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武大郎们是怎样过日子的?

网上有一则流传颇广的段子，说：“一个矮个子青年，住着位于市中心的二层楼，依靠在市场卖面食的收入，娶得起漂亮妻子，还不用妻子上班。这不是梦，这事就发生在中国，青年名叫武大郎。”有人借此调侃，也有人真的以武大郎的例子来证明宋代的富庶——这当然是胡扯，因为武大郎只是虚构出来的文学形象，一个被设定为生活在北宋末年的寻常底层市民。问题应该反过来求证：假如宋朝确实有一个武大郎，他可能过上段子所形容的生活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当然需要评估出一名宋朝平民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成本。感谢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梳理出非常翔实的宋代物价与日常收入资料（如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先生的《宋代物价研究》），靠着这些资料，我们完全可以重建一份宋朝“武大郎”的生活账目，并大体上描述出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

宋朝平民的收入

说到宋朝人的经济收入，也许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官员俸禄。许多人都知道宋朝官员的工资高哇。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我大略计算了一下：宋代宰相的月俸为300贯，加上各种补贴，如“职钱”“禄粟”“薪炭钱”“刍粟”“傔人衣粮”以及职田租金等，加起来不会少于500贯，相当于年薪40万美元，这个水准跟美国总统的年薪差不多。知县的月俸为18贯，加上各类津贴，不会少于40贯，折算成人民币，月薪少说也有2万元，虽说不是很高，却也不算低。但我们要说的“武大郎”们并不是官员，显然不能以官员薪俸的标准来衡量宋代小市民的收入水平。

武大郎是一名在城市街巷叫卖炊饼（馒头）的小商贩。那么宋代的商人群体收入几何呢？建康府的“房廊之家，少者日掠钱三二十千，及开解库、店业之家，家计有数十万缗者，营运本钱动是万数”。大城市的富商，每日单房租的收入就有二三十贯，一年下来近万贯。南宋枣阳有一个叫作申师孟的职业经理人，“以善商贩著干声于江湖间。富室裴氏访求得之，相与欢甚，付以本钱十万缗，听其所为。居三年，获息一倍，往输之主家，又益三十万缗”。申师孟是个经商奇才，用10万贯的本钱，三年获利20万贯。

◎ 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的小商贩

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武大郎当然不可与这些大富商相提并论，我们要直接看宋朝小商贩的收入情况。南宋庆元初年，饶州小商贩鲁四公，在城里“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然安贫守分，未尝与邻里有一语致争”。饶州卖猪羊血羹的小商贩，日收入不到200文钱。吴中也有两名小商贩，“同以鬻鳝为业，日赢三百钱”，靠卖活黄鳝为生，每天收入约300文。比较有意思的是一个叫乐生的小贩，每日“得百钱即罢休，以其僦屋饮食之余，遨嬉于邸戏中。既归，又鼓笛以歌，日以为常”。每天赚够100文，便不再做生意，回家吹笛唱歌。可见一名宋朝小商贩的日收入一般在100文至300文之间。

工匠、佣工的日收入也维持差不多的水平。北宋中叶的“淮西达佣”，“翳茨为居，与物无竞，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钱，以给炊烹。或时得羡于常，则尽推赢易酒肉以归”。这名“达佣”每日出卖劳动力所得约100文钱，若多赚了十几、几十文，都尽买酒肉。宋朝官员雇请搬家的苦力，“日给雇钱人二百（文），往往远指程驿，务多得雇钱”，受雇的苦力往往还以路途遥远为由要求加价。崇宁年间，京师校书省雇请人抄书，“每月各人支钱三贯五百文，每日写字二千五百”，即每日工价约116文。南宋绍兴末年，舒州官营酒务“每日合用杂工壹拾贰名，每名日支工食钱贰佰伍拾文省，酒匠壹名日支工食三百文省”，酒务杂工的日工价为250文（省），酒匠为300文（省）。绍熙三年，潭州修筑城墙，“日须支工钱三百”。可知宋朝工人的日工价一般也为100文至300文。

其他职业的社会下层人日收入通常也有100文左右。樵夫：北宋张耒有一首诗描述了洛阳西部山民的生活水平：“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负薪人市得百钱，归守妻儿蒸斗粟。”每天卖柴所得为100文钱。渔夫：南宋袁说友亦有诗描写长江三峡渔民的穷日子：“春和夏炎网头坐，茫茫不觉秋冬过。卖鱼日不满百钱，妻儿三口穷相煎。”日收入不足100文。自耕农：有学者统计了宋代第四等户的收入：除去税费之后，每年余粮约有70石，假设粮食的市价为800文每石，年收入约为56000文，平均每日150文左右。甚至一名乞丐也是“每日求丐得百钱，仅能菜粥度日”。

看来每日100文的收入水平应该是宋代社会底层人日收入的基准线，高于这条基准线，基本上可以解决温饱；低于这条基准线，则有饥寒之虞。南宋时一位知县劝谕百姓的公告也可佐证我们的推断：“农工商贩之家，朝得百金，暮必尽用，博弈饮酒，以快一时，一有不继，立见饥冻。”因此，在阳谷县叫卖炊饼的武大郎，只要手脚勤快一点，每日至少赚100文钱是没有问题的。

宋朝平民的开支

每日100文钱的收入在宋朝可以过上什么水准的生活呢？这又需要来核算宋人的生活成本。南宋庆元年间一位士大夫说：“人之一身，每日所食不过米一升，终年所衣不过一两匹，若酒食杂费，岁计不过百千，此切身诚不可缺。”以他的生活标准来计算，一个人年均需要消费100贯，日均约270文钱。北宋司马光说：“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即每人日均消费50文。但这是中产阶层以上家庭的生活成本。生活在城市下层的宋朝“武大郎”们过日子显然不需要这么大的开销。

让我们先从维持基本温饱的最低生活成本说起。宋朝政府对贫民的救济标准一般都是每口人“日给钱二十”。程民生先生认为，这个“官方的救济标准，可以视为生活费用的底线”。一名成年人每日约需要口粮2升米，每年又需要一匹布作为衣料。北宋时，在市场上购买2升米约需16文钱，一匹布则需500文。算下来，每日20文钱恰好可以维持一个人的基本温饱。换言之，一名日收入100文左右的城市下层人，大约可以养活一个五口之家——但日子无疑会过得非常艰难。

如果想过上稍有些尊严与体面的生活，除了吃饱穿暖，每日还要一点肉菜吧？南宋宝祐年间，建康府“实济局”（福利院）的“盐菜钱”每日每口人约30文钱（剔掉了通胀因素）。按这个标准，一个成年人每日的副食费用大概需要30文。(www.xing528.com)

还需要一间可以栖身的房子吧？要知道，《水浒传》中的武大郎可是住着一栋临街二层小楼。不过，看小说所描述，“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搬来这阳谷县紫石街赁房居住，每日仍旧挑卖炊饼。此日，正在县前做买卖。”这栋楼房是租赁的，并非武大郎的产业。宋代城市中，租房居住的情况非常普遍，房租有高有低，在开德府，“每间赁钱有一百至二百文足，多是上等有力之家。其后街小巷闲慢房屋，多是下户些小物业，每间只赁得三文或五文”。日均三五文钱的租金应该是相当便宜的。在开封府，政府“楼店务”管理的公租房，房价每日也不过15文上下，这个租金水平是城市下层人可以承受的。阳谷县这种小地方的房租肯定要低于京师，即使是临街楼房，租金也不可能高于京城的寻常房屋。

像武大郎这样的二口之家，如果想在宋朝城市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每日成本大致如下：口粮与衣料费用40文；肉菜副食费用60文；房租15文；杂费若干。合计约150文。如果武大郎每日卖馒头能够赚150文，就完全租得起二层小楼，养活老婆。如果每日赚100文，也足以养家糊口，只是日子会过得拮据一点。如果每天赚300文，小日子就可以过得比较舒服了——根据宋代小商贩的收入情况，每天赚100～300文都是有可能的。

◎ 绣像本《水浒传》上的武大郎插图

这么看来，网络段子所说的“一个矮个子青年，住着位于市中心的二层楼，依靠在市场卖面食的收入，娶得起漂亮妻子，还不用妻子上班”，并不是传说，而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历史情景。凭借卖面食发家致富也有极可能，来看一个例子：“湖州城南市民许六者，本以货饼饵蓼糤为生，人呼曰‘许糖饼’。获利日给，稍有宽余，因出子本钱于里闾之急缺者，取息比他处稍多，家业渐进。”这位许六，便是一名武大郎式的宋朝市井小人物。

宋明平民生活水平的对比

如果将宋代的平民生活水平拿来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晚明比较一下，我们还会发现宋人比明人更富庶。

宋神宗年间，国家每年的商税总收入（含过税与住税）以800万贯为酌中之数，宋政府一般按2%的过税率与3%的住税率征收商税，将商税总收入除以商税率，可以粗略推算出北宋后期一年的商品营业总额约为1.6亿贯（商户逃税漏税与政府重敛的因素均忽略不计）。晚明呢？万历年间，明政府一年收到的过税与住税约有80万两白银，明朝对于商税一般是“三十税一”，即3.3%的税率，可以推算出晚明时期一年的商品营业总额约为2500万两（同样忽略了商户逃税漏税与政府重敛的因素）。明代的钱银比价一般为一两银子兑换500到1000文钱，就按1000文计算吧，2500万两银约等于2500万贯钱，规模不及宋代的六分之一。

再来看平民收入。前面说了，一名生活在宋代的下层平民，不管是做点小生意，还是当佣工，日收入通常在100～300文钱之间。那么一名晚明平民的收入又是多少呢？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胡铁球先生通过对明代工人日收入的研究，发现：“自嘉靖到崇祯，各地刻工的工价皆为日银3分，终明一代不变。舵工的工价，隆庆时的福建和天启时的南京皆为日银4分。募兵，嘉靖、万历时期皆为日银3分。运夫的工价，万历中期的四川、湖广、贵州、蓟州与崇祯时的江阴皆为日银3分，其他各类工种皆有类似的现象。”

看来，如果说宋代底层人日收入的基准线是100文钱，明代底层人日收入的基准线就是3分，即0.03两银子。按一两银子兑1000文钱的比价，0.03两银子约等于30文钱。宋人的收入水平是明人的三倍。不过，明代物价极为低廉，一名成年人得以糊口的成本大概为日银1分（可购买大米2升）。如果按维持温饱的最低成本计，明人每日3分银的收入可以养活三口人；宋人日收入100文则可以养活五口人。论日收入的购买力，还是宋人略高于明人。

每日100文的收入水平，如果放在明代后期，可以让一个五口之家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学者的研究表明：明清之际，江南人家一年的生活开销也就30多两银子光景（约30多贯钱）。显然，宋代的物价普遍高于明代——特别是明初几十年间，物价尤其低廉，粮价跌至约300文每石，仅为南宋粮价的四分之一。物价低一定是好事情吗？从表面上看，物价下降，意味着生活成本降低了，似乎是好事情。但实际上，粮价跌幅如此巨大，十分反常。若非经济发生大衰退，在经济学上是无法解释的。

通过对宋明经济统计数据的对比，我们可以揭示出一个确凿的事实：明朝（特别是明前期）是一个“低收入+低消费”的时代，市场经济之规模非常有限；宋朝是“高收入+高消费”的时代，市场经济之规模远远大于明代。

历史地看，“低收入+低消费”正是中古社会的特征，“高收入+高消费”则是近代化展开的特征。从宋代的“高收入+高消费”转入明前期的“低收入+低消费”，历史发生了一次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