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家与政治家：李鸿章回忆录合集回顾

7.外交家与政治家

在考察李鸿章作为外交家和政治家的生涯时，很明显，我们的记录必定会与对其官宦生涯以及外交成就的记录发生某些交叉和重叠。例如，李鸿章在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中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其作为官员的地位决定的。很明显，那种地位和他在国内政治领域最深处的信念是不相同的，其结果会损害他一贯的外交家的名声。总的来说，不管怎样，他在处理涉及维新派改革纲领，即教育、对古代传统的社会解放、君主立宪政府和宗教宽容这些问题时，他表现出了对哲学的客观性和自由思想的惊人包容，没有因为作为官员和外交官而产生偏见。他虚怀若谷，判断敏锐，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他的官僚同事。

必须记住，在中国，不能像在欧洲那样明确区别官员和政治家，因为许多时候，中国人理解的政治还是由官员所产生的士绅阶级享有的专利。甚至在辛亥革命以后，尽管所谓的共和派人士不断地吵闹叫喊，并发动了把满洲人赶下帝位的起义，但政治仍然很少或没有吸引人民的注意力，而只是吸引了以新闻界为主要代表的“知识分子”，以及努力争夺官场利益的政客们。在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之前，中国确实存在某种类型的政治党派，但其存在和奋斗的目标总是脱离不了地方派系争夺地盘和权力的长期斗争，而不是有关国家政策问题的明确分歧。

李鸿章作为安徽人，生来就属于有权的派系，这一派从1860年至1890年跟湖南派（以左、曾两家为首）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实际上，这些党派之间的长期斗争是经济之争而非政治之争；这些斗争都是遵循官僚作风彬彬有礼的规则进行的，通过秘密的弹劾和御史的奏折，或者通过宫廷阴谋和策划，或者通过有组织的贿赂和腐败。在欧洲列强和其贸易来到这里并在天朝的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之前，这些派系代表的是人，而不是思想观念；不管哪一边产生了一位大学者或一位镇压叛乱的成功者，根据实际情况来说，这一边都会依照财富比例和任职比例而成为较强的一派，他们便会承蒙朝廷的恩惠处于命令和管辖的地位。

由于传教士和各种各样的问题，列强逐渐在清政府的国务和财政上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当“西学”开始在维新派的成长中产生不安定的因素，当政党之间不断基于思想观念的分歧出现，安徽派和湖南派在行政改革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上各自确立了自己的国家政策路线。于是，1870年后，安徽派在杰出的领袖李鸿章的带领下，开始代表稳健的进步思想，而湖南派则代表了毫不妥协的保守主义。后来，随着睿智的本土新闻界在进步人士的指导下得到成长，不但这些地方派系，而且整个官僚集团都粗略地分为进步派和保守派，争夺地盘和权力的斗争由此也得到不断的修正。最后，一个因素的出现干扰了两个党派，那就是海外广州人的影响不断扩大，他们的追随者集中在华南和华中；这些情况使朝廷面临这样的问题，政府中逐渐出现了官僚集团整体上的裂痕，整个统治阶级被划分为满洲人统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近似于国家民族思想感情的东西产生了，孙中山和其他广州人领导的革命活动得到了相当多官员的秘密支持。康有为能够接近光绪皇帝并在1898年的改革运动中得到他的支持，原因就是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被这场战争的灾难性后果所引导，认识和预见到独裁的清政府必将终结。这样，在朝廷正统支持者看来，改革就和革命结合在一起了，国内政治的整个进程复杂化了，因为许多已经被证明是进步派的人士为了表明忠诚而被迫扮演保守派，这种情况在李鸿章身上体现得很明显。

为了准确理解李鸿章在中国国内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他支持慈禧太后的军事政变，并支持她1898年9月对维新运动残酷镇压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前后矛盾，我们必须对当时中国政治演化做出初步的解释。尽管表面上正好相反，但其政策的进程整体上是根据李鸿章声称的那些信念，而这些又是他阶级偏见与文学贵族成见的必然结果。他在细节问题上调节政策方向以顺应当时的环境，但在基本原则问题上（例如他对朝廷的儒家学者式的忠诚）他始终如一——这在他对于海、陆军重建的政策方面更是显而易见。

不可否认，李鸿章始终坚守着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直指导着他在各种事业生涯中的所作所为。第一，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法律与秩序的重要性；第二，来源于第一个原则，即地方当局坚决遵守与外强所签订的所有条约；第三，是他以同时代人榜样的力量来强调的原则，即为了成功地和外国人交往，必须首先了解外国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通过直接的个人交往。以上三个原则都与他的观念密切相关，并受其局限，他绝对相信儒家哲学的伦理道德要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还有他对这个国家的实际首脑慈禧太后的毫不动摇的忠诚。

如果承认这些原则的存在和它具有的力量，如果也承认李鸿章作为外交家和军事组织者的生平，证明他具有实在的政治才能和一贯的主张，那么，我们同时必须得承认，他作为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毕生事业中不包含任何清楚明确的建设性政策。根据密吉先生的判断，他作为外交家之所以享有盛名，在于他是以个人而不是以一个党派代表的身份，站立在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毕生致力于在新、旧世界执行一个权宜之计。就连密吉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方法在整体上是遵循经验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如果说他外交政策的方向是如此，那么他在国内事务的处理上就更是如此。他的机会主义几乎完全仿效慈禧太后，表现为对那些能够触及或影响宫廷政治的舆论的掌握和操纵，而且他还拥有慈禧太后同样的精明才干，能从反对力量造成的后果中保持有利可图的平衡。

李鸿章有可能成为一名值得钦佩的政党政治家。对他不幸的是，在他的时代绝对没有机会对愚昧的（或者说对政治无知的）群众发出雄辩的呼吁。尽管维新派声称情况不是如此，但在封建体制中并无构建政党机器的基础——不可能有投票箱，甚至连那种让选民在两个同样不受欢迎的候选人中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对于李鸿章这样注重实际的人来说，孙逸仙和康有为的梦想虽然令人感兴趣，但是无利可图的：从他们不负责任地谈论投票和选举、议院和民主政府之类的话题中，除了得到造反（他不愿意造反）的罪名外，一无所获。他很清楚地预见到，这种试图建立不实际的尝试，其结局（在他去世十年后确实发生了）是维新派的梦想最后变成议员无耻地争夺公共管理肥差的可悲境况。但是，如果说政党政府在中国具备存在的物质条件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存在政治上半觉醒的选民，存在为其解释疑问的材料，存在民主化所需的政党基金，那么，李鸿章有可能成为一个理想的政党领袖和总理。

李鸿章或许没有建设性的政策，但他肯定是“执政党、在野党”游戏的高手。如果没有一群贪婪的亲戚和地方亲信对公款的掠夺，如果他能把政党政治的机构变成囊括了能说会道的律师和精明敏锐的金融家的方阵，那么，他的天才就会有用武之地。

李鸿章总是把等等看的耐心和过人的天赋结合起来，在关键时刻观察政治形势发展的方向。他无限的勇气和力量源泉，只有在危险时刻才更加引人注目，他具有某种爽直的和蔼，具有让人顺其所言的机敏的能力，这就使他可以成为政党机器的理想操控者和事件发生后舆论的合适代表者。然而，按照当时的情况，他在国内政治中的角色完全被其环境的局限性确定了。由于以上解释的原因，他的角色分为三个方面：首先，安徽派对湖南派明争暗斗的领导人；接下来，广州立宪改革派不切实际思想的温和反对者；最后是义和团运动计划的全力反对者。

李鸿章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是他终身都坚持的观点，这一观点影响了他所有重要的对内对外政治活动，即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欧洲列强的冲突，直到中国通过教育和防御准备，能抵抗攻击为止。他毫无疑问地和张之洞一样排外，因为他内心鄙视西方的物质文明；但是在义和团事件中，他是中国高官中唯一一个有勇气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敢于公开指责慈禧太后愚蠢行为的人。如果中国强大到足以把外国人赶进大海的程度，就像端郡王宣称的那样，那么，李鸿章将是第一批为此祈祷的人；但他知道那种愚蠢只是一场梦。所以，他坚定了避免与欧洲人发生冲突的政策。

李鸿章对维新派的态度涉及的方面就更多了。从就任直隶总督起，他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鼓励所有部门“学习外国”。教育改革的确在他的国防准备计划里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内容都指向了经济战和工业战；他倡导在公共服务领域雇佣受过西方科学技术培训的人员，出于同样的考虑，他支持引进铁路和电报。他鼓励官员迅速告别所有的官僚传统，其方法是把官职授予一些第一批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广州青年（容闳的实验），其中有些不具备在当时对于中国官员而言不可或缺的资格（指通过科举考试）。

除了在外国教官指导下的陆军和海军学校之外，他还在天津创办了一所医科学校，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了他对欧洲医学优越性的信任。事实上，他的政策否认了一个古老的信念，即一名学者只要能够随时引经据典写出一篇翰林文章，就有资格在战场指挥军队或管理一方的财政。李鸿章本人的事例证明了这个传统，而他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没有偏见的进取精神，表明了他的政治才干。

由于十分之九的维新派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所以，改革者自然都期望得到李鸿章的同情和支持。如果他们的纲领避开革命政治，如果康有为野心勃勃的计划不以推翻朝廷作为目标，他们的期望肯定能得以实现。只要改革运动在一条合乎宪法的温和路线上，李鸿章的态度就会同情他们；他最终反对康有为和其合作者，是因为根据他的判断，这些人试图在学会走路之前就想跑步。他所有的思想和行为的原则和慈禧太后一样，是建立在“得体的方法”基础上；如果有确定的目标，他相信目标明确的改革，却不相信革命。因此，他人生的晚期，处于火热的广州革命派和支持义和团的满洲人之间，遭到双方大部分人的顾忌和猜疑。

根据广东作家林文庆的说法，李鸿章在南方并非不受欢迎。他说：“李鸿章的确把难以治理的广东省管理得秩序井然，因为人们对他感到害怕。他年轻时凶恶的形象仍在乡村中传播，他或许会夸耀说他的名字为百姓所敬畏。”这是在李鸿章去世前几个月写下的，当时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的痛苦已经被义和团运动的混乱所吞没。在另一个地方，这个半美国化的广州人以康有为的追随者和满洲人死敌的身份写作，表明了他对李鸿章的看法，“李鸿章虽然在政治上有个人的倾向，但他实际上是中国真正改革的先锋。”

林文庆像其他很多人一样，把阶级利益误认为国家事业；他和其他广州人在那个时期对这个直隶总督表示的钦佩，主要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实：是李鸿章为他们打开了防卫森严的文人学士的禁区，邀请他们进入省府衙门的高位。

在1898年9月那些不幸的日子里，慈禧太后禁止了光绪皇帝愚蠢的梦想并将他幽禁，李鸿章在他的职位上感到不舒服，对改革派感到失望；但是，对他很了解的人从不怀疑他所采取的政策。像张之洞和刘一坤（长江流域的两位总督）一样，他对康有为与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的时候所写的政治和经济论文很有兴趣；跟翁同龢（皇帝的老师）一样，他也称赞这些才华横溢的学者用优美的文字阐明他们的新思想，他还帮助他们将这些著作引入宫廷。这种态度与他在教育改革方面的整个政策是完全一致的。他支持这些自称“通鉴编纂者”的人物，因为他们和他吸收欧洲技术使中国强大起来的想法相吻合；当他们想要改变这个顽固守旧的政府的发展方向时，李鸿章却在一旁观看，悲痛多于愤怒，任由事态按“老佛爷的圣怒”所导致的残酷进程发展。林文庆说：

“李鸿章对改革派私下表示同情，但在公开场合则保持疏远。当然，李鸿章知道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但他自己的改革计划已经悲惨地失败了，以至于他或许觉得自己的麻烦刚刚过去，不应该立刻去捅马蜂窝。他没有更加迫害改革者的温和态度进一步证明了他的良知。当他奉命捣毁康有为的祖坟时，他没有按旨意执行；当改革者的亲属被他抓到时，他只是把他们囚禁起来。但他不敢公开跟老朋友的关系，也不敢表露对他们的同情。”

李鸿章喜欢把受过外国教育的人招揽到身边，安排在他的总督衙门里工作，有唐绍仪、伍延芳和罗丰禄等，他还雇佣许多欧洲和美国的顾问和雇员，这证明了他进步的倾向；但康有为的运动本质上是政治的和反对满洲人的，如果说改革派大体上对李鸿章没有支持这个运动而感到失望，那么他们必定是不懂得区别对待他的事业和公众的评论。

另外，林文庆说的很公正，李鸿章自己的地位此时很不稳固，他应该小心谨慎。他从海外归来，作为总理衙门的一员，就隶属于恭亲王和荣禄，不再像担任天津总督时那样拥有威望和权力。他的敌人众多，狡猾；在一些秘密奏折里，他被指控把大清帝国北方的一大块工地出卖给了俄国人。

康有为及其朋友给光绪皇帝的进言权迅速崛起，他们更为大胆，从来没有倾向于和解；那些拒绝完全接受他们炽热改革理念的人被指责为对抗皇帝的反动派，并被排除。翁同龢是康有为在朝廷中最初的支持者，但是在6月15日被革除职务。一直是制约力量的恭亲王在两周前逝世，荣禄被任命为天津总督，让总理衙门处于庆亲王无力的控制之下。李鸿章的命运转折发生在9月7日，当时他被解除官职。事实上，改革派并不打算把这个老总督列入同情他们的名单；然而，正如林文庆和其他一些人所证实的那样，李鸿章对他们并没有恶意，对后来那位不幸的光绪皇帝的遭遇，也没有感到高兴。

相反，李鸿章正统的儒学思想和对朝廷威严的深深敬意使他冷漠地对待慈禧太后的反动行为，最后则公开表示反对，当时慈禧太后打算把光绪皇帝赶下宝座，并进一步想羞辱他，整死他，这激起了满洲人的反对。

李鸿章在所有高官中，是唯一没有参加（作为大学士）1900年1月23日大觐见的人，在这次觐见中，光绪皇帝被迫在退位诏书上签字，并挑选了自己的接班人。李鸿章匆忙离开京城，去赴任广州总督这个新的职务。他敏锐地预见到，满洲人无知的英勇会迅速驱使他们盲目地攻击反对他们做出激烈反应的所有人和所有事，包括欧洲人。他与长江流域的总督们联手反对新皇帝登基，迫使太后重新考虑这件事，光绪皇帝保住了性命。在国内政治的高层，李鸿章在勇气、一致性、预见性方面，是值得赞扬的。(www.xing528.com)

逃离京城的慈禧太后看到自己的错误后，她在西安府发出罪己诏，其中提到的教育改革和宪法程序，无疑是从李鸿章那里得到的灵感。在这方面，袁世凯是李鸿章忠实的追随者和效仿者，而张之洞和通常一样，出于个人安全的需要也发生了转变。李鸿章曾提醒慈禧太后义和团政策的愚蠢之处，他没有用清教徒般的道德说教方式，而是简单地说，这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在北京可憎的荒凉之中，他勇敢地工作，从慈禧太后的废墟中挽救一些东西，极力催促她披上懊悔的政治外衣，让商业化的欧洲人和感性的美国人继续抱着“中国觉醒”的梦想。慈禧太后听从了李鸿章的劝告，这样他在去世前至少可以心满意足了，因为他的远见很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

在君主立宪政府的问题上，我们不可能说李鸿章是否有明确的想法，或者说他是否认真地研究过这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总督生涯的早期阶段就认识到，如果仅仅是因为君主专制不再能用武力维护其权威的话，那么对广州人和其他进步人士的意见做出让步以缓和专制统治，对于满洲统治者来说不失为一个良策。

如果李鸿章在慈禧太后1901年回到北京后的七年中，尤其是在俄日战争之后，还能活着做她的顾问，他可能会在维新派生硬粗糙的理论和满洲人顽固的保守思想之间想出一些权宜之计。李鸿章作为日本立宪政府演化的密切关注者，意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表面上建立一个代议制政府，而实际上仍保留君主专制的关键实质和统治阶级特权。但在1898年，朝廷仍未从教训中认识到改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而维新派同样没有认识到改变是一个缓慢且需要耐心的过程。在这一时期，李鸿章远远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如同1860年时一样，但在1896年之后，他就像在荒野上布道，其谨慎的观点使他得不到双方的信任。

李鸿章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值得注意，因为在他事业的不同阶段，这种态度影响了他对国内外政策的执行。和通常一样，只要涉及到私人关系，就有情感和理智的奇特混合。他个人对于宗教问题的看法是属于知识分子贵族阶级的观点——时而适度地感兴趣，时而恼怒，经常轻蔑，同时又能容忍，就像古典自由思想家。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种容忍感染上了愤世嫉俗的观念，这不足为怪，因为我们可以从他的观点和经历中看得出来。

毫无疑问，李鸿章和中国的其他官员一样，谴责基督教在中国的活动，也确实将其视为对国家的和平与尊严的一种威胁；他谴责那些无法收回的条约权利，正是这些条约权利使各种各样的人传播各种各样的教义，严重干扰了清政府的行政事务，而这些传教士凌驾于中国的司法管理之上，或置身事外，那些以传教的名义完成的政治工作（尤其是俄国和法国的公司），反复说教和灌输（主要是美国传教士）对维新派与宪法权威产生威胁的政治思想，令他感到痛心。尽管如此，直到生命的终结，他仍然友善地对待他认识的某些传教士，并由衷地尊敬他们自我牺牲的工作：他们真正做到了行动重于言语，善行重于说教。因此他对代表团的出色工作给予热烈赞扬，而且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他在天津建立了一所免费医院，由伦敦代表团的一名大夫主持。

根据约翰W.福斯特为1913年版的“回忆录”写的序言，李鸿章“到成年时，也像中国的大部分人一样，对传教士及其工作无知并且仇恨，称他们是洋鬼子，轻蔑地看待他们的教义。但渐渐地，当他更好的了解了他们的工作，就修正了他的判断”。然而，福斯特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把教义看作哲学或道德，没有理解基督教传教士和其使命的精神实质”；同时“基督教国家间的不一致不会不引起他的注意。他提到它们彼此争斗，怀有痛苦的仇恨。”

在《回忆录》中存在这样一段话，日期是1886年2月，完全地表达了李鸿章讨论宗教问题和基督教道德基础时的看法（尽管语言有很大不同）：

“在这几年里我已经对西方的宗教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研究和思考，我看不到它和我们自己的哲学相冲突。相反，孔子的教导和耶稣的教义同样在一个高尚的层面，都想改善全人类的道德状况。我知道，如果我生在英国、法国或者美国，我会称自己是基督徒，因为基督教是那些国家的宗教；按照它的信条生活的人将不会遇到麻烦并且还受人尊重。他不会想到孔子，因为他不需要他和他的教导。同样地，反过来在中国，我不需要基督，如果我只追随我们自己的圣人和哲学家。我本人不需要基督教，但我不会因此反对它，因为我相信在中国有几千、几百万人将会从耶稣的知识中受益，尤其是在根本不妨碍自己遵循孔子的教导的时候。”

“因此今天我概括谈谈更聪明的官员和文人的想法——我的想法，也是从广州到京城北部这个阶段的想法——外国人之所以被憎恨，不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而是因为他们在其它方面使人害怕。今天的可怕，根本不在于耶稣基督和他的追随者，而是他们可能会与国家的政治和工业独立为敌。”

熟悉李鸿章最能干的秘书罗丰禄（曾任中国驻伦敦大使）清晰的用词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这段文章与他陪同总督巡游欧洲期间发表的有关总督感想的演讲有奇特的相似之处。

可以肯定，李鸿章最初对基督教及其阐释者的评价，在他与戈登将军相处时有了相当大的改变，这一点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谈过，通过与那位骑士的合作，李鸿章认识到基督教道德诉求的一般特性。不论从哲学角度还是伦理角度，有别于教条的基督教道德教义被李鸿章称赞，就像他说的那样，因为它们的精神在本质上是东方的；事实上，中国文明的优势在于它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但是没有什么能使他对基督教代表团带来的政治困境和危险视而不见。那些危险的本质，他在1876年那篇著名的奏折中委婉地提出过，我已经引用过了。从中我们发现以下他政策中的重大陈述：

“传教士扩展的问题，比其他问题更令人困惑，尤其是它不是国家与外国政府之间的问题。当下，无数未登记的教堂竖立在每个地区，解释他们的教义，宣扬他们的信仰；普通的民众一半受了他们欺骗，另一半则出于邪恶的目的加入了他们。应该发指令给北方和南方的贸易负责人、将军、总督、理事、海关负责人、道台，让他们结交外国的官员，与这些官员沟通。然后，当任何事情都安排好了，明确地告诉他们当普通百姓对官员行为不端时会被判决；当发生百姓不愿意改变信仰这样的事情时，官员不能坚持他们的做法，反对百姓的意志，否则这会提高暴动和骚乱的可能，损害国家间的和睦。在即将修正的条约中，所有可能的条件都要用来关注这一点，不能增加新条款。”

此后不久，李鸿章有机会纠正自己关于外国政府并不关心传教士问题的观点。在他担任直隶总督一年后，我们发现他参与起草了中国给法国政府的一个通告，其中提出了一些合理的（但对法国政府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建议，管理各省的传教士的工作，以预防可能因此出现的国际纠纷。这些建议中最重要的是（1）明确国内传教士的法律地位，制止国中之国的不幸后果，这个后果由传教士自己和国内的皈依者不受当地政府管制所导致；（2）要意识到严格检验皈依者的品格和过往经历的必要性。

虽然许多没有偏见的观察家立即接受了这些建议，但欧洲各国的外交部和新闻界并没有给予鼓励。阿礼国爵士严厉批评在1858年的《天津条约》中以武力强加给中国的“默认条款”，谴责说“为了使这个国家转向基督教信仰，在一个商业条约中附加改变宗教信仰的作用是徒劳的。”他预见到这种做法最终会成为“引起不信任的原因和动乱的因素”，中国随后的历史不幸地实现了这个预言。基督教教会中的激进派确实要对不幸的中国人民造成的麻烦和苦难负责。密吉先生客观地指出，在分析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时，中国政府在1871年抱怨的不幸“正在逐年增加，暴力和杀戮不间断地交替发生，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人民的情感在加速恶化。近年来中国政治承担的后果具体的表现形式是领土掠夺，中国人已经有了丰富的使国家强大、使人民善良的这种宗教的经验。”

李鸿章作为中国外交关系的主导者，持续关注着这个问题。法国在中国成为基督教保护国（德国人有争议）的历史太长太复杂，以致现在不能讲述；说它在中国纯粹的国内行政事务中导入了一个新的而且高度危险的因素就足够了。反教权的法国坚持违背中国的意愿，在中国领土上保护基督徒的权力，没有比这景象更强大的实例可以引证，传教活动可以被一个有侵略性的政权用于政治目的。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时，李鸿章希望消除法国对中国境内的罗马天主教教会事务的政治干预，因此他劝说教皇派遣一名大使到北京，并同意任命一位中国大使去罗马教廷，以便和中国当局面对面地把天主教的代表团安排得更加正规合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派遣了一位值得信任的代理人秘密出使梵蒂冈，这位代理是一个叫约翰·乔治·邓恩的英国天主教教徒。邓恩先生还被授权提出北塘大教堂这个令人烦恼的事件，这个俯瞰宫殿的建筑物令慈禧太后和朝廷十分震怒。将它迁移到到另一处的提议早就进入议事日程。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这个问题在朝廷和拉扎里斯特代表团双方都满意的情况下得到了圆满解决。但是出于法国声称是罗马天主教代表团的保护国，法国政府对此事的武断态度，使中国人更急于把一名教廷大使安排到北京。

一段时间以来，李鸿章为了这个目的进行的谈判（通过邓恩先生用电报的方式）似乎要取得成功；但是教皇最终被迫收回了他的批准。法国政府给教皇发了最后通牒，威胁要对法国的教会进行严厉的报复，他不得不让步。这件事再明显不过地表明，宗教为了政治目的而贬值了，它也增加了中国人对传教士活动的怀疑。如果李鸿章在以后的时间公开嘲讽欧洲列强对各自宗教宣扬的关注，谁还会指责他呢？

德国政府明显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在1882年不再允许法国对德国传教士行使宗教保护国的权力；它坚持要这些人通过德国代表团拿出他们的护照。这个问题在1886年安泽尔主教被任命到山东后变得尖锐。梵蒂冈被迫于1890年批准了这个新程序，不过由意大利政府提出了类似安排遭到了否决。这种以宗教名义发生的不合礼仪的纠纷，使得不幸的中国当局处于相当窘迫的境地。

德国驻北京大使赫尔·冯·布兰德在与安泽尔主教的相处时直言不讳地说，对传教士的“保护”是政治资产，德国不打算把它交给其他任何列强。安泽尔主教是一个诚实的人，分清了作为一个忠诚的德国人应尽的职责和作为一位牧师对教皇利奥八世应尽的职责，他毫无掩饰地表达对法国保护国的偏爱。在最终决定自己的行动方向之前，这位主教向教皇咨询，李鸿章抓住这个机会给红衣主教兰波拉写信，建议做一些安排以规范基督徒在中国的地位。他仍然期望看到一位教皇大使来到北京，后者能够不求助于战马、步兵和大炮来解决宗教问题。梵蒂冈与返回中国的安泽尔主教的态度，都倾向于鼓励这种希望，但李鸿章和罗马教皇都无法克服法国的坚决反对。

1891年10月，法国政府施加压力，劝告梵蒂冈放弃派遣一位教廷大使携带信件和礼物去见中国皇帝的计划。在中国的罗马教会的激进分子仍然是非宗教性外交目标的辅助工具，李鸿章被迫承认他的努力是毫无希望的。这是为一项事业进行的毫无结果的谈判，这次所有的正义都在中国这一边，所有的不公正都在对方那一边，这毫无疑问地使他随后怨恨传教工作；值得称赞的是，他并没有将全部的怨恨发泄到某个特定的传教士身上。另外，尽管他未能到达国外，大大地简化中国政府对内部事务的控制，但他在总督的职位上仍然坚定地、成功地维护了法律和秩序，并坚持了消除所有与外国列强摩擦事由的国内政策。

后来，在甲午战争和李鸿章被解除直隶总督之后，维新派动荡的精神，充满“西学”的自豪，开始显示缺乏知识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康有为用粗糙的理论扬言要以一场破坏迷信的暴动影响整个政府结构，大多数保守文人学士在这些破坏性的影响中找到了传教士传播罪恶的新证据。

康有为政治上的太平盛世的设想，明显是受李鸿章的热情的启发，卢梭、密尔顿和其他欧洲作家所主张的政府原则，直接适用于治愈中国腐败的情形；许多教会学校通过世俗的教育方法来促进了维新观念的发育已是公开的秘密，他们的教育完全不适合学生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下扮演有用的公民的角色。李鸿章虽然充分了解这种新危险产生的原因和本身的性质，但他在思想上仍然保留了足够的宽容，没有谴责基督教在世俗教育中出于好意却犯下的错误。

李鸿章意识到，在教会学校中产生的破坏性因素不像日本纯世俗大学所产生的精神产品那么不受约束，具有革命性。一方面，学生们吸收有关民主制度和人权的粗糙思想，另一方面出现了通过采用无政府主义性质的手段反抗当局的总体趋势。李鸿章敏锐地预见了这一切；他意识到，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旧瓶子里装不下这种新酒，而新酒的引进又是无法阻挡的。他对改革者，甚至有革命倾向的人的态度是坚定的，但是因同情和伤感而有所软化。1871年，他提议为受到西学教育的人设立一个对外事务研究机构，同时开设文职官员的特殊考试，如果这个建议在当时被接受的话，对付维新派就容易多了。1898年，慈禧太后用严厉的措施暂时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李鸿章的政治判断又一次得到了证实，他去世十年后，在1911年的革命中——这是一次起义，由一群受过公务教育而没有可能做官的不满者发起。

从整体上看，李鸿章作为外交家和政治家的生涯，明显不同于他那些最著名的同僚（如南京和武昌的两个总督），最大的不同是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改变是不可避免的，明智的选择是及时准备迎接改变的到来；可用于这种准备的工具很少而且不适当。他同时代的人通常没有认识到清朝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也没有面对任何紧急情况的心理准备。如果你愿意成为一群盲人中的独眼领袖，那么这只眼睛就必须有着非凡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