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自由主义的发展
对立的保守主义态度发生转变，很快在自由主义方面产生了影响。甚至在科布登这一代人中，已经开始看到内部危机的迹象。与他同时的曼彻斯特学派，并不是对所有的社会立法都抱着强烈的敌意。经济学家开始对经济的进步进行估计，这一进步是工人阶级较高的生活水平带来的自然结果。如果说还有许多工厂主继续强调高额生产成本有损害英国工业优势的危险，麦考利却明确地反驳了他们，他宣称，以人民的悲惨为代价购得的优势是不值得保留的。“如果必须放弃在制造业国家中处于第一的地位，”他还说，“我们不会把它留给一个堕落的种族，而是一个在身体与思想上都强于我们的民族。”同时，出现了工人阶级联合的观念，这远不像科布登坚称的，代表着垄断与专制的精神，而是具有双重的自由特征，因为这种联合体是由工人阶级自发自由形成的，也因为它们的目的是使雇主与工人之间的条件趋于平等，使竞争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随着对结社权的承认，自由的个人主义从其无政府主义和原子式的第一阶段中产生，并进入较高的有机体阶段；通过这种方式，它支持工业的发展，使最初孤立分散的商业发展成今天集中的商业，以至于资本与劳工得到集中，并使其力量结合到一起。
国家的工作，也开始超越于单纯的否定与障碍之外。如果国家可以通过有关工厂的立法限制雇主的自由，它也就可以通过商业政策，打开新的贸易市场，并通过为生产保证销路的方式扩展贸易，而生产不再为供给所调节，而是预期之，诱发之，要求调节之。
曼彻斯特学派对国家的敌意，表达着工业的需要还仅有微弱的发展，竞争仅仅是内部和国内的现象。大规模工业产生国际性的竞争，不是靠孤立的工厂主进行，而是靠国家，作为对整个国家生产率的表达与促进。事实上，理查德·科布登就曾作为英国的代表，在1860年参加了一次著名的与法国商业条约的商定。但是从另一角度说，也正是民主的态度，与国家干涉的政策，使其限制在自由主义之内。教育事业不能依赖于私人的慈善；巨大的公共工程，银行、航运公司、铁路及所有具公共服务功能的事业，不仅必须进行，还至少该由国家指导、控制和促进。甚至私人的财产，也不是与社区毫无关涉。曼彻斯特学派曾满足于对农业保护政策的废除，却对贵族的封建特权未加触动。但是，随着工业主义的进步，养活不断增加密度的城市人口的必要性，迫使它进一步把注意力放在新的统治阶级上。土地贵族对这个问题袖手旁观；它不认为自己该受指责，因为谷物法的废除与外国粮食的进入，谷物的种植不再有利可图，迫使他们使土地抛荒，或是转成牧场、园林与猎场。可在其竞争者眼里，这也是土地垄断的主要罪恶之一，令新的自由主义者与民主派感到厌恶。
在其最后岁月，科布登承认，在他所颁布的反对土地所有者的政令中，他从来就不能做到彻底的激进主义者。他说，如果他还年轻，会采取亚当·斯密的方案，追求土地的自由贸易，这也便是将地产从贵族与封建主义的奴役中完全解放出来。
但是，科布登力所不及的，他的追随者做到了。他们中的一部分，将激进主义推进到建议没收租金和土地国有化的地步，另一些更为温和，是试图增加农民的成功与独立，鼓励劳动者占有适宜耕作的小块土地。格莱斯顿试图实行两个更为稳健的建议，其一与爱尔兰农民有关，第二个则纳入他的1885年选举计划之中。但即是这种重新分配，也要求国家干涉力量的进一步介入。
这种自由主义的民主化倾向，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中以重要的方式真正表达出来。他是詹姆斯·穆勒的儿子，受到边沁学派及其追随者刻板的训练；但是他不久就意识到他的老师们的局限。他与柯尔律治的追随者莫里斯与斯特灵的友谊，以及与后来的卡莱尔的友谊，对德·托克维尔的研究与圣西门的影响，都逐渐扩大了他的精神视野，直到最初固执的个人主义吸收了民主制与社会主义的理想。［29］但是，尽管受到新社会观点的吸引，对专制的恐惧，使他远离这种与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政府的联系不少于与古老集权君主制联系的危险。
在专制政府之下，国家成为一个整体，而构成这整体的个人对自己的命运不能产生任何影响。外在于他们的意愿决定他们的一切，拒绝服从就是犯罪。在这样的制度下，将生成什么样的人？一个人对自己的国家不再有义务，其充分的理由就是他在国家中失去了自身的利益。在专制主义下，最多只有一个爱国者，就是专制者本人。所有其他旺盛的精力，都被迫将活动范围从公共利益领域转移，投入到私人的事务、奢侈与对生活的点缀上。但是，这意味着人民作为整体，面临着衰败的打击，闲散平静的状态取代了自由统治时期不安与本质性运动的特性。有两种代表对立制度的人——消极的人与积极的人，而我们倾向于同情前者。我们也许会称赞精力旺盛的特性，而和平的从属特性却更为大多数人所喜爱——尽管人类事务的所有进步都是积极的、不静止也不满足的特性的成果。改善人类生活的力量，就是与自然趋势作斗争的力量，而不是屈服于自然的力量。个性就是思想对自然的胜利，因此也就是所有进步的源泉。
个性意味着自由。自由主义的价值，就是在其统治之下，政府不能将个人的精神抛在一边，不能在自身得不到改善的情况下改善其条件。如果人民能得到无为的统治，只要人民能在外国军队面前保持独立，这个政府就能存在。为邪恶而邪恶，在一个文明发展的国家，好的专制主义比坏的更令人忧虑，因为它对个人的思想、感情与精力，有更大的松弛与削弱作用。［30］
民主政府提供的政治环境，更有利于积极而精力旺盛的个性的形成。在这里与在许多独立的发展中心一样，存在的都是个人；在这里，人们学着体会到他自己是公众的组成部分，并将普遍的利益与其自身的利益相统一。但是民主政体也带来两种危险，只有警惕的自由态度可以有效地加以抵制。第一种是政治上的危险，包括这样的事实，即公民作为整体可能受到来自多数专制的压迫，这是一个虚构的多数，经常被某一阶级的利益所支配，或者更糟的是，为少数蛊惑人心的政客所支配。为抵制这种危险，自由主义必须发展包含在代表制与议会制政府之中的所有防御。首先，它必须通过黑尔阐述过的比例制度，来限制民主政体中普遍选举权的作用，保证少数人也有代表，也能表达他们的呼声。建立第二议院也是必要的，它不像上议院一样，是世袭的和存在特权的，而是由最有技能与才智的人组成，作为较低的选举议会，起平衡作用。最后，要赋予地方议会以重要功能，决定地方上的重要问题，并促进统治阶级的从政能力。［31］
不那么明显却更为有害的，是社会本身的专制。其武器不是政治性的法律，而是传统、风俗、常规与公共舆论。这是对早期民主的一种成见，当时的统治阶级与人民是一致的，国家的利益也就是每个人的利益，个人不需要更多的保护，因为没有人有必要担心被他自己压迫。但是现在可以发现，这样的说法并不能表达事实。行使权力的人民，并不就是受权力统治的人民，所谓自治也不是每个人管理他自己，而是被其他的人所管理。社会不需要政治权力与行政功能好使自己成为专制，它在教育、宗教一致性、联盟与报纸中就存在着专制的手段。在以前，不同的社会阶层、贸易与专业都存在于各自的世界；而现代，这一切都存在于相同的世界。人们读同样的事情，听同样的事情，生活在同样的地方，希望与恐惧着同样的事物；他们有同样的权利，同样的自由，以及坚持它的同样方法。因此，民主政体总是在降低人们的水准，并把他们降为相同的凡庸、无个性特征的集合性专制，削弱所有卓越，磨平所有天才，窒息所有活生生的声音。这是个性与人类进步的最大危险，这是一种没有法律防护措施和没有经济预见力能对其加以阻碍的危险。除了良知本身之外，没有什么可以从这种专制中逃脱，正是良知要求着个性的权利，并在面对各种事情时坚持这种权利，不论在什么地方，在涉及自我不可侵犯的领域中反抗社会的专制。社会的奴役，只能通过道德自由来反抗。但是，为决定这种较高的自由，经验主义者穆勒要求一种他并不拥有的思辨礼物。他停留在起点，除去预感和应允便一无所有；如果他更进一步，可能就会拿他的实体自由去交换阴影——那不过是种奇怪的东西而已。［32］
黑格尔学派的思想家托马斯·希尔·格林，遵循着另一条结合自由主义与民主政体的思想道路。他的文章《论契约自由》写于1880年，包括对全部社会问题的正面攻击，而这对英国自由主义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www.xing528.com)
格林说，人家告诉我们，工人必须保有在劳工契约中决定自己条件的权利。如果法律保护他，这种契约就是对他的自由的破坏并使其地位下降，这就是科布登那一代人自由的位置。但是我们的时代为我们呈现出了新问题，如果没有契约自由的干涉，这种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
格林说，我们仍然继承着父辈热爱自由的精神，但是正是因此，我们被迫离开其字面意义。什么是自由？我们不能将其理解为仅仅是没有约束，更不能认为一个人可以在牺牲他人的前提下享有自由。当我们把自由作为有高度价值的东西时，意指一种确定的力量，或做某种事情的能力，或享受某种值得去做或值得去享受的东西，也是我们与他人共同去做或共同去享受的东西。当我们用自由的成长衡量社会的进步，我们是通过所有这些构成社会福利的力量之不断发展来衡量它的。但是，除去束缚并不是对真正自由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像原始人一样随心所欲；可是，我们并不认为原始人真正自由，因为他的自由不是强有力的而是虚弱的，他不是人的奴隶，但却是大自然的奴隶。甚至在古代文明中，特权阶级非凡的全盛期也伴随并规定以大量的奴隶制，因此，古代的自由是短暂的，因为这是不公正的和特殊的。
如果这就是自由的真正概念——虽然不够正式而具否定性，但却是实质性的，则契约自由必须被认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没有人拥有以与自由相抵触的方式为所欲为的权利。只有在社会保障财产时才能拥有财产，而这种保障，建立在限制和控制个人行动的公共利益基础之上。因此，一个人不能成为另一人的财产。使一个人成为另一人奴隶的契约，在我们看来是不具约束力的，无效的。这是契约自由的局限，而所有的人都认这一契约是公平的。但是，难道不存在这样的契约，它意味着同样的事情，较少明显的确定性，却不缺少真实性？让我们先认定契约与劳动有关。正如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劳动是一种商品，与其他商品一样是可以买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事实。但是，它却是一种与人性有密切关系的特殊商品。因此，社会有权限制出卖劳动的契约自由。同样的认识，也可以应用到教育、健康等等事情上。如果坚决主张摆脱个人的利益或慈善，而在无限制的契约自由中发挥作用，这些要求能自发满足吗？答案是简单的：听任这样做，使一种偶发性的慈善起作用，人口数量将会越来越下降。因此，国家的干涉是不可避免的。［33］
格林攻击的另一个问题是天赋人权。边沁曾经试图否定天赋人权的存在，以私利原则取而代之；但是奥斯丁等等追随他的法理学家，再一次从私利公式推导出个人主义和原始权利的观念；而在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主义的理论中，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对立最终得以用十八世纪自由法则论的术语来表达。对格林来说，天赋人权的观念在对抗国家专制时，代表着自治精神的要求，有其不可毁灭的基础。但是，暗示存在自然权利阶段的这种“权利先于国家存在”的幼稚想法是错误的；权利只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并只出现在人与人之间，从伦理学的意义上说，只存在着法律关系。为天赋人权辩护的人认为，天赋人权作为目标，总归是社会自身固有的，是社会生活的工作所要实现的理想。格林认为，这种观念，并不与现代伦理表述的信条相矛盾；其伦理学的特点并不在于其直接促进或生成物质，而在于它对生活环境的促进，这使道德的存在成为可能。因此，格林接受了黑格尔自由在国家中实现自我的观点，但是附加了一个限定条件：个人自由只有在被国家承认时才成为自由。［34］
这种自由主义向国家干涉计划的转变，并不是没有遇到以曼彻斯特旧精神为名的反对。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有什么区别？斯宾塞在1884年问道。如果后者放弃契约自由和自愿合作——这正是它与建立于强迫性军事组织基础之上的典型社会的区别——它也就成为一种保守主义。确实，它比旧的保守制度更具危险性，因为新的国家崇拜通过其民主的特点，暗示着一种普遍的奴隶制，不是具有军事性特点，而是具有官僚主义特点；不是出于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的利益，而是出自无个性特征的抽象的利益。自由主义纵有现代倾向，而它不可避免的未来就是社会主义奴隶制。
但是返回已经不可能了。难道边沁的自由主义，不也是权威而民主的，因而也是不自由的吗？而我们拥有恢复个人主义自由生活的新方法，这就是达尔文主义理论，这种理论源自生物学领域，其中就没有影响竞争与自然选择原则之经济偶发事件的位置。［35］
但这些原则是否适用于精神世界？敏锐的作家蒙塔古追问。自由竞争将使强者得到加强，而使弱者变得无助，可最弱的并不一定是最坏的，确实，与自然界发生的相比，人类社会中的弱者并不从斗争中消失，而是继续形成社会的重负。我们不谴责他们对社会其他部分有害的堕落，而是帮助他们提高自己，这样作不是更好吗？他又说，自助的原则，仅仅满足我们的动物本能：饥饿、淫欲与虚荣心都强到足以为其满足作准备。但是社会生活的情况却与此不同。在这里，不干涉主义与供求原则都不敷使用。人们忘记了一点，这就是，任何好的商业供应不是与我们真正的需求成比例，而是与我们对自己需求的意识成比例。人越是无知，越少受教育的要求，他就越是不讲究，越能满足于庸俗的状态。在社会领域中，相互帮助与保护的原则发挥着更大的作用，社会由自由与高压统治明智的混乱所组成，社会当其为实现最高目标而组成时才最自由。
蒙塔古补充道，人们谈到个性，好像这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的东西，与社会生活不存在任何关系。但是，通过仔细的观察，我们可以问，我们个人的相貌，个人的目光，个人的言辞，个人的思想，都是我们自己独立的创造吗？在个人中什么才是真正的个性？
说到底，个性与普遍性仅仅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反映杰出个人道德的与众不同的素质是什么？是一种导致以自我为中心的专断素质？还是导致自我克制的素质？还是这两种素质的结合？其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由？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纪律？它究竟是与传统、还是与批判有更多的联系？
经验表明，最强大最完善的个性，出现在最文明最进步的社会。我们听说，事实上当社会变得强大时个性会变得软弱，人下降到完全划一的水平。更为真实的是，在社会化生活中，个性并不是脱离社会存在，而是向自我退回，变得更不易发现。在多样化与形象化的中世纪外表之下，敏锐的目光可以发现普遍的单一性。农民、市民与骑士的服装与行为举止比他们内在的生活有更大的区别；可能上述三个阶级都不识字，都未出门旅行。现代人从外表看来更加相似，而一位玄学家、一位生物学家、一位诗人与一位历史学家，比为刻板的阶级障碍分隔的四名原始人，有着更大的区别。然而，我们存在着变成机器的危险，这也是事实；我们的危险特别来自于所获得的非同异常的利益。我们现在之所以如此缺少真正的伟大人物，不是因为社会组织得如此不好，以至于使个人缺少自由，而是因为社会是为了钱而不是为了任何其他目的才组织起来的。
这种对社会价值的断言，被蒙塔古推向谴责个人从社会中分离的改革的高度。这同时也是对国家价值的断言，他把国家归于最广泛意义上的教育功能，以及对强大的、判然区分的公民个性的称赞。［3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