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后,非裔美国小说家越来越关注非裔美国人的身份问题。他们通过描写种族和性来探索和揭示非裔美国人所遭遇的身份危机。种族抗议是这一时期小说的主题之一。几乎所有的非裔美国小说家都来自中产阶级,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国内名牌高校接受过大学或研究生教育。因此,这些小说所描写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关于非裔美国中产阶级生活,而且这些人物大多数还是肤色较浅的混血儿。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没有涉及普通黑人民众所遭遇的社会问题。大萧条是非裔美国小说主题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大萧条造成的经济危机使非裔美国人的生活雪上加霜,黑人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所遭遇的困难远远超过白人。一些非裔美国作家把文学观察点从黑人中产阶级转向下层黑人,揭露黑人社区的脏乱差和黑人处于困境的无助感,抨击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贫富差距及其社会致因。这个时期最杰出的小说家有詹姆斯·威尔敦·约翰逊、琼·图默、左拉·尼尔·赫斯顿、内拉·拉森和理查德·赖特。
1.詹姆斯·威尔敦·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1871—1938)
詹姆斯·威尔敦·约翰逊是美国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先驱者之一。他的文学生涯一直延续到哈莱姆文艺复兴后期。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创作的作品以缩影的形式展现了20世纪初非裔美国文学发展变化的轨迹。
约翰逊于1871年6月17日出生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父亲是宾馆领班,母亲是教师。他在黑人中产阶级社区里长大,家境殷实。约翰逊钟爱文学,得到父母的大力支持。他于1894年毕业于亚特兰大大学。1893年夏天,他在参观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时结识了非裔美国诗人保罗·邓巴。两人的友谊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邓巴去世。在亚特兰大大学读书时,他就开始从事诗歌创作,而且还在学校的宣传栏上发表过一些诗歌。
约翰逊担任过美国驻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的外交官。后来,他还短暂地教过书。他与弟弟约翰·罗萨蒙德到纽约城为舞台写曲子。约翰逊很快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非裔美国作家。像邓巴和契斯纳特一样,他也在白人主办的杂志上发表作品。另外,他创办了杂志《危机》,这个刊物成为他把自己的作品介绍给非裔美国读者的主要媒介。1920年至1930年期间,他担任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行政秘书。1925年,这个协进会授予他斯平加恩奖章。最后,约翰逊回到南方,在费斯克大学教授文学。约翰逊于1938年6月26日去世,享年67岁。
约翰逊的主要作品有《一个前有色人的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an ExColored Man,1912)、《五十年及其他诗歌》(Fifty Years and Other Poems,1917)、《上帝的长号,或七片黑人的诗体布道》(Gods Trombones, or Seven Negro Sermons in Verse,1927)、《圣彼得叙述反叛日事件》(1935)、《美国黑人诗歌集》(The Book of American Negro Poetry,1922;扩展版,1931),《黑色的曼哈顿》(Black Manhattan,1930)和他的自传《沿着这条路》(Along This Way,1933)。
约翰逊的代表作是小说《一个前有色人的自传》(1912)。这部小说讲述了一名黑人成功地掩盖了自己的黑人血统、混入白人社交圈的故事。他的童年在新英格兰度过,意外得知自己有黑人血统;他曾想到亚特兰大大学读书,但没被获准;成年后交替生活在白人社区和黑人社区。小说的叙述者也是小说的主人公,他的名字在小说中一直没有出现。他是音乐家,用音乐表达了其人生的二分性。他在古典音乐方面具有天赋,成年后来到纽约俱乐部,学习雷格泰姆爵士乐(一种典型的黑人音乐)。他把这种音乐形式发挥得淋漓尽致,轰动乐坛;在一位白人富翁的资助下他到欧洲演出。欧洲之行开阔了他的视野,他决定终身从事黑人音乐的演出和研究,成为一名真正的非裔美国艺术家,把粗糙的黑人音乐改进成优美的古典音乐,以此方式搭建黑人民族与白人民族沟通的桥梁。他的决定成为其人生的转折点,也构成小说强有力的结尾。贯穿整部小说的主题是主人公在道德上的懦弱。该小说的戏剧性张力来源于他童年时想成为一名伟大非裔美国人的抱负与阻止他实现这个抱负的悲剧性缺陷[14]之间的冲突。面对生活中的每一次危机,他所采取的态度是听天由命,顺其自然。
在这部小说里,主人公“深刻地表达了,也许还是哀婉动人地,甚至悲剧性地,探索20世纪非裔美国人在美国为自我定义而奋斗的种族身份和从‘非裔美国人’到‘美国人’的矛盾关系”(Gates:767)。可是,至于约翰逊在小说中提出的问题,他自己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法。由于未能为非裔美国艺术家的困境找到出路,作品带有很强的悲观主义色彩。他所提出的问题使这部小说成为非裔美国文学史上一部前瞻性很强的小说。许多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代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非裔美国文学创作的最高峰,是战前黑人文学传统与战后哈莱姆黑人文艺复兴之间的过渡之作。
2.琼·图默 (Jean Toomer, 1894—1967)
琼·图默是在20世纪20年代最受美国非裔知识分子敬重的小说家。图默作品的神秘主义色彩和现实主义张力均来源于现实生活中不寻常的职业生涯和人际关系。他交往的朋友几乎全是白人,从中他更清楚地认识到黑人文化的优秀特质,因此他倡导非洲黑人文化艺术传统,高度赞扬非洲血统的高贵品质。
图默于1894年12月26日出生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富裕家庭。他从华盛顿特区的保罗·劳伦斯·邓巴中学毕业后,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学习法律,然后转到纽约城市学院读书,但不久,文学创作却成为了他的第一爱好。他以先锋派诗人和短篇小说家的身份,向《金雀花》(Broom)、《分离》(Secession)、《骗子》(Double Dealer)、《表盘》(Dial)和《琐碎述评》(Little Review)等知名杂志社投稿。“在纽约城经过短暂的文学学徒期后,他以乡村教师的身份来到佐治亚农村——这段经历直接为小说《甘蔗》的撰写提供了灵感。”(Bone:8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图默曾涉猎心理分析和瑜伽,后来他又加入纽约文学社团,与柯尼斯·伯尔克、哈尔特·克莱恩、戈尔恩·曼森和沃尔都·弗兰克等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思想交流。1924年,他来到法国,成为俄罗斯裔瑜伽神秘主义者乔治·艾瓦诺维奇·古尔德杰夫的门徒。不久,图默回到美国,竭力在哈莱姆和格林威治村传播他的新观点。1923年以前他写过一些以种族为主题的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独幕剧《巴洛》(Balo)。这个剧本收录在阿莱恩·洛克和蒙哥马利·格雷戈里(Montgomery Gregory)主编的文集《黑人生活戏剧》(Plays of Negro Life)里。但是,图默对此很不情愿。他还曾抱怨说,洛克把他的部分作品收录在《新黑人》(The New Negro, 1925)里也是对其作品的“愚弄或者误用”。
1936年他写了一首长诗《蓝色的子午线》(“Blue Meridian”),谈论黑人和白人的种族融合问题,设想人们在融合中改变了肤色而成为一个新的种类——蓝肤色的人。这首诗戏剧性地预示了21世纪的种族话题和2008年的总统大选。他皈依贵格会之后,出版了两部著作《他的研究:对朋友信仰的阐释》(His Studies:An Interpretation of Friends Worship, 1947)和《男人的风格》(The Flavor of Man, 1949)。图默在1945年之前未出版过的作品都收录在达尔文·特纳(Darwin Turner)编辑的文集《难以琢磨与寻觅》(The Wayward and the Seeking, 1980)里。特纳的目的是从“说教性的、枯燥无味的”的文本中提取一些有趣的材料。在其后半生,图默避免谈及种族身份,热衷于神秘主义的探索和宗教活动。他不停地创作,但出版社不断地拒绝他的稿件,认为这些稿件的水平都不及《甘蔗》。后来,他零星地发表了一些诗歌和散文。1949年之后,他便停止了创作。据说,他曾拒绝承认自己是黑人的事实。正如阿尔拉·伯恩藤普斯所说:“他退回到白人的阴影里了。”(Margolies:39)后来,他甚至拒绝詹姆斯·威尔敦·约翰逊把他的作品收录在非裔美国作家的文集里。图默于1967年3月30日去世,享年72岁。
图默的代表作是小说《甘蔗》(Cane,1923),被评论家赞赏为哈莱姆时期和 “失落一代”的重要作品。该小说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图默用抒情的语言描写佐治亚农村的黑人生活;第二部分,他把视角转向城市黑人, 特别是那些生活在芝加哥和华盛顿特区的黑人;第三部分,他引入了自传成分,描述一名城市非裔美国人在农村的生活。《甘蔗》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到目前为止,这部小说仍然被看做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影响最深远的作品。不少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在非裔美国文学史上可以与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和拉尔夫·埃里森的《隐身人》齐名,被誉为非裔美国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之一。琼·图默不愧为第一流的非裔美国作家,他把词语当做可塑性材料,别出心裁地组合出自己的艺术风格。美国学者罗伯特·波恩说:“当同时代的作家还在试验粗俗的文学现实主义的时候,图默已经超越了自然主义小说,进入情感表达更高层面的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神话色彩。”(Bone:81)
3.左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 1901?—1960)
尽管左拉·尼尔·赫斯顿的大多数优秀作品都发表在哈莱姆文艺复兴之后,但她的小说话题和风格与20世纪20年代文学的关注点相吻合,所有的作品都是以哈莱姆文艺复兴和大萧条岁月为背景,因此她仍然被公认为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家之一。在这两个时期中,男性作家在黑人文坛起主导作用,他们均从男性的角度来谈论种族压迫的话题。赫斯顿则从女性作家的角度在作品中探讨女性话题和女性主义思想,以驳斥父权制下的男性特权论和男性对妇女问题的长期误读。“黑人男性的叙事集中讨论公共舞台和种族冲突;而赫斯顿赞扬的是民众智慧。”(ButlerEvans:42) 此外,赫斯顿也把注意力集中于探索非裔美国人的内心世界。
赫斯顿大约于1901年1月7日出生在亚拉巴马州诺塔苏尔噶,童年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黑人镇子里度过。她所经历的“隔离但公平”(“separatebutequal”)的社会环境深深影响了她对种族问题的看法和对非裔美国小说的构思。赫斯顿的父亲是佃农和业余传教士,其精彩的布道对赫斯顿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她热爱读书,曾就读于摩根州立学院、霍华德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赫斯顿读大学期间,诗人乔治·道格拉斯·约翰逊(Georgia Douglas Johnson)、哲学教授阿莱恩·洛克(Alain Locke)和人类学家弗兰兹·鲍斯(Franz Boaz)都曾是她的老师。
在霍华德大学读书时,她参加了由阿莱恩·洛克发起的大学生文学社,与兰斯顿·休斯和华莱士·瑟蒙合作编辑了杂志《火》(Fire)。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约翰·雷丁去当水手》(“John Redding Goes to Sea”,1921)发表在霍华德大学的文学杂志《铁笔》(Stylus)上。这个短篇小说引起了社会学家查尔斯·S.约翰逊的关注,他鼓励赫斯顿到纽约去施展才华。约翰逊在其主编的杂志《机会》(Opportunity)上刊登了很多由赫斯顿撰写的故事。赫斯顿积极参加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和20世纪20年代的非裔美国文学或文化运动,与W.E.B.杜波依斯、兰斯顿·休斯、康蒂·卡伦和克劳德·麦凯等作家都进行过文学创作方面的交流。1928年她获得奖学金到巴尔纳德学院攻读社会学学士学位。“1927年至1931年期间,在夏洛特·奥斯古德·梅森的资助下,赫斯顿在美国南方各地游历,收集非裔美国人传说——故事、诗歌、谎言、风俗、迷信和笑话。”(Worley:224)
1934年,赫斯顿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乔纳的葫芦藤》(Jonahs Gourd Vine)。该小说讲述了约翰·布迪·皮尔逊的故事。他是一名才华横溢的牧师,深得信徒的崇拜,其中3名女教徒对他狂热迷恋,甚至不惜用伏都教咒语来赢得他的关注,然而他深深地爱着与他同甘共苦多年的妻子露西。他在与妻子和女教徒的关系处理上进退两难,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情感纠葛。赫斯顿以此表明忠诚、忍耐和好意难以调和精神和肉体之间的张力,揭示了人性的变幻无常。
她的第二部小说《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在1937年出版。11年后,她出版了第三部小说《苏万尼的六翼天使》(Seraph on the Suwanee,1948)。该小说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南方农村为背景,描写黑人女孩阿维·亨森和吉姆·米塞梧的爱情故事。阿维怕在恋爱中受骗,歇斯底里地排斥一切追求者,就在她哀叹自己找不到真爱时,性格开朗的吉姆闯进了她的生活。不管她怎么冷落、痛斥吉姆,吉姆仍不怨不悔地追求她。赫斯顿通过阿维这个人物来揭示了女性的心理:女性对男性求爱的拒绝表面上是为了捍卫自我,实际上是为了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最佳位置。除了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外,赫斯顿还写了三部民间故事集、一部自传、一部独幕剧、两个歌剧剧本和数篇杂志文章。在其创作生涯中,她从事过许多工作,包括教书,为报社写稿和做家政服务。尽管身兼数职,加上赞助人的资助、稿费等,赫斯顿还是入不敷出,生活拮据。1960年1月28日她在贫困中去世,享年69岁,葬在佛罗里达州福尔特·皮尔斯的一个黑人公墓里。她的墓地没有标识,直到1973年爱丽丝·沃克在其墓地的大概位置立了一块墓碑。赫斯顿不甘心做“悲剧性黑人”,竭力表明黑人拥有与白人一样的智慧和发展空间,但她的创作智慧和文学观念不为同时代的人们所接受。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才开始关注赫斯顿的文学作品。
赫斯顿的代表作是《他们的眼睛望着上帝》。这部小说讲述了黑人妇女珍妮·克洛福德的故事。她一生中结过三次婚,终于在第三次婚姻中找到了一个关心她的男人。她冲破了贫穷和性别歧视对非裔美国女性的桎梏,大胆追求人生幸福。该书没有顺应当时的非裔美国小说抨击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的潮流,而是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描写一名黑人妇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她的创作与当时的男性作家截然不同。非裔美国男性作家着重描写非裔美国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斗争,而赫斯顿小说探索的是黑人社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冲突。男性作家描写黑人男性的英雄事迹或反英雄事迹,而赫斯顿专注于描写黑人妇女对个性的追求。男性作家把黑人民间故事和民间文学传统视为叙述文本关注点的边缘材料,而赫斯顿把这些视为文学创作的基石,并以此构建非裔美国文化的基本框架,确立民间故事在其文本叙事中的中心地位。正是由于她这种敢于追求不同的尝试,赫斯顿打开了美国文学经典的大门,开拓了非裔美国女性的文学天地。
4.内拉·拉森 (Nella Larsen, 1893—1964)
内拉·拉森是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作家,也是荣获古根海姆研究基金[15]的第一位黑人女性作家。谈起20世纪20年代的黑人文坛,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克劳德·麦凯、康蒂·卡伦、琼·图默和兰斯顿·休斯等男性作家,而以拉森为代表的黑人女性作家没能引起学界和读者的足够重视。实际上,拉森是首位探索中产阶级混血儿心路历程的黑人作家,她的作品展现了与种族问题纠结在一起的性别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披露了种族越界中的善良与邪恶、真诚与奸诈、执著与背叛。在其文学生涯中,她的出版量很少,只出版过《流沙》(Quicksand,1928)和《越界》(Passing, 1929)两部小说以及几个短篇。她的文学成就一直被埋没,直到20世纪90年代种族身份问题和性别身份问题成为美国学界研究热点时,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其作品的前瞻性和独到之处。(https://www.xing528.com)
拉森于1891年4月13日出生在芝加哥,母亲是家庭问题社会调查员。童年时,她与母亲的亲戚一起在丹麦居住了几年。1907年和1908年她在费斯克大学读书。1914年,拉森就读于纽约市立林肯医院的黑人护士学校。1915年毕业后,她来到亚拉巴马州的塔斯克吉学院,在校医院和培训学校担任护士长。在塔斯克吉学院工作时,她接触到布克·T.华盛顿的教育模式,但后来觉得华盛顿的思想在种族歧视严重的美国社会是不适用的。1919年她与著名物理学家艾尔默·塞缪尔·艾米斯结婚。艾尔默是第二位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结婚后,他们搬家到哈莱姆。拉森在纽约公立图书馆135条大街分馆担任图书管理员。从结婚那年起,她开始文学创作,并在1920年出版了一些作品。1928年她出版了自传体小说《流沙》。这部小说被公认为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仅次于《甘蔗》的优秀小说。因其对非裔美国文学的突出贡献,这部小说被授予哈尔蒙基金年度奖。1929年,她出版了第二部小说《越界》,再次受到评论界的赞誉。1933年拉森返回纽约后,渐渐退出文学圈。她于1964年3月30日在纽约布鲁克林公寓去世,享年72岁。
拉森的代表作是小说《流沙》。该部小说讲述了非裔美国妇女海尔格·克莱恩的故事,克莱恩以早年的拉森为原型。克莱恩的母亲是丹麦人,父亲是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克莱恩出生后不久,父亲就离家出走了。由于克莱恩与她家的白人亲戚关系不好,在美国她辗转居住过很多地方,也曾去过丹麦。后来,克莱恩在一所南方黑人寄宿学校当教师,这是一所按塔斯克吉大学的模式建立的学校。她不满周围人们所信奉的实用哲学,与一名白人传教士发生了冲突,因为这个白人传教士认为非裔美国人应该自觉进入隔离的黑人学校,还认为追求社会平等的斗争会使非裔美国人变得贪婪。之后,她愤而辞职,来到芝加哥。她的白人叔叔娶了一名心地狭隘的女人,不认她的侄女身份。之后,她就去了哈莱姆,发现那里的黑人中产阶级有教养,但很虚伪。有一天,她意外地从芝加哥的白人叔叔那里收到一笔5000美元的汇款,她决定用这笔钱到哥本哈根去拜访姨妈。在那里,由于她的异族风情,她很受当地人的欢迎,但她觉得还是生活在非裔美国人中自在;不久,她回到了纽约城。她曾经历过一次严重的精神疾病,后来她皈依了宗教,并与使她皈依的牧师结了婚。婚后,他们移居南方,她逐渐发觉白人利用宗教愚弄非裔美国人的伎俩,渐渐地对宗教产生了疑问。整部小说中,她屡次搬家,其实是为了寻找更有效的方式来解决其种族身份的问题,但都没有成功。由于混血儿身份,她在现实生活中处境非常尴尬:白人圈子排斥她,黑人社区也不接纳她。
《流沙》一出版就受到评论界的好评,但是销售量并不理想。杜波依斯给予这部小说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是继查尔斯·契斯纳特以来写得最好的黑人小说。拉森在这部小说里揭示了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种族越界”问题。拉森所描写的“种族越界”不同于以往的作家,她没有着意刻画悲剧式的混血儿形象,而是揭示美国黑人在种族越界中的双重意识和黑白混血儿对自我身份的认同窘境。黑白混血儿看似顺应实则反抗的越界行为强化了美国社会的种族界线,是对种族主义在黑人心理上设置的无形监狱的有意抗争。
拉森在《流沙》中所揭示的黑人双重意识或双重人格实际上是源于黑人文化与白人文化的冲突。黑人在双重意识中形成难以妥协的种族意识观,主要表现在宗教、教育和生存环境三个方面。主人公海尔格·克莱恩的灵魂深处烙着黑人传统文化价值观,她把传统道德作为立身处事的行为标准。她认为纳克索斯学校象征着美国种族主义制度强加给黑人的无形监狱。纳克索斯学校的人总是大谈种族政治和种族意识,但却扼杀黑人对颜色的自由喜爱,压抑黑人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其目的是使黑人学生内化白人的颜色审美观和种族世界观。单纯、灵感和坦诚等这些种族精神的必要元素,却遭到无情的扼杀。海尔格最终失望地发现自己竟然是参与扼杀黑人学生天性的帮凶,于是不得不愤然辞职。
拉森通过幻觉、梦魇和意识流来表现海尔格的双重人格在其双重意识中的形成过程,揭示黑人在种族主义社会中尴尬的人际交往状况。幻觉、梦魇和意识流作为生理和心理现象在一般情况下是同孤独情绪相伴相生的,因而起到了催生双重人格的媒介作用。在《流沙》所描写的社会环境里,种族越界不为白人和黑人两个种族所容忍。他们都认为种族越界不仅仅违反了事物既有的秩序,也是一种道德的沦丧。因此,在美国种族主义社会里,黑白混血儿们在人际交往中受到白人和黑人的双重排斥。海尔格说:“黑人社会和白人社会一样,在家系认定方面既复杂又严格。”(Nella:65)不论海尔格是在南方还是北方,甚至国外,她发现自己在任何地方都是局外人和“他者”。当她生活在黑人中时,她渴望体验她灵魂中的白人那一面的生活;当她生活在白人中时,她又怀念与黑人在一起的生活。动荡不定的心理取向加剧了海尔格双重意识中的人格分裂,导致她难以和任何人长期和谐相处。
在《流沙》里,拉森揭示了黑白混血儿在种族越界后所产生的各种心理问题和引发的社会问题。无论是和黑人还是白人生活在一起,黑白混血儿始终处于难以兼顾的身份尴尬之中。黑白混血儿企图超越肤色界限的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由此可见,“种族越界者的悲惨命运宣布跨界者对种族话语反抗的失败……在看似反抗的越界行为中,在对白人身份的执著中,这一界线甚至被他们在无意中加固”(熊红萍:64)。种族越界中的混血儿试图通过自己的越界行为冲破黑人与白人的种族界限,但严酷的社会现实却证实了这种努力的徒劳性。种族界线不仅没有被越界者打破,而且越界者的种族意识反而被更加矛盾化、复杂化和创伤化。以分裂人格为表征的黑人双重意识是当时美国种族问题复杂性的集中体现,种族越界显示了混血儿在双重意识的挣扎中对人间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和追求,也表明了当种族矛盾趋于激化时小人物无力左右自己命运的可悲。黑白混血儿在双重意识中所形成的无形监狱不仅没有被种族越界而摧毁,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拉森通过对黑人混血儿双重意识的成因及其特殊表现形式的描写,揭示了20世纪初美国黑白混血儿在种族越界中的精神危机和身份窘境。
拉森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小说《越界》。她在这部小说里讲述了白肤混血儿“越界”到白人社会后所经历的各种文化冲突和精神磨难。黑人女青年克莱尔越界后和白人婶婶生活在一起,但由于经济原因她们在白人社区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克莱尔在白人学校读书时结识了一名同学——约翰·贝洛。约翰毕业后去南美洲发了大财,带回了大量的金子,后来又出任银行业的国际金融经纪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克莱尔利用自己的美貌和曾经的同学关系,很快和约翰建立了恋人关系,不久就闪电般地结婚了。但是,克莱尔没有主动把自己的真实身世告诉他,而他所知道的仅限于克莱尔是白人教徒格蕾丝和艾德娜的侄女。克莱尔通过和约翰的婚姻而跻身于纽约上流社会,地位从孤儿一下子上升到贵妇人,顺利“越界”进入白人上流社会。克莱尔的选择切断了她与以前的成长环境的所有联系。然而,约翰却是一名种族主义思想极为严重的白人。克莱尔对自己身份的隐瞒犹如在其生活中埋下了一枚定时炸弹,时常威胁着她的家庭和婚姻,使她生活在难以消解的焦虑之中。克莱尔害怕怀孕和生育。一旦生下来的孩子是黑肤色,她的越界就会彻底暴露。因此,在生育孩子时,她没有即将成为母亲的喜悦,而是非常担心自己生出的孩子不是白肤色。如果生出黑肤色的孩子,她的婚姻和家庭马上就会解体。在这样的心理焦虑和心理压力之下,克莱尔在自己的家里得不到家庭温暖。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加剧了其心理上的焦虑感。
拉森还描写了克莱尔的“反越界”行为,以此表明:黑白混血儿越界后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幸福,那么如意。实际上,克莱尔越界后,不得不面对丈夫约翰的精神折磨。约翰对黑人并没有多少实际的了解,他对黑人的看法取决于平时从报章杂志上获得的那些关于黑人的负面报道,觉得黑人是品行邪恶、烧杀掳掠的恶魔。在日常生活中约翰把黑人当做笑料,经常谈及诽谤黑人的话题。他的不良话语深深刺伤了有黑人血统的克莱尔的心。越界后的克莱尔又无法向丈夫坦承自己的黑人身份,因此,只好故作欢颜地接受丈夫的“黑鬼”昵称。对丈夫种族歧视话语的反感导致克莱尔在家里找不到归属感,因此,她总想到哈莱姆的黑人朋友那里去。只有在那里,她才听不到歧视或贬低黑人的话语。克莱尔把艾琳一家视为她与黑人文化相联系的桥梁和躲避白人种族主义话语的避风港。
拉森是把心理描写引入“种族越界”类小说的第一位黑人妇女作家,对哈莱姆文艺复兴的黑人小说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通过心理描写,拉森刻画了人物内心世界的惶恐、惊慌、痛苦、多疑和绝望, 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黑人女性在种族越界中所经历的艰难和磨难。黑白混血儿要越界去的多是富裕的白人社会,反映了他们要求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强烈愿望。“拉森通过越界主题描述了当时黑人与黑人冒充白人的生活, 表达了种族隔离制度对黑人生活带来的痛苦生活, 同时对冒充白人现象表示理解。”(梁媛,2010:126)黑白混血儿在种族越界中所遭遇的各种磨难表明,种族之间的隔阂和界限破坏了两个种族的正常交往,导致种族政治关系的失衡,把美国的民主和政治学说推到难以自圆其说的窘境。总而言之,拉森从艺术手法和文学主题两个方面把“种族越界”类黑人小说推向成熟,拓展了现代非裔美国小说的叙述空间。
5.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 1908—1960)
理查德·赖特是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最重要的非裔美国作家。他在美国南方长大,亲身经历了南方的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并把这种惨痛经历转化成文学作品。他杰出的文学成就获得了美国社会的公认,是非裔美国现代主义创作的代表性人物,被誉为现代非裔美国小说之父。阅读他的作品有助于了解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的种族关系。近年来,评论家们发现他的文学作品在心理描写和文体方面具有独特的风格。1960年他去世后,他的文学影响力开始下降,此后在美国文坛沉寂了30余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麦克·法贝尔和小亨利·路易斯·盖茨等评论家开始重新关注赖特作品的文学成就,克尼斯·肯纳门和杰瑞·沃德等学者致力于发掘和研究赖特作品的原稿和遗作。美国理查德·赖特研究会每年都会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赖特研究”的最新成果。2008年,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堪萨斯大学等校召开了纪念理查德·赖特100周年诞辰的研讨会。2009年,美国理查德·赖特研究会在犹他大学召开了以“赖特:人、作家,及其在美国和美国文学中的地位”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
赖特于1908年9月4日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纳齐兹的一个种植园里,母亲是学校老师,父亲是佃农。他出生后不久,就随父母搬家到了田纳西州的孟菲斯,随后父亲抛弃了赖特和母亲,与第三者同居。1914年,母亲埃拉生了重病,小赖特和弟弟被送进孤儿院。1916年母亲的病稍好一点,就把赖特和他的弟弟带到密西西比,与外婆玛格丽特·威尔森住在一起。外婆和姨妈的宗教狂热阻碍了赖特接受正常学校教育之路,但是没能扼杀他对读书的痴迷。15岁时,赖特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地狱半亩地的伏都教》(“The Voodoo of Hells HalfAcre”),这个短篇小说发表在当地的一家报纸《南方记录》(Southern Register)上。但是,很可惜,这个短篇小说失传了。
1927年赖特在孟菲斯待了一小段时间后就去了芝加哥,在邮局找到一份工作,利用下班时间阅读文学作品,尝试文学创作。后来在大萧条时期,他失去了在邮局的工作,被迫去领社会救济。1932年他加入美国共产党组织开办的约翰·里德俱乐部。1933年底,他加入美国共产党,为《党的述评》和《新群众》等进步刊物写了大量的无产阶级诗歌,并且还担任《每日工人》报哈莱姆特约通讯员。一年后,他开始疏远共产党,觉得党的负责人总是企图控制他的创作内容,妨碍他作为作家的自由。他与美国共产党机构和相关领导人不断发生冲突,美国共产党要求赖特在文学创作中严格按党的旨意办,要有组织纪律性,但是,赖特只想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真实感受去撰写文学作品,不愿使自己的文学作品成为任何党派的工具。1942年赖特与美国共产党彻底决裂。赖特虽然与美国共产党的关系格格不入,但是他从内心深处仍然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他认为共产主义的宗旨是正确的,但是执行共产主义宗旨的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宗派思想严重,个人权力欲过强,扼杀了作家的创作灵感和真理追求。
1937年,赖特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黑人创作蓝图》(“Blueprint for Negro Writing”),发表在杂志《新挑战》(New Challenge)的第一期。这篇文章是一个宣言书,表明非裔美国人的文学形式和主题内容不同于主宰文坛的资产阶级创作。他同时也划清了自己与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作家的区别;他认为哈莱姆作家是非裔美国人中向白人乞讨的外表端庄、拘谨的代表性人物。赖特呼吁非裔美国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现实与社会的思想,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使非裔美国作家最大限度获得创作灵感和表达黑人情感的自由。赖特在《汤姆叔叔的孩子们》(1938)里按这个创作蓝图构思自己的文学作品。这个故事集由4个中篇小说组成,故事都发生在种族歧视和种族冲突盛行的南方。这本书使赖特第一次在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jects Administration, WPA)举办的创作竞赛中获奖。不久,他还获得了古根海姆研究基金的资助。这为他专心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经济保障。
长篇小说《土生子》在1940年出版后,赖特的声名大振,全国许多高校和学术机构邀请他去办讲座。1942年他获得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颁发的斯平加恩奖,这是当时授给非裔美国人的最重要、最知名的成就奖。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剧本在舞台演出中也获得了成功,赖特本人在剧中扮演主人公别格·托马斯。在百老汇演出一段时间后,这个剧组还到全国各地巡演,在黑人剧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41年赖特的图片解说集《一千二百万黑人的声音:美国黑人的民间史》(Twelve Million Black Voices: A Folk History of the Negro in the United States)在纽约出版。1945年他的自传《黑孩子》(Black Boy)出版。赖特在自传中编撰了一个关于自己的神话,其内容与“白手起家”的美国神话几乎一致,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Autobiography)和道格拉斯的《生平叙事》有许多共同之处。《黑孩子》出版后不久,赖特移居巴黎。在法国,他结识了著名的存在主义作家琼保罗· 萨特(JeanPaul Sartre)、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和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在20世纪50年代,赖特游历了欧洲和非洲的许多地方。同时,他还出版了不少作品,如《局外人》(The Outsider, 1953)、《野性的假日》(Savage Holiday,1954)、《长梦》(The Long Dream, 1958)、《黑色的权力:在怜悯之地的反响记录》(Black Power: A Record of Reactions in a Land of Pathos, 1954)和《白人,听着!》(White Man,Listen!1957)。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转向俳句创作,追求心灵上的和谐自然之美。他于1960年11月28日在巴黎病逝,享年52岁。赖特去世后,其女儿、妻子和有关编辑着手整理其遗稿,陆续出版了一些遗作,如《今日的主》(Lawd Today, 1963)、《成人礼》(The Rites of Passage, 1994)和《父亲之法》(The Fathers Law, 2008)。
赖特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土生子》(1940)。欧文·豪尔宣称:“《土生子》一出现,美国文化就此永远改变了。”(Howe, “Black Boys and Native Sons”,41) 这部小说奠定了赖特作为20世纪主要作家的地位,《土生子》综合了城市现实主义、社会学理论和自然主义决定论,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非裔美国小说的创作。这部小说记叙了种族主义对非裔美国青年别格·托马斯身心的迫害和恶劣影响。赖特通过对别格心理的探索为研究种族压迫黑人造成的恶劣后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别格的心理问题来源于其所生活环境的种族主义宣传和种族压迫。他对白人充满了极度的愤怒和恐惧,把“白色”臆想为强大无比处处在生活中为难他的敌对力量。就像白人不把别格看成独立的个体一样,他也不能真正区分出白人的个体差异。在他眼里,所有的白人都是一样的,都令人恐惧并且不可信任。在对种族主义者的潜意识恐惧中,他误杀了白人姑娘玛丽·戴尔顿。他对杀人行为没有很强的犯罪感,反而感到异常的兴奋,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干出的反对白人之事。在其内心深处,他一直都想摧毁处处使他碰壁的白人社会。
《土生子》揭开了阻隔非裔美国文化与白人文化的黑色面纱,使白人第一次看到了面纱背后非裔美国人的恐惧、仇恨和暴力,目睹非裔美国人被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扭曲的心灵。赖特的创作不是要挑起种族战争或传播任何形式的恐怖思想,而是要揭示“坏黑人”是如何被种族主义社会制造出来的。赖特通过别格的律师麦克斯之口警告白人社会:“尊敬的法官先生,记住人们像没有面包会饿死一样,没有自我实现的机会,也会饿死人!为了自我实现的机会,他们也会杀人。”(Wright:355)《土生子》显示了对黑人人性的否定可能产生的可怕后果,警示美国社会要引以为戒。(Felgar, Student Companion to Richard Wright,54) 赖特认为白人社会应该更多地关注黑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地位的问题;否则,白人对黑人问题的漠视或对黑人的仇恨会导致像别格那样的人物出现,以破坏性的方式挑战整个美国的社会生态和政治制度。在警示美国社会的同时,赖特提出了自己的梦想:“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我梦想能生活在一个世界里,种族和地位是决定人生的最后因素。”(qtd.in Fabre, The World of Richard Wright,190)
1954年,赖特出版了一部以白人生活为题材的小说《野性的假日》。在赖特之前,保罗·邓巴、左拉·尼尔·赫斯顿、安·佩特里、契斯特·海姆斯、威廉·阿塔维、韦拉尔德·莫特利和弗兰克·耶尔比等非裔美国作家写了一些以白人为主人公的小说;在赖特之后,詹姆斯·鲍德温也写了一部讲述白人同性恋的小说《吉厄蕃尼的屋子》(Giovannis Room, 1956)。20世纪50年代中期,非裔美国人写白人题材虽然尚未形成传统,但众多非裔美国作家的尝试表明非裔美国作家的创作领域和视野正在发生变化。在1960年的一次记者采访中,赖特说:“我写白人时,选了一名白人商人的故事,目的是要揭示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qtd.Early:227)与鲍德温和其他尝试写白人题材的非裔美国作家一样,赖特想在题材上突破非裔美国作家的创作局限性,揭示一些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普遍性现象。他认为非裔美国作家不应单纯地蹲在美国文坛的角落,总是哀鸣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不幸。通过《野性的假日》,赖特向人们揭示了美国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现象:非裔美国人所遭遇的心理、道德、伦理等方面的问题,白人也在所难免。赖特以其广博的心理分析知识揭示富勒的犯罪动机源于俄狄浦斯情结;这个情结受挫后,当事人会产生强烈的仇母心理。赖特探讨人退休后可能产生的焦虑、抑郁、虐待等心理问题,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图解了俄狄浦斯情结,解析人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面临的巨大生存压力。他进一步揭示:人退休后可能产生巨大的失落感,出现躁狂、抑郁症状,退休人员埋藏在心里的依德(id)类东西会被激活并显现,既可能摧毁过度失落者,也可能伤及无辜,给社会带来危害。赖特半个世纪前在小说中揭示的人退休后可能出现的心理和精神问题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心理健康关注的焦点之一。
赖特在晚年对非裔美国青少年的成长问题极为关注,他在小说《成人礼》里所描写的故事并没有讲述传统意义上的成人礼,而是披露不合理社会制度是如何把品学兼优的非裔美国青少年推向犯罪道路的,指出种族偏见和种族隔阂是现代美国黑人问题的主要致因。赖特在这部小说里从心理学角度描写非裔美国青少年约翰尼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成人礼本是从孩提时代进入成人时代的标志。但是,由于美国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种族偏见,非裔美国少年约翰尼被迫离家出走,以加入黑帮和违法犯罪为代价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约翰尼从一个品行良好的青少年一步一步地走向社会的反面,堕落成抢劫犯。他所经历的惊惶、心理冲突和恐惧极限图解了非裔美国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的致因和过程。赖特在这个故事里所揭露的非裔美国青少年成长问题掀开了黑人问题的冰山一角。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的种族政策和非裔美国人的生存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越来越多的非裔美国人进入中产阶级阶层,越来越多的非裔美国人走上美国政治舞台,连现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非裔美国人。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黑人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非裔美国人失业率和青少年犯罪率在美国居高不下,非裔美国人贫困人口的比率远远高于白人。在黑人社区,单亲家庭超过60%;相当一部分非裔美国儿童寄养在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里。如何解决这些儿童的家庭归属感和心理认同感问题,仍然是美国社会所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如果不及时予以改变,培养出的就可能不是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而是一批批危害社会的生力军。1994年出版的《成人礼》虽然讲述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故事,但对现在非裔美国青少年成长问题的解决仍具有重大的警示作用和现实意义。
赖特在去世前的六周里,依然废寝忘食地从事长篇心理小说《父亲之法》(Fathers Law)的创作。令人惋惜的是,在小说即将结尾时,赖特(Julia Wright)撒手西去,留下文坛又一憾事。赖特的女儿茱丽娅·赖特(Julia Wright)曾说:“这部小说是发自我父亲心灵深处的力作。”[16]在她的编辑和整理下,这部小说在纪念赖特100周年诞辰的日子,即2008年才得以出版。小说探索了不同于赖特前期小说的主题,涉及父子关系、职责与亲情、潜意识与案件推理等方面的心理问题,揭示了赖特对犯罪问题和警探推理的新见解。该小说的面世引起学界对赖特作品的重新解读。鲁迪抓凶手的过程就像《俄狄浦斯情结》中俄狄浦斯查找杀父仇人一样。俄狄浦斯最后发现真正的杀父娶母的仇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而鲁迪最后要抓捕的杀人恶魔不是别人,而正是生活在自己身边的儿子。俄狄浦斯觉得自己是中了杀父娶母的魔咒;而鲁迪觉得抓捕儿子源于自己内心的犯罪潜意识。表面上抓的是犯罪的儿子,实际上抓的是其心灵中潜在的犯罪意识。鲁迪是赖特笔下黑人版的俄狄浦斯。虽然鲁迪的形象并不完美,其内心藏匿着犯罪潜意识,但他大公无私、疾恶如仇、坚持正义,在关键时刻甚至能大义灭亲。他与赖特其他作品中的警察形象完全不同,鲁迪显然不是《长梦》(The Long Dream, 1956)中的警察局局长坎特利、《土生子》中虐待黑人的警官们和短篇小说《火与云》(“Fire and Cloud”,1938)中的警察局长布鲁顿、《闪亮的晨星》(“The Shining Morning Star”,1938)中的县治安官等形象。鲁迪的秉公执法表明,非裔美国警官不会像白人警官袒护白人罪犯那样袒护黑人犯罪分子,他们是美国法律的忠实执行者。鲁迪的形象还表明黑人也具有管理国家和维护法律尊严的能力,这也预示了黑人参加国家管理和司法工作的合理性。赖特所追求的种族平等事业,随着美国社会法制和民主形势的大力改进,不断成为现实。越来越多的非裔美国人担任警察、法官、议员和国家领导人。前美国五星上将和国务卿鲍威尔、前国务卿赖斯和现任总统奥巴马的政绩再次表明非裔美国人不但是与美国白人平等的美国公民,而且也担任着美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赖特这部遗作《父亲之法》的整理出版有助于重新解读赖特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思路,修正国内外学界对赖特的一些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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