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历史观：基于时代差异的批判尝试

黑格尔认为他的历史哲学适用于到他为止的整个人类文明史。但根据我们前面三章的分析，黑格尔的这种主体主义历史观，必须在一种主体权力控制的格局下才能成立。澄清黑格尔历史观的适用性问题，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一历史观的内在局限，从而更好地理解，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它在黑格尔之后走向衰落了，在什么意义上又可以说，它还在有效地规定着我们自己的生活。

经过考察，我们会发现，黑格尔的历史观对于东方、古代、中世纪而言都有其不合拍之处。如果说黑格尔的历史观是一种完全内在性的主体主义历史观，那么中世纪虽然也共享了一种类似的权力控制模式，却没有共享这种历史观的完全的内在性；古希腊则基本上置身于主体主义权力格局之外，古代的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主体主义的关系，古代人也不认为历史是什么本质之物，而只是一种受到理型与本原所支撑起来的秩序格局规定，但并不一定全然符合该规定的、十分偶然的变迁过程，故而亚里士多德有“诗比历史更有哲学性”一说；至于东方，黑格尔以“自然”概念来加以界定，则完全是削足适履，试图将异质文化纳入西方形而上学中本身就已十分特殊的一种形态的结果，这种做法比起他对中世纪以及古代的处理方式来，就更加不合适了。黑格尔不是不了解时代间的这些差异，他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在不同时代间进行一种贯通，但其成功与否，则有详加考察的必要，正是我们这一章的任务。

由上一章可知，黑格尔历史哲学强调的是超出单个人或单个人的种种集合之外，而又能在他们的行动中成就他们，并且与他们须臾不可离的那种存在及其变化走向，这一做法基本符合中世纪到当代德国主流思想一贯的趋势，同时却也成为后世人批评的一大焦点。即便在前几章中，我们致力于证明绝对精神的内在性，到此为止，似乎仍然没有将问题说透，原因何在？

如果说本书是黑格尔历史观重演的舞台，那么前两章就是在为它的登台作准备，上一章则是它的正式上演，我们致力于在同情地理解的同时驳斥各方面的误解，使这两方面的工作相得益彰。但在马克思、布克哈特、尼采与海德格尔之后的今天，绝对精神已经成为过去，不再是当今时代的现实，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本书的任务，又不是将黑格尔的历史观当作过去的死物进行客观知识性的研究，而是要发掘它活生生地影响到当今世界的生命力，因此从这里开始，我们要再次将这一历史观放到一种思想史的背景中去进行考察，只不过这一次的背景主要在于，与德国观念论时代不同的那些时代，对这一历史观构成的一种可能的批判关系，更在于今人是否还能承认这一历史观。——当然，“背景”不等于“主题”，黑格尔与之前时代，以及与后人的关系是另外几项专门研究的对象了，本书只能在行文需要的时候，在有限的意义上附带讨论之。(https://www.xing528.com)

上一章说过，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同于普通历史哲学之处在于，它是一般历史哲学得以可能的条件，我们何妨站在今人的视角，再追问一下使这条件得以可能的条件？因为我们不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黑格尔历史观的异常复杂之处，是它往往表现为某种形式，但又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类似形式，比如上一章中讨论的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他的确有如此一说，但非常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历史终结论。我们要花费相当细致的工夫，才能将他的这一学说与别人的相关学说剥离开来，否则对他的这一学说的批评往往会是南辕北辙，或者只及表面，不及核心。本章要讨论的“进步论”，也是如此。初看之下，黑格尔设置了历史的某个终结点，而整个历史，就是朝向这一终结点运动的某种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进步过程，殊不知正如上一章已经证明的，黑格尔既没有将他本人的时代或者他的哲学，也没有将未来的某个时间点设置为历史的终结，既然这些意义上的“终结点”都不成立，何来向此终结点的进步？但黑格尔本人的确说过“自由意识的进步”这样的话，这是不容否认的。这样的矛盾如何解决？

这一章正是要从这一表面的矛盾切入。如果允许笔者分别为上一章与本章提出一个关键词的话，那就是“自由”和“进步”：无论我们是否认同西方的自由观，我们都得承认，这种自由的确是可以贯通整个西方历史的，如果说在西方人看来有比理性更高的价值，那就是自由，^[1]它也是黑格尔解读世界历史的最有力武器；而“进步”则是暴露黑格尔的现代性，也暴露西方形而上学之局限性的概念。黑格尔的确持一种进步论，这种进步论的背后是一种目的论，但这种目的论不同于康德先验的目的论。黑格尔的目的论背后有更深的东西：它从根本上接续并以集大成的方式发扬了古希腊以来的逻各斯整体结构这一思想传统。我们将讨论黑格尔如何继承这一思想传统，借此区分黑格尔进步论与其他进步论形式，说明他眼中的“进步”实际上是一种逐步“深入”，而不是“从头到尾/从起点到终点”式简单的线性上升（第一节），进而通过在比上一章更深的层次上重演这一进步的线索，说明绝对精神看似将过往各历史阶段的生命力提升并吸收（扬弃）到现代之中，实际上是现代主体主义^[2]的存在方式面对东方、古代与中世纪时的自我辩护，极容易沦为现代的傲慢手中的工具（第二至第四节），最后，在此基础上，通过重温上一章末尾部分提到的“历史终结论”的后两层含义，并联系黑格尔之后到20世纪初为止的种种对思辨历史观的反动，简单考察黑格尔进步论的危机和形而上学的终结（第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