影响领袖人物，使他们磨去棱角，变成凡夫俗子。职能不同要求素质不同；强者“邪恶”的道德就像弱者“善良”的道德，在一个社会中都是必需的。冷酷、残暴、冒险、战争与仁爱、和平具有同等的价值。伟大只有在危险、狂暴和冷酷的时代才能出现。人类最好的素质就是坚强意志、强力和不朽的激情。没有激情的人不过是一懦夫，绝不从事惊天动地的事业。贪婪、妒嫉，甚至仇恨在竞争、淘汰和生存的过程中都是不可避免的。邪恶之于善良就像变异之于遗传，革新试验之于传统习俗。不打破常规和秩序，就不会有什么发展。如果恶不是好的，那它早就该退出社会与人生舞台了。我们应当小心，不要过于善良。“人必然会变得更善。同时，也会变得更恶”。

尼采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世上存在着那么多邪恶和残酷。“残酷是古代人为之陶醉的巨大快乐的源泉”，一想到这些，他都会得到一种虐待狂似的快感。他认为我们从悲剧中、从崇高庄严的东西中得到的快感是一种变相的残酷。“人是最残酷的动物”，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每当津津有味地观看悲剧、斗牛和把人钉在十字架上的酷刑时，他所得到的快感是以往任何时候都不能相比的。当他创造出地狱的时候，啊，地狱就成为他的人间天堂。”通过想象他的压迫者在另一个世界里所领受到永恒的惩罚，他就可以忍受现世的苦难了。

最终的道德要以生物学来衡量。我们必须依据事物对生命的价值来评判它们。我们需要对一切价值作生理学意义上的“重新估量”。对一个人、一个群体，或一个物种的衡量就是看其生命力、能力和强力。灵魂是机体的一种功能。大脑里血液多一滴或少一滴都会使人痛苦不堪，这种痛苦比兀鹰带给普罗米修斯的痛苦还要大。不同的食物产生不同的精神效能。大米造就了佛教。德国的唯心主义则是啤酒的产物。所以，哲学的真假在于它是表现赞颂上升的生命还是堕落的生命。

喜欢群居的欧洲人摆出一副君临一切的架势，将诸如公正、仁慈、勤劳、节制、谦虚、宽容、同情——正是这些美德才使他变得高贵文雅，吃苦耐劳，并能造福于大众——这些自己的品质夸耀为人类特有的情操。当杰出人物和领袖不可缺少时，人们又一次地想用集合起一些喜欢热闹和耍小聪明的人的方法代替领袖人物。各种代议制机构皆源于此。虽是这样，如果在这些爱结群的欧洲人中产生一位强有力的、明智的统帅人物时，对他们而言，是多么值得庆幸：对他们肩上那沉重不堪的负担而言，又是多么大的解脱啊！从拿破仑的影响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巨大影响，使他成为本世纪风起云涌的年代中所出现的少数最杰出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成为整个世纪的幸福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