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暗示着毫无约束,暗示着有机体的各个部分都可以随心所欲,暗示着整体凝聚力的丧失,共生共存的瓦解,也暗示着自由和混乱将主宰一切。民主就是对平庸的推崇,对杰出人物的敌视。民主会扼杀伟人。伟人怎么能够在选举中向粗鄙下贱之徒卑躬曲膝呢?他们哪有什么机会?狗是狼的敌人,一般人是伟人的敌人,一般人憎恨自由精神,敌视所有叛逆和不计屈膝的人,不崇拜非“正式党员”的人。这样的上壤怎么能够培育出超人?倘若一个民族的卓越人物,命运坎坷,默默无闻,这个民族何以能伟大呢?这样的社会只会毫无生气和个性。假如仅仅平面地——不是垂直地——效法模仿,那么成为理想和楷模的不是出类拔萃的杰出个人,而是庸碌众生。这必然导致人人相似,乃至男女不分,男人变成女人,女人变成男人。
正在上体操课的女学生
19世纪初,德国的义务教育提高了全民素质,但是妇女却被禁止接受大学教育。一些年轻女性也认为自己接受教育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给丈夫一个温馨的家庭气氛。
男女平等是民主制和基督教义催熟的果实。“所谓男女平等,就是说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十足的男子汉应挽救女人身上的女人味”。易卜生那个典型的老处女式的人物创造了“获得解放的女人”。“女人不是男人的肋骨做成的吗?”现在男人叹惜:“我的那根肋骨有多虚弱啊!”女人由于“追求解放”而失去权力和威望。女人在波旁王朝时拥有的地位呢?男女平等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之间的战争是没有止境的。没有胜利就谈不上和平。只有当一方完全服从另一方时和平才会降临。给女人讲平等是很不明智的。她并不仅仅满足于平等。如果男人是真正的男子汉的话,女人反而乐于服从。对女人来说,她的完美和幸福决定于她会不会做母亲。“女人的一切都是谜。而这谜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生育儿女。”“男人对于女人是一种工具,儿女才是她的目的。女人对于男人来说又是什么呢?……一个危险的玩物。”“教育男人是为了让他们学会打仗的,教育女人是为了让她们怎样取悦勇士。其他一切都是荒唐的。”完美的女人是比完美的男人更高贵的一种人,但是那样的女人简直难得一见。男人给女人再多的温情也不为过。
女人通过婚姻而完善了自己,男人却因婚姻而变得小肚鸡肠、狭隘空虚,这是婚姻关系不和谐的一个原因。男人向女人求爱时说为了得到她宁愿抛弃世上的一切。一旦结了婚,果然履行前约。孩子呱呱坠地,男人就将世界忘掉。爱情的利他变成了家庭的利己。诚实与创新是独身者的奢华。
与男女平等一起来的是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它们都是民主的孩子。倘若平等的政治权力是合理的,那么为什么没有平等的经济权力呢?为什么到处都有领袖呢?有些社会主义者也许会称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但他们的称赞是不受欢迎的。“有人一面传播我的人生哲学,一面又去鼓吹什么平等……我不愿人们将我同这些平等的传教士相提并论。我理解的正义是:‘人本来就不平等’。”大自然厌恶平等。它宠爱的是个体、阶级区别、种族优劣。社会主义与生物学法则南辕北辙,进化的过程就是劣等物种、种族、阶级或个人被优胜者利用的过程;整个生活就是一场剥削,并最终以其他生命为生。大鱼吃小鱼,全部奥秘,都在这里[12]。
不管怎么说,奴隶还是要比他的现代主子——资产阶级高贵得多。19世纪文化低劣的标志就是有钱的商人竟然成为推崇和嫉恨的对象。但是这些商人也同他们的推崇者或嫉恨者一样是奴隶,他们是死守成规的木偶,忙忙碌碌的牺牲品。他们没有工夫去接受新思想;思考是他们的禁忌。他们没有能力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因此他们便骚动不安,努力地去追求“幸福”:去建造从来都不是他们家的房屋,去追求粗俗下流的奢华享乐。去画廊观赏价格昂贵的“真品”,他们纵情寻欢,可这并未振奋或刺激心灵,反而腐蚀了心灵。看看这些富裕的人吧!他们得到了财富,却因此更加贫穷,他们接受了贵族制的一切戒条,但却不能跨入作为回报的精神王国。这些人拥有财富,却不会合理运用,因为他们不能将财富使用在高贵的事物,通过奖掖文学、资助艺术来给自己带来荣誉和尊严。“只有聪明人才应拥有财富。”其他人以财富本身为目的,争先恐后地追逐。看看“眼下各民族的疯狂吧,它们的欲望就是生产尽可能多的东西,成为最富有的人”。直到最终,人变成了凶猛的鹰隼,“他们等待时机,随时准备置对方于死地,却标榜友善睦邻,……就是从垃圾废物里他们也要吸取哪怕微不足道的利润”。今天,商业道德不过是海盗道德的改头换面。廉价购进,高价卖出。这些人高喊放任自流。但正是这些人最需要监督和控制。也许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虽然危险,却是有一些道理的:“我们必须从私人手中或私人公司手中夺取有利于聚集大量财富的流通和商业部门,尤其是金融市场,应将那些腰缠万贯的商人,像那些一文不名的乞丐一样,当作社会中最危险的人。”
介于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是军人。在战场上耗尽了士兵,让他们在荣誉的麻醉下,愉快地捐躯的将军,也比让工人在机器旁为他的利润而耗尽生命的老板要高尚得多。看一看工人从工厂涌向沙场时,心情是多么欢欣舒畅吧。拿破仑不是因残的屠夫,而是慈悲为怀的恩人。他将死亡和军人的荣耀一起奉送给人们,并不是让人们为钱财去耗尽生命。人们簇拥着,聚集在他的大旗下流血牺牲,因为他们宁愿捐躯沙场也不愿去忍受再去制做100万颗纽扣时的单调乏味。“在历史上创造了男子汉,勇敢者压倒商人和庸人的荣誉总有一天要归之于拿破仑。战争对日渐软弱、贪图舒适、卑鄙无耻的民族是一剂绝妙的良药。它会激起在和平环境中腐烂了的天性。民主的娇柔软弱很有必要让战争和兵役来矫正。”“一个社会的本能最终使它放弃了战争和征服,这个社会也就堕落了。民主与店主的统治时机也就成熟了。”但是现代战争的起因一点也谈不上高尚;改朝换代,宗教的原因引起的战争比现在以武力解决商业争端要文雅一点。50年内这些骚动不安的政府,(欧洲的民主国家)将为争夺世界市场,进行一场大战。不过也许这场疯狂的大战将会导致欧洲的统一,如果能达到这一目的,即便以一场商业战争作为代价,也不算很大。因为只有统一了欧洲,才能产生出那种优秀贵族的统治,欧洲才能获得拯救。(https://www.xing528.com)
政治面临的难题就是阻止商人处于统治地位。因为这类人鼠目寸光,且具有政客的小肚鸡肠,明显缺少天生贵族的气质,他们无法被训练成见解超凡的政治家。超凡脱俗之辈具有神圣的统治权,也就是具有才能超群的权力。贱民也有自己的位置,不过不是君主的帝位。他在其适合的位置上是幸福的。他的美德就像领袖人物的美德一样是必需的。“深刻的思想家根本没有必要将平庸本身看作一种障碍。”勤劳节俭、循规蹈矩、绝对服从、适可而止,有了这些美德,平庸之人就会变得完美无缺了。不过仅仅是工具的完美罢了。“高度的文明就像一座基础稳固的金字塔;其先决条件就是以庸人群体作为坚实的底基。”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有人成为领袖人物,就必须有人成为追随者。大众将被迫,并且会心悦诚服地在卓越超群者的明智的指引领导下恪尽职守。
“只要有生物的地方就会有服从,所有生物都必须听命服从。其次,不能服从自身的意志就得服从他人的意志,这是自然的规律。第三,发号施令比听从命令更难。发号施号者不仅要承担听从命令者的重负——也很容易让这个重负给压垮——他的号令中还包含着辛苦和危险。生物只要发号施令,他们就得冒极大的危险。”
理想的社会应分成三个阶层:“生产者(农民、无产者与商人)、行政人员(军人和各种机构的官员)和统治者。统治者只需统治,他们不必在政府机构中行使职权。政府的实际工作也是很低贱的。统治者应是哲学家式的政治家,而不是政府官员。他们的权力就是对财政和军队的控制。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像军人,而不像金融家。他们将又一次充当柏拉图所说的保卫者。柏拉图说得正确,哲学家是最高贵的人。他们除了拥有勇气和力量以外,还应有修养;既是学者又是将军,二者集于一身。他们之间相互敬重,情意相投,团结一致。“这些人应该严格地按照道德、习俗、尊严的准则来要求自己。尤其应该互相监督,自我约束。另一方面,在相互的交往中,在考虑问题时,独具一格,在待人接物,自尊和友谊等方面,他们应该表现出新的风貌。”
这种贵族会成为一个特权阶级,他们的权力可以世袭吗?基本上是这样的。只是偶尔要注入一些新鲜血液。但是没有什么能比模仿英国贵族与粗俗的富商通婚更能毒害削弱贵族阶级了。正是这种联姻毁灭了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统治机构——古罗马的贵族元老院。人的出生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大自然对婚姻判下的结果。只有经过世代精心甄选,经过合理的婚配之后,完美无缺的人才能出现。“一个人是什么,早已由他的祖先确定下来了。”
我们习惯了民主制,贵族制大概听起来不太顺耳吧?但是,不能容忍这个哲理的民族注定要毁灭。把这哲理看作无上的祝福的民族必然会成为世界的主人。只有这样的贵族才有远大目光,才有勇气将欧洲统一为一个国家,结束愚蠢的民族主义和渺小的小邦爱国心。渺小的政治时代已经过去,强制性的伟大政治时代将要来临。新的民族什么时候出现?新的领袖什么时候才会临世?统一的欧洲什么时候才会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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